不过，它虽是出版业的旗舰企业，在文化出版界地位极高，但图书业利润平平，不是财源滚滚的工商、金融公司。在其最盛时，资本为150万元，跟荣氏集团的过亿资本无法比拟。而且荣氏家族控有多数股份，而商务印书馆股东很多，董事会由选举产生，没有谁占大头。
1903年入股并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张元济是位文献学家和出版家，却不是资本家；他的收入来自薪金和分红，虽然不算低，但离被绑票的“规格”还远得很。
因此，张元济被绑，演出了上海滩层出不穷的绑票案里的一幕喜剧。
1927年10月17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张宅门前停下，车上闪下5条黑影，凶神恶煞般猛砸大门，然后用枪把开门的佣人逼进门房，咚咚咚直闯进张家二楼饭厅。
60岁的张元济正和妻子、儿子和侄儿一起吃饭，忽见几条大汉气势汹汹闯入，站起正要问话，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指着他叫道：“就是这一个！”于是众大汉一把架起张元济，在张氏家人极端惊恐的注视中连拖带拽劫持下楼，塞进门口汽车里绝尘而去。
张元济被绑票，立即轰动上海，大小报纸、包括日本报纸都登出消息。张家当即到租界巡捕房报案，可就在张元济被绑的同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了上海盐业银行总经理倪远甫和宁波巨绅薛顺生被绑两起大案，疲于奔命的租界警方对张案毫无热情和精力。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只能与绑匪联系商谈。
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收到张元济的信后，又接到两次绑匪电话，催问钱备齐没有。张家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就提出谈判。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谈判地，叶、李二匪似乎知道绑的不是大鱼，就把赎款又降到15万元；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张家负担能力，一再请求再减，谈判陷进了僵局。
被囚的张元济绑匪命四人看守，其中二人一老一少，老的似乎有病，咳嗽不止。张元济被安排睡一张破床，而看守者睡地上，在深秋夜间只能相偎取暖。
张元济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干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定所获甚丰吧？看守老头叹道，这事又缺德又提心吊胆，可钱到我们手上又能有几个呢？要不是没有别的活路，谁愿干这个啊，在家里都是说在外做小生意呢！张元济观察着他，关心地说你身体象有病，该看医生啊。老人更加叹气，说穷人哪有看医生的钱，拖一天是一天，死了拉倒。
张元济对他十分同情，就说：“我粗通些医道，给你开副药吃吃试试吧。”说着拿起绑匪要求他写信的纸笔，写下一个药方交给老头。老头双手颤抖着接过，眼角泛出泪光。
其他看守都对张元济产生了崇敬，也谈起自己身世，都是讨饭出身、失业已久之苦命人。张元济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劝他们一有正路还是赶快洗手，他们连连称是。在这期间，看守发现张元济里面的绒线衣上有个洞，这哪是富人的样子，觉得头领这次是真的绑错人了，对张元济的好感中又多了愧疚。
10月21日，叶、李二人又手持张元济亲笔信与张家谈判。信中说在被囚期颇受优待，不必担忧；现在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筹齐。
绑匪实在想不到这回绑的竟是这么个“阔佬”，虽然那么大名气，却居然2万元依然凑不齐！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只筹到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解囊相助，好不容易也凑了5000元，合计1万，离绑匪开的价还差一半！
张元济的侄儿将这1万元钱交给叶匪，恳求就此赎票。为绑错人而懊恼不已的绑匪看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了，就于10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在虎口度过6天之后，张元济获得了自由。临走之时，看守他的人依依不舍，紧握着张元济的手对他说：“等我们改邪归正之后，再来见您老！”
张元济对自己这段经历啼笑皆非，被绑期间写给好友高梦旦的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
由开价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5万元，然后降到2万元，最后以1万元安全赎出，对于绑匪来说，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也是绑票案中的罕例；而被绑票期间，“肉票”居然与匪帮看守结下了友谊，对他们进行了感化，这番情景更是少有。所以说，文化名人张元济被绑是绑票案中的“喜剧”。
四
看过了荣德生的“正剧”和张元济的“喜剧”，现在该来看看绑票案中的悲剧——1940年，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化工大王”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1893年生于上海的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他出身商贸世家。少年的方液仙酷爱化学，对化学工业尤其感兴趣。1912年，20岁的方液仙拿着母亲给的1万元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
创业之初的方液仙有过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期，连续几年，他的产品虽质量优良，却总打不开销路，曾对朋友抱怨：“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到1919年，借助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的东风，不到两年时间扭亏为盈；此期间他又得到四叔方季杨的大额投资，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923年，方液仙推出中国最早的国产牙膏“三星”牌牙膏，这种牙膏的口感、香味和使用效果都极佳，且只售2角一支，比7角一支的美国“丝带”牌牙膏便宜许多，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民国时一个著名的民族品牌。1949年后中国牙膏生产基地、著名的上海牙膏厂，前身就是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牙膏生产部门。
方液仙经营出的民族化工品牌还有“剪刀”牌肥皂、“三星”牌蚊香和“观音粉”、“味生”两个牌子的味精，这些产品都行销一时，不但国内同行无法争锋，还把日本和欧美的同类洋货都挤出了市场。
方液仙生意越做越旺，1931年到1940年，中国化学工业社收益年胜一年，号称“十年全盛”；到1940年，他身兼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负责职务，不仅在上海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全国都大名鼎鼎。
