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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山后，他们就没有了这份闲情逸致。通往佛光寺的山路太难走了，崎岖不平的小路沿着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深崖，有时候，连毛驴都害怕得腿颤抖着不肯前行。他们只好卸下行李，拉着毛驴慢慢行进。就这样走了两天，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豆村。佛光寺矗立在豆村的一片高坡上，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苍劲的轮廓。思成、徽因一行兴奋得心怦怦直跳：我佛慈悲，真的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只看那巨大、坚固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深远的屋檐，他们就可以下这样的结论。
佛光寺坐东朝西，南、北、东三面群峰环抱，西面地势阔而豁朗，整座寺庙显得气势不凡。进得山门，前后有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很宽阔，殿、堂、楼、阁、窑、房、厩、舍井然有序。佛教以东为上，后院的东大殿是正殿。正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柱、额、斗拱、门窗、墙壁均未施油漆彩绘，而用土朱涂刷，看上去素洁古朴。
东大殿宽敞的佛龛上，共有３５尊塑像，看上去像是一座仙林。其中的五尊主佛是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普贤燕萨、文殊菩萨。主佛的四周，佛像环侍。大殿的两侧和后侧，分列着５００罗汉的塑像。
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在佛龛左边，还有一尊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人坐像。庙里的僧人告诉他们，这是篡们的武后的塑像。兴奋而疲惫的一行人，就在寺院里住了下来，开始了对佛光寺的考察测量。
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一一看过，一切都显示出了晚唐建筑的特征。殿堂的墙上过去一定有很多壁画，他们推测，这可能是除敦煌之外，中国国内仅存的唐代壁画。
木构建筑最重要的部分是房屋的顶部结构，思成和助手们爬上了屋顶。这时，他们如获至宝般的惊喜。他们看到了过去只在唐代绘画中见过的双主缘结构，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栋———这种结构过去只从《营造法式》上读到过，如今在这里见到了真迹，也许这是国内仅存的孤例！
重要发现
黑暗的屋顶藻井是一间黑暗的阁楼，藻井上是厚厚的积存了千年的尘土。屋檩上吊挂着成千上万只黑色的蝙蝠，尘土中还堆积着许多蝙蝠的死尸。蝙蝠聚集在黑暗的角落，三角形的翅膀扇动着令人窒息的尘土和秽气。藻井里到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臭虫，它们以吸食蝙蝠血为生。
思成他们戴着口罩，在呛人的尘土和难耐的秽气中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被惊扰的蝙蝠在他们身上飞来撞去，他们只顾得不停地测量、记录和拍照，自己的身上和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浑身奇痒难耐。
在殿堂工作了三天，他们的眼睛已适应了屋顶昏暗的光线。徽因发现大殿的一根主梁上有淡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尽管思成可以肯定，这是一座唐代的建筑，可唐代从公元６１８年一直到９０７年，怎样准确界定它的建筑年代呢？没有比写在建筑物的主梁上或刻在石碑石础上的日期更准确的了。
大家兴奋地忙碌着，决定在佛像的间隙搭起了脚手架，清除梁上的灰尘以看清题字。徽因的远视眼这时派上了用场，她急切地从各个角度尽力地辨识着。她看出，那些隐隐约约的字迹中有人名，有长长的官职称谓。她断断续续地读出了这样几个字：“……女弟子……宁公遇”。突然，徽因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幢上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名字。她急忙跑出去核实，果然，经幢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徽因喜悦地向大家报告这一发现，并且弄情清楚了，大殿中那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并不是寺僧他所说的“武后”塑像，而是这座寺庙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思成请寺僧到村子里雇人搭脚手架。寺僧们根本弄不明白这些先生在殿里爬高上低究竟要干什么，但他们明白，这些先生都说这座庙很重要，看起来以后庙里的香火要盛起来了，这总是好事情。
