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第5部分

　　从此，思成在完成了各科的学习和作业后，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他的面前是英文活页笔记本和各种图书资料。他根据教授的讲授，一一分析和研究了西方建筑史所记载的重要建筑，从各种书籍文献中，他摘录下有关这些建筑的重要数据和评论，并根据这些建筑的照片在笔记本上绘制成一幅幅钢笔画。

　　这些钢笔画线条活泼，精美而严谨，所有的笔记全用英文记录。思成笑称这是“笨人下的笨功夫”。

　　这种费时费力的“笨功夫”耗去思成许多心血和时间，也奠定了他后来成为中国一代建筑大师的扎实基础。

　　在思成找到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忘我地投入时，徽因的成绩也同样不俗。

　　徽因虽说早就立志学习建筑，但她在绘画、制图方面并没有什么基础，不像思成，毕竟还有清华美术社的底子，徽因几乎是从头学起。但徽因悟性极强，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使她对线与型的把握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教绘画的老师对她的这种能力十分赞赏。

　　徽因在美国的穿着还和在国内一样，浅色的中式上衣，深色的裙子，她美丽轻盈的身影吸引了校园里的许多目光。


精神充军

　　徽因学习是努力的，思成无言而无处不在的关心也时刻温暖着她。但这种学习生活并不能使她感到满足。毕竟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毕竟基础学科的训练是刻板而近乎枯燥的。每当奔走在美术教室和建筑教室之间时，每当节假日美国的同学都外出度假或回家时，她就会抑制不住地想家，想北京，想父亲和娘，想互相有说不完的私房话的表姐妹们，还想新月社的友人。

　　在给胡适的信中，她用“精神充军”来形容在美国的生活。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徽因写道：“……我的朋友，我不要求你做别的什么，只求你给我个快信，单说你一切平安，多少也叫我心安……”

　　徐志摩接到这封信，产生了许多联想和想象。他飞快地赶到邮电局，给徽因发了一封电报。出了邮电局，他恍恍惚惚走在大街上，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街上的一切他视而不见，只有徽因的模样在眼前晃动。不知不觉中，他又回到了邮电局，要求发一封电报。邮局的职员疑疑惑惑地看着电文，小心地问道：“先生，您半个小时前刚发过一封和这一样的电报，该不会是搞错了吧？”徐志摩这才清醒了过来。

　　星期天，徽因在宿舍里给父亲写信。几个同学来邀徽因外出野餐，徽因一口答应，但要去叫上思成。同学们笑道：“我们谁也请不动他，就看你的了。不如我们打个赌，如果你把他请来，今天外出就什么事都不要你做。”

　　徽因从图书馆找到绘图室，终于找到了思成。思成正在绘图板上绘制着古希腊神庙的局部。徽因一眼就看出，那是雅典帕特农神庙的圆柱和卫城的爱奥尼亚圆柱。

　　思成一抬头看到了徽因，高兴地指着图纸说：“徽因，你来看，这柱子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希腊早期建筑那种大方块式的呆板。柱基和柱顶过梁的一点点改变，就使十分稳定的建筑获得了极优美的仿生物体的动态。你再看这爱奥尼亚柱，柱式多么雅致，线条多么流畅，柱体凹槽的生硬被柱顶的涡卷形装饰大大抵消……”

　　徽因赞同地看着，点着头，待思成说完，她讲起了今天的野餐计划，讲起了和同学打的赌，她强调：“你不能让我输给他们！”

　　思成这才注意到，徽因穿了一双外出旅游的短皮靴，一顶遮阳帽斜斜地戴在头上，显得十分俏皮。他迟疑了片刻，带着歉疚对徽因说：“今天我还计划有好些事要做，你还是自己去玩儿吧！”

　　思成的语气很轻柔，但徽因知道今天已经没有可能把思成从绘图板前拉开了。也许真正温和的人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野餐时，一位美国同学说：“当初刚和你们认识时，真有些担心，生怕一不小心触犯了你们谨严的规矩和宗教，想象着以后不知道要听多少孔夫子的道德经，想不到和你们在一起是这样轻松。”

　　徽因笑道：“其实，从孔夫子庙到自由女神像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我的房东太太就是极好的证明。她是位虔诚的教徒，我画的极寻常的人体素描曾经让她受了惊吓。我的男朋友来找我，从来只能在楼外站着。如果我们坐在楼梯边上说话，到了十点半，她是一定会咳嗽的。”