方液仙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在化学工业社厂区办起伤兵医院，支持十九路军；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他再次出资创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专家为伤兵诊疗。
1940年的上海，华界处在日本占领和汪伪政府统治下。方液仙便成了日本极力拉拢的工商界名人，日本多次游说方液仙，要以极优惠条件和他“合作经营”，被他拒绝；汪伪政府也希望他加盟，陈公博派人劝说他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长，方液仙说：“我是开厂做生意的，不懂政治，只会经商，当不来大官。”不但不从，反而劝告来人不要与汉奸同流合污。
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经济上又富甲一方，这两个条件正好是一个邪恶力量的绑票对象——这个邪恶力量就是汪伪特务组织。
汪伪政府在南京，其特务总部却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这个简称为“76号”的地方是出名的魔窟。76号大头目是李士群，他手下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向他进言，说方液仙是如何如何有钱，且他不和日本合作，正好可将其绑来，以此为罪名狠狠敲一笔。李士群深感可行，一番策划，方液仙的没顶之灾就要来临。
方液仙本来就树大招风，又以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出名，亲友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的妻子钱彬英就劝过他出国。方液仙认为反正我只做生意，其他不问，日本人也不敢将我怎样。他没想到，日本人倒未必要他的命，他的76号内的“同胞”却在对他的财产垂涎不已，绑票魔爪就要伸到他头上。
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接到一个熟人电话，说有南洋来的一位巨商要和他洽谈生意，于是双方约好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早上，方液仙如约出门，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就是76号设下的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汽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汽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七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知道碰上了绑匪，狂呼“有人绑票！”；绑匪拿枪顶住他，勒令不得出声。方液仙不管不顾，拼死呼喊。绑匪慌了手脚，一枪打在他小腹上，方液仙重伤昏死。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驶而去。
方家焦虑万分，四处报警。面对如此猖獗的绑匪，星加坡路一时风声鹤唳。警方多方打探，没有一丝线索；方家苦等绑匪来电来信联系赎人，也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人们不解于绑匪为何在绑票成功后不联系其家属勒索钱财，哪能想到这回绑匪是76号的特务组织；他们绑票同样是为了钱，可方液仙落入他们之手以后，因坚决不合作，不几天就被折磨而死！
绑走方液仙后，看到租界巡捕追来，绑匪没敢直接把车开到76号，怕跟接到报警的租界巡捕房警车迎头而遇，他们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后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肉票”到手，吴世宝欣喜若狂，当晚赶回76号，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然后，吴世宝露出绑匪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
不料方液仙根本不吃这一套，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这伙人就是匪徒！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脑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
“肉票”已死，李士群严命不得承认绑架方液仙一事。
久等绑匪联系而不得音讯的方家乱成一团。方液仙的妻子钱彬英没有想到此案出自特务之手，只连连朝黑道打听，还专门找了黑社会头号人物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
消息最终从一个叫李祖莱的人那里透露出来。李祖莱是杜月笙门生，又是汉奸特务组织成员，他还是吴世宝妻子佘爱珍的情人！钱彬英本是托他在黑社会中打听，他却从佘爱珍处无意中知道了方液仙在76号，立即通知了钱彬英。
钱彬英一听事关76号，不敢怠慢，赶紧开出几张汇丰银行的巨额支票，亲自赶到76号头目李士群家中，开门见山说我家先生被你们抓起来了，请帮忙放人。李士群故作惊讶，又“愤怒”地质问钱彬英从哪里听来的谣言。钱彬英不在话上和他多缠，递上巨额支票，只说烦劳帮忙。
李士群明知方液仙已被手下杀害，却照样心安理得收下这一大笔钱，说“帮忙调查”；付出了钱的钱彬英还是见不到丈夫，再求李祖莱，李祖莱已从佘爱珍处知道方液仙已死在吴世宝手上，不好直说，只叫钱彬英去找吴世宝设法。
于是，黑心的吴世宝杀害方液仙之后，又堂而皇之从方妻手中收下一大笔钱，以“好心的帮忙者”的身份去“调查”方液仙身在何方。最后，他让李祖莱转告钱彬英，说他经过“多方调查”，总算知道方液仙已经死了，谁人所为“探查不清”，方液仙尸体在万国殡仪馆。
方家付出一二十万的巨款，所得只是方液仙一具冰冷的尸体。绑架杀害方液仙的汉奸特务，在方液仙死后照样向焦心如焚只求人票平安的方家收索大笔金钱。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就是专干绑票案的惯匪也做不出。按绑票团伙的规矩，得了赎金，立即放人，荣德生案和张元济案都是这样。这是为了绑匪的“信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不管出不出钱，“肉票”都是死，就不会按勒索交钱，只会报警严缉绑匪了，这只会断了绑匪的财路。
76号贪婪而毒辣的汉奸特务们却没有任何“规矩”。每一起绑票案本都是悲剧，但象方液仙之死这样的，是悲剧中的悲剧。
方液仙惨遭杀害后，中国化学工业社为了业务正常进行，对外密而不宣，仍以方液仙名义经营。但真相终究大白，上海企业界愤慨万分。不久，日本二战时官方重要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来上海做拉拢企业界人士的工作，企业家们找到了控诉出口，纷纷表示，和李士群、吴世宝这样毫无人性之徒怎可合作？日本人搞清方液仙案后，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些特务因私人贪欲而为他们的侵略起了反作用，又见李士群等势力越来越大，有养虎成患之忧。
于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胆敢抢劫日本银行的吴世宝先被日方毒死；到1943年，时任江苏省伪省长的李士群在百般防范下，还是被日本设计以一个饼干毒杀……
浪奔，浪流，滔滔黄浦江奔涌不休，带走多少上海往事。猖獗的“绑票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重读这一页风云，只会增加我们对良知、正义、秩序和法治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