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第23部分

　　夜凉如水，一灯如豆，在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思成与刘敦桢促膝长谈，谁也不愿意离去。自１９３２年共事以来，学社从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他们一同走过那么多路，吃过那么多苦，有过那么多艰辛和欢悦的时刻，这一切点点滴滴记录着他们的人生追求，１１年是他们最好的年华。说到伤心处，两个男子汉忍不住失声痛哭。

　　刘敦桢走后不久，另一位学社的同事陈明达也为生活所迫，告别了学社，到西南公路局就职。

　　１９４３年春天，李约瑟博士来到了李庄，他的造访使单调枯寂的李庄生活短暂地兴奋了几天。

　　李约瑟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以热爱和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而闻名。抗战期间，他是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科学参赞。他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和中国营造学社，这些机构的研究领域，都是他感兴趣的领域，他到学社时，还去看了徽因。

　　在李约瑟博士到中央研究院作讲演的会场上，梁思成以他一贯不动声色的幽默风趣，成功地使平素有隙的中央研究院的两位著名学者陶孟和与傅斯年当众握手言和。研究院的学者们开玩笑说，应该授予梁思成诺贝尔和平奖。

　　李约瑟透露，他离开李庄将前往昆明，代表英国有关机构帮助西南联大的中国学者，商讨中英科学家合作的有关项目。国际社会关注着中国，西方各国在中国混乱的战时都加紧了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

　　思成和徽因的老朋友费正清这时期也来到了中国，他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助理的身份，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职。他在美国乘飞机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和埃及到达印度，然后飞跃“驼峰”抵达昆明，在昆明短暂停留后，飞到了重庆。


完成中国建筑史

　　中央研究院招待所位于重庆上清寺，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来这里投宿的都是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专家，可几间大房子里一张挨一张地摆满了帆布行军床，房间的地上乱糟糟地扔着橘子皮，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各种喧闹的声响，使这里看上去更像个难民营。

　　分别七八年后相见，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两位老朋友格外激动，他们紧紧地握着手，久久不肯松开。费正清这时已经是美国华盛顿政府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而梁思成尽管显得很疲倦瘦弱，体重只有１０２磅，但在费正清眼里，他却“具有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的矜持和魅力”。

　　费正清想立即去李庄看望徽因和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老朋友。

　　思成告诉他，从重庆到李庄乘船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行程时间和改善交通方式，船也不按班期运行。如果费正清确定了到李庄的日期和船只，可以先打电报通知一下，尽管说不准电报是在这之前收到还是之后收到。

　　费正清由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伴到了李庄，他在路上患了感冒，到李庄的头几天一直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床隔着一间过厅。思成则在两张床之间忙着量体温拿药品。费正清目睹了梁家的困境，看到了失去了昔日美丽容颜的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文稿。他们在这样近乎原始的生存环境中坚持从事学术研究，费正清被深深地打动。他想起前些日子在昆明看到的情形：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博士显得精疲力竭；金岳霖严重的神经衰弱，视力锐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荪等人都处境不佳，而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回到重庆后，费正清立即着手进行美国政府援助中国学者的三年计划。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他指出，清华的教授及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学术界各领域人才，是中国学术界中的精华，是美国在中国的有形投资。但是，他们正经受着贫困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国民党政府腐蚀一切的道德低下和使社会丧失活力的通货膨胀置他们于令人绝望的境地。所以，他吁请美国政府进行干预，帮助他们，他认为“这种干预是合乎政治和道德的双重需要的”。

　　此时，思成和徽因迫切需要费正清帮助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他们绘制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８０幅图做成微缩胶片。这样，首先保证了出版之前这些正规的、耗费了他们大量心血的绘图至少有一套复制品；其次，在这战乱频仍的年头，微缩胶片便于携带和保管。他们可以随身带着，期待着战争结束以后出版他们的著作。

　　这件事对费正清来说并不难做到。他当时在美国大使馆协助执行中美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机飞越驼峰限制重量，各种出版物的往来都必须以微缩胶片的形式运送，费正清专门从美国雇请了一个技术助手来完成这方面的工作。

　　在李庄营造学社简陋的工作室里，在夜晚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在半饥饿的状态中，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在这部著作里，营造学社１２年来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考察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全书共八章，梁思成把中国三千五百年的历史分为六个建筑时代，并对每一个时代的建筑遗存进行了清晰的介绍和论证。


保护东京奈良

　　思成所做的这一切，都融入了徽因的心血。徽因在测量、绘图和系统整理资料方面缺乏思成的严谨、细致和耐心，但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能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思成的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史学家的清明、艺术家的激情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

　　在费正清的帮助下，中国建筑只绘图的微缩胶片完成了，看上去效果极好。思成在重庆欣喜地看到了胶片，这是对他和徽因的莫大慰藉。

　　１９４４年，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在苏联战场，德国侵略军被阻挡在列宁格勒城下，开始了节节溃败；在法国，英美联军成功登陆诺曼底，开辟了第二战场；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由长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这时期，梁思成被任命为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盛夏时节，他带着营造学社年轻的工作人员罗哲文来到了重庆。

　　罗哲文到营造学社三年多了。他师从梁思成，从最基础的绘图技艺学起，如今已能熟练地胜任描图、绘图工作。自从到学社工作，他从未离开过李庄一步，如今能跟着梁思成到大都市重庆去，他感到高兴极了。

　　重庆号称中国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的日子最难过。罗哲文到了重庆，和梁思成住进了中央研究院。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把梁思成交给他的标有各种符号的图纸绘制成正的地图。这些图纸上绘制的大多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图纸上的符号，标注出了这些区域中的古城、古镇和古代文物建筑。其中有一些是外国的城市，罗哲文特别注意到，这些城市包括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