　　笑声四起。

　　笑声中，徽因禁不住地牵挂俯身向案的思成，隐隐地，还有一缕失落在心底升起，隐隐约约又挥之不去，像湖面上淡淡的晨雾。


父亲猝然遇难

　　徽因和思成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不久，思成母亲查出患有乳腺癌且已到了晚期。梁启超原打算让思成回国“尽他应尽的孝道”，没想到夫人李蕙仙很快病逝，思成即使立即往回赶，也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梁启超又给思成拍电报，让他安心在美国学习，不必赶回，一切后事由国内的亲人料理。

　　每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家务事，梁家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也不例外。在李夫人逝世的悲痛里，梁家上下无可回避的是：思成的母亲生前一直对徽因这个“现代女性”心存芥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思成和徽因的婚事耿耿于怀。

　　思成的大姐思顺，在母亲病逝前的半年里，从菲律宾回到国内，衣不解带地侍奉母亲，对母亲病逝前的所有痛苦感同身受。

　　思顺在梁家的地位十分特殊。她比思成年长８岁，作为长女，她格外得到父母的信任，也格外受到弟妹的尊重。由于李夫人身体不好，长时期以来，家中的大小事宜，梁启超都习惯于征求思顺的意见。在失去母亲的悲恸中，思顺不能忘记母亲对思成的放心不下和对徽因的不满。

　　种种消息和传言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美国。徽因感到别扭甚至难堪。她不能接受自己将要进入的家庭对自己的指责，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也不愿意妥协。

　　徽因从来就不是压抑自己、委曲求全的人，她所有的委屈只能向着思成宣泄。她赌气地疏远思成，和同学外出去听音乐、看歌剧。平时一点点矛盾就可以引起一场激烈的争执。他们争执、怄气，说对方最不愿意听的话，然后和好如初，然后又是新的争执。他们消瘦、苍白，寝食难安，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他们都深爱着对方。因为惟有爱，才会让人这样痛苦和无奈。

　　饱受感情折磨的思成在给亲人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痛苦，他给大姐思顺写道：“———感觉着做错多少事，便受多少惩罚，非受完了不会转过来。”他希望得到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思成的大姐思顺这时已经回到了加拿大自己的家中，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她痛苦的心情得到修复，逐渐恢复了平静。她爱自己的弟弟，她对弟弟的爱有种近似母爱的感情，她也不忍心看着弟弟受苦。

　　梁启超视孩子为生命，他得知孩子们感情修复后，欣慰极了。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思顺对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之所在。我在几个月前很怕思成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痛苦和不幸常常是接踵而至。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猝然遇难，巨大的灾难劈头盖脸地挟裹了徽因。

　　当时，林长民任东北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的幕僚长。郭松龄是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过同盟会，投身过辛亥革命。他在东北军鼎新革故，倡办讲武堂、提高东北军的素质，重振了东北军的军威。

　　１９２５年，郭松龄集合东北军１０万精锐，倒戈反奉。他通电全国，反对张作霖军阀专权，要求张作霖下野，力主消除军阀混战，实现民主政治。林长民投身其中，为其出谋划策，奔走呼号。郭松龄的队伍在巨流河一带遭到了张学良率领的奉军伏击，林长民中流弹身亡，时年５０岁。


思父之情

　　当事情见报时，人们还企盼着林长民的死只是误传，可噩耗从各个渠道传来，梁启超不得不赶紧给思成写信，让孩子们对此有思想准备。

　　接信后，徽因在痛苦焦急中仍心存侥幸，她给梁伯伯发回急电，想知道父亲究竟身在何处？是否有新的消息？

　　确实的消息传来了，梁启超沉重地在信中说：初二晨，得续电复绝望。昨晚彼中脱难之人，到京面述情形，希望全绝。遭难情形，我也不必详报，只报告两句话：（一）系中流弹而死，死时当无大痛苦。（二）遗骸已被焚烧，无以运回了。……

　　徽因的娘，除自己悲痛外，最挂念的是徽因要急煞。……我问她有什么话要我转告徽因没有？她说：没有，只有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