豆村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那僧人出去了整整一天，才请来了两上老农。老农对要他们做的工作毫无头绪，在思成的示意说明下，费了很大劲才搭起了一个架子。徽因撕开床单，将床单浸了水传递到梁上去，擦掉了灰尘，土朱着了水，墨迹显示了出来；可是水一干，字迹又隐约不清了。他们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才算读完和记录下来那四根主梁上的全部题字。
大殿建筑已有千年的历史，是思成他们历年搜寻考察中所找到的惟一一座唐代木结构建筑，比他们以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建筑还要早一百多年。不仅如此，他们在这里还发现了唐代的壁画、书法、雕塑，这是从事野外考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发现的快乐使他们的所有艰辛都得到了回报。
思成、徽因一行在佛光寺整整工作了一个星期，对整座寺院做了详细的考察记录。离去之前，思成还给山西省政府写了报告，请求他们保护好这一处珍贵的建筑遗存。
徽因恋恋不舍地向这座在她和思成的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的古建筑告别。她站在“女弟子宁公遇”的塑像前，要思成给她和塑像留个影。徽因望着宁公遇塑像仁蔼丰满的面容，遥想这是一位怎样的女人。她为了信念捐出了家产修筑这座寺院，当寺院落成时，她把自己也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日日倾听着暮晨钟和诵经声，谦卑地守护着缭绕的香火和青灯黄卷。
“七·七事变”
下了五台山，他们在代县住下。困乏之极的他们需要稍事休整，从佛光寺带出的一大堆考察资料也需要稍加整理。
在县城，思成找到了一卷报纸。报纸是太原的客商一星期前带过来的，尽管已是旧闻，总算聊胜于无。当他翻阅这些旧报纸时，赫然两行大标题把他惊得从床上蹦下地来：“我二十九军将士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军事冲突！”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个星期了，钻进五台山的他们却浑然不觉。
北平怎么样了？亲友们怎么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立即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北平。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已不通车，他们徒步到阳明堡，然后，出雁门关，过大同，走张家口，日夜兼程，赶回了北平。
七月盛夏，北京在卢沟桥的隆隆炮声中显得格外热难耐。一向幽静风雅的故都，笼罩在漫天的烽烟中。
报纸上每天都是醒目的大字通栏标题：
“保卫卢沟桥！”
“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出中国！”
“完成五万条麻袋运动！”
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学生、市民纷纷自发地组织“劳军团”，前往卢沟桥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将士，中学生、小学生奔走在七月的阳光下，流着汗水，逐街逐巷地征集麻袋。
麻袋里装上了沙土，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王府井、南池子……北京城内的许多街口都筑起了街垒。
炮声越来越逼近北京。
可是，麻袋筑成的街垒被撤除了。要和谈了，要开战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不胫而走。苦闷、焦虑的情绪像传染病似的，使人们不得片刻安宁。
蔬菜进不了城，物价暴涨。面粉原来一元钱一袋，如今涨到六元一袋还买不到。
７月２８日，大炮和枪声整整响了一夜。徽因和思成在北总布胡同３号自己的家里，一夜未曾合眼。
他们听着窗户玻璃被炮声震得嗒嗒作响，紧张地揣测和分析着战事。
天亮了。天空中响起巨大的轰鸣，大队的日军飞机由东边清早就有些热度。一队队飞机尾翼上，圆圆的红膏药般的太阳旗灼得人眼睛要流出来。从头上掠过的飞机巨大而清晰，清晰得如同幻觉，真实得令人恶心。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９日，北京沦陷，日军入城。全城戒严四小时。北京的街头冷落了，胡同寂然了，家家关门闭户，了无声息。数日内，城内外断绝了交通。８月５日，平津之间的铁路开始通车。徽因、思成和朋友们开如商量离开这座被日军占领的城市。
政府部门开始了撤离、疏散。营造学社虽不是政府部门，但在这样的形势下，显然已无法继续工作。学社决定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老先生不愿意离开北平，他把学社的遗留工作、学社的未来都托付给了梁思成。
改道天津转移
思成和徽因为防不测，连日来忙着清点和收拾学社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历年来古建筑考察的测绘图稿、图版、照片、底片、建筑模型等等。因为怕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们决定将其中不便携带的存入天津租界英国银行的保险库。
８月的一天，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日本人召集的一个会议。