　　这时期，梁思成还负责组织编绘了一套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资料。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图片，其中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所有这些文物都在军事地图上注明了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这套资料发给了奉命轰炸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还被送给了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

　　罗哲文跟着梁思成在中央研究院呆了一个多月。

　　此后，在以美国为主的盟军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轰炸中，日本的所有重要城市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只有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毫发未损。

　　梁思成对此中内情缄口不言，年轻的罗哲文也从未把这件事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直到４０年之后，在日本奈良召开的保护古代文物建筑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梁思成超越国界保护人类文化财富的行为，才受到人们的称颂。他被日本人称之为“古都的恩人”。

　　罗哲文这才明白，当年在重庆那些挥汗如雨的日子的特殊意义。


　　　　　

　　胜利了

　　进行了７年的战争，已经把人们拖得奄奄一息。林徽因的病情在恶化，她时常感到膀胱部位一阵阵剧痛，这剧痛令她感到绝望。

　　１９４５年夏天，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来到了重庆。思成在重庆见到了她，和她一起亲历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难忘的狂欢之夜。

　　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人们毫无思想准备。那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晚８点左右。重庆的仲夏夜热极了，思成和费慰梅在美国大使馆共进晚餐之后，坐在使馆门前的小山上乘凉。江对岸沿山的建筑一层层的灯亮了，璀璨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恍惚中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

　　思成正对慰梅进述着老早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情，忽然间，四周一下子静了下来。人们静静地谛听，远处传来了经久不息的警报声，不，这不是通常的防空警报，江上的汽笛长鸣了起来。人们一开始是压抑地嘁嘁喳喳，接着有人在大街上跑，再接着是“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喊叫声，轰然炸响的鞭炮响了起来，全城的人都跑到了大街上。

　　思成和慰梅也来到了大街上。到处都是欢笑着的人群，到处都是挥舞着旗帜和Ｖ型手势，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夜空中交织成炫目的光带，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车、大卡车和客车自发地形成了游行的车队。人们在车上互相握手共庆胜利。

　　当思成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夜已深了，他看到聚集在那里的学者们正在高兴地笑啊、说啊，喝着一瓶存了许久的白酒庆祝胜利。

　　思成忽然觉得怅然若有所失，苦苦盼了８年，等了８年，可是当胜利来临的时候他却不在徽因身边。

　　费慰梅理解思成的心情，在她的努力下，一位美军飞行员答应驾驶一架Ｃ－４７运输机把思成和她送到宜宾，从那里去李庄就近得多了。

　　徽因躺在床上，显得既苍白又消瘦，她和费慰梅相拥而泣。她们相互诉说着离别１０年来各自生活中的事情。艰辛的生活和长时期疾病的折磨，使徽因的感情和思想深沉多了。

　　费慰梅不由得感叹道：３０年代初，聚会在北总布胡同的那些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当初，他们距离中国的现实差不多和外国人一样遥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动荡而艰难的生活之后，他们的变化有多大呀！

　　第二天，徽因下床了。尽管她衰弱得厉害，但她决定和费慰梅一同到镇上的茶馆去庆祝抗战胜利。徽因坐在一乘轿上，她掀开轿帘，贪婪地呼吸着户外的新鲜空气，喜悦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蓝天、田野和沿途清新的景色、陌生的面孔。

　　费慰梅给徽因带来了治疗肺病的药品。随后，她离开了李庄，和徽因相约在重庆见面。

　　徽因渴望离开李庄，到重庆去。

　　终于，徽因在思成的陪伴下到了重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到重庆后也不能到处走动，只能在中央研究招待所里呆着。费慰梅有时候开着吉普车带她去重庆效外，去接在南开中学上学的儿子从诫，有时候带她去大街上兜风。在大街上，徽因的目光就离不开那些五光十色的人流，离不开那些好看的衣物，五年了！她又重新回到了有现代气息的生活中。


念书人有一条后路

　　慰梅还带徽因去了她和费正清在美国新闻处的宿舍。那是不大的两间房子，外间有一个小小的壁炉，墙上蒙一条手工毛毯。慰梅把窄窄的帆布床靠墙摆放，上面蒙一条手工毛毯，就成了一张漂亮的长沙发。站在这房间里，徽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

　　那是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思成准备陪徽因外出看病，想等雨停了就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在问询染思成和林徽因的住处。思成迎上前去接待了她。原来，这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络员龚彭。周恩来从费慰梅那里得知了思成和徽因的情况，特地派龚澎前来看望。龚澎直言不讳地告诉思成和徽因，她是一个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她说，共产党愿意结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希望了解他们的想法，征求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

　　这是思成和徽因第一次近距离和共产党人交谈。这个共产党人，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龚澎战前毕业于燕京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衣着淡雅入时，微笑真诚动人，与以前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对共产党的描绘和宣传完全不同。

　　后来，他们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又见到了龚澎和她的同事。徽因和思成注意到，许多美国记者和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更喜欢和共产党人而不是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打交道。他们待人接物的友好热忱、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对未来充满美好希望的精神状态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费慰梅介绍说，这些人中有的是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能说极好的英语并理解西方的思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规范地学习、生动地讨论问题并进行自我批评，很像上世纪的一种宗教社团。

　　为了营造学社的事，思成回李庄了，徽因留在重庆治病和休息。

　　星期天，从诫从南开中学来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陪伴徽因。母子聊着天，随意而轻松。从诫提起了１９４４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直逼重庆，重庆城内人心惶惶的情形。从诫问道：“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禁不住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