对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日本人注意已久，这封请柬表明，日本人开始打思成的主意了。思成、徽因当即决定，尽快离开北平，取道天津向南方迁移。
此时，沈从文和徽因、思成的许多朋友已经到了武昌。
徽因、思成开始收拾行装。
连日的劳累，徽因咳嗽得厉害，思成也常常背痛。临离开北京前，他们一同去协和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警告说：徽因的肺部有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别的什么不慎，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而思成则被诊断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椎。
“穿”上铁架子，身上陡然增加了负重，思成对徽因笑着说：“刚开始抗战，就穿上防弹背心了。”他很为徽因的身体担心，提醒她不要忘了医生的警告。徽因说：“警告也是白警告，生死由命吧！”
临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一直忙到深夜三点半。孩子的东西，徽因娘的东西，徽因、思成的东西，正在写作的论文，古建筑研究资料……所有的东西精简了又精简，装进了两只皮箱，再加上两个铺装盖卷，这是他们的全部行李。
清晨６点钟，他们叫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双儿女，挽着娘悄悄地起身出门。
临上车的一瞬，徽因觉得自己的心“咯噔”响了一下，像是什么地方断了似的。她知道，自己被连血带骨地从这里拽出去了……北总布胡同３号笼罩在晨光熹微中，晨光熹微中，一家五口踏上了漫长的流亡路。
徽因、思成一家人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从天津新港起航往烟台，然后转车到滩坊、青岛，再乘火车前往济南、郑州，最后到了当时的“后方”———长沙。
徽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段！……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
逃难的人群到处都一样多，战时的交通和别的任何部门一样混乱无序。公路旁、车行道中，随处可见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士兵，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赴前线还是在撤向后方。
９月初的阳光把甲板烤得烫人，拥挤的人丛散发着热烘烘的臭气。思成的嗓子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宝宝、小弟又饥又渴像的打蔫儿的小苗。头上，一架飞机盘旋着在轮船上做低空飞行，巨大的轰鸣声击打着心脏和耳膜。徽因搂着一双儿女，觉得头皮和脊椎一阵阵发麻。
昏暗的黑夜，他们在车站的铁逢子下面等火车。天上落着雨，雨敲打着铁皮，发出“嘭、嘭”的声响。一盏黯白的煤气灯从身后的什么地方射过来，映着地上黑一块亮一块的泥水洼。一处处等待上车的人瑟缩着，如同在风雨中飘摇的衰草。
流亡的日子
徽因、思成来到了长沙，他们的老朋友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等许多人也先后来到了这里。教育部将清华、北大逃亡出来的师生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国难当头，教授们草草在这里安下了家。虽然生活很不容易，但他们的情绪高昂，全国民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盼着能早日为国家效力。
徽因、思成到长沙时，城里已找不到像样的房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租了一户人家楼上的三间小屋。房子紧靠火车站，进站出站的火车就像即将穿墙破壁而来。但是，只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彼此离得还不算远，他们就感到踏实而心安。
徽因的母亲病倒了，徽因操持着家务，照顾着母亲、孩子。
晚上，一帮老朋友总是在梁家会合。他们把地图摊开在桌子上，几个人凑在地图前指指点点，分析着近来的战报。他们为津浦线的战局担忧，为晋北的形势着急。徽因、思成两个月前刚从那里考察回来，对那些地方有特殊的感情。思成指点着一个个熟悉的地方：大营、繁峙、代县、雁门、朔县、宁武、原平……阳明堡……大同，那一段公路他们曾多次走过。他的手抚摩着地图，就像在抚摩那里的土地。
徽因坦率地表达了她对战事的不乐观，她说：“我们从山西回北平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多星期了，我们亲眼看到那一带的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我就不相信一抗战就能有怎样了不起的防御抗击能力，阎老西儿的军队根本就不堪一击。天气已经开始冷了，３个月前，我们在那边已穿过棉衣。看看街上那些过路的士兵，他们穿的是什么？真不敢想，他们在怎样的情形下活着或死去！”
空袭警报总是在猝不及防时响起，一家老小搀扶着跑到临时大学空旷的校园里暂避。待空袭过去，再回到那座灰色的砖房。
街头有“抗日剧团”在演出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