　　还有许多事，梁启超在信中不便对孩子们说。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清华了，一直在北京城里为林宗孟的后事奔走。林宗孟身后的惨状令人堪忧。满门孀稚，满眼凄凉，两房太太均无养家的能力，最小的孩子年龄尚幼，披麻戴孝在灵帏前嬉闹着翻跟斗。全家眼下只有现金三百余元，立即就将难以为继。梁启超已经上书政府有关部门，请求为林宗孟募集赈款。

　　徽因这些日子不知是怎样挨过来的。本来她执意要立即回国，被梁启超一封封电函阻止。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睁眼闭，全是父亲的音容笑貌。一想到父亲居然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她觉得原本坚实的一切都在摇动。死亡的降临是如此地简单、突兀，再没有任何东西让你相信可以永远拥有。命运不由分说地打击人，人却无处可逃。徽因想起父亲不久前还在来信中说：这些年来政治风云诡谲多端，已使他彻底厌烦了从政，打算从明年起谢绝俗缘，亲自课教膝前的小儿，同时再好好打磨自己的书法艺术……可是，命运没有给他时间。她不能想象一生儒雅倜傥的父亲横死荒野的情景，想起来一颗心就疼痛得裂成了碎片……从今往后，可怜的母亲将何以安身立命？年幼的弟妹又将依靠谁？还有自己，漂泊海外，学无所成……

　　二十多年来，徽因第一次真实地认清了自己的处境，认清了生活的严酷。父亲，闲云野鹤般的父亲，才情四溢的父亲，他的率性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把无尽的痛苦和忧思留给了他的亲人……

　　面对命运，人要么被打垮，要么挺身承受。气若游丝的徽因站立了起来，她告诉自己：父亲没了，自己从此再也不是林家的大小姐，而是要对弟弟妹妹援之以手的大姐，是需要对母亲尽责的长女。

　　思成放下一切守护在徽因身边，他愿意做一切事情，只要能减轻徽因的痛苦。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巨大的创痛鲜血淋漓难以愈合。生命的脆弱和莫测使徽因和思成对人生、对爱有了新的认识。

　　爱，不仅仅是花前月下，儿女情长；爱更是患难与共、是彼此的扶助和共同的承担。人的一生不可能无牵无挂无负载地来往于世，承担使生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承担阻止了人在痛苦的深渊中下坠。

　　一段时间里，活泼好动的徽因变得沉默了。沉默的徽因依然灵秀清丽，只是她的眼眸里多了几分忧郁，几分深沉。徽因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中，其忘我的程度不让思成。即使如此，在学习和生活中，他们鲜明的性格差异仍然随时有所表现。


朋友的婚恋

　　每当这时，长于想象，富于创意的徽因会很快地画出草图。然后，她就会因为采纳各种不同的修改建议而丢弃这张草图。新的草图又画了出来，她仍旧感到不满意。直到交作业的期限到了，她还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

　　就在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时，思成来到她的身边，他以令人惊叹的绘图功夫，迅速、清晰而准确地把徽因富于创造性的草图变成了精彩的设计作品。

　　徽因自己也承认：“我是个兴奋型的人。”而思成则以自己的沉稳和徽因形成了最好的互补。他们之间这种默契与合作，在以后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一直保持了一生。

　　１９２７年３月，当复活节钟声敲响的时候，春天来到了宾大校园，这是思成和徽因在宾大学习的最后一个学年。

　　３月的一个周末，在纽约访问的胡适应林徽因的邀请来到宾大作演讲。

　　三年不见，胡适觉得徽因有了不小的变化，个子长高了点，好像“老成了好些”。

　　徽因告诉胡适，三年的美国生活，自己经受了苦痛的折磨，增加了阅历，一点一点地改掉了在北京被惯坏了的毛病，从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ｐｈａｓｅ（理想主义阶段）走向了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ｐｈａｓｅ（现实主义阶段）。

　　谈到徽因父亲的死，胡适唏嘘不已。他对徽因说：“最初听到消息，只觉得太奇特，太荒唐，太不近情理，怎么也不愿意相信。最可叹息的是，这些年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最缺乏纪实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所以到处劝老辈朋友们写自传，可他们虽然答应了，却迟迟没有动笔。”

　　看徽因眼里闪着盈盈泪光，胡适忙调转了话头。他对思成说：任公也有同样的应允，但至今仍未动笔，因为他自信体力精力都很强。看来的确如此，你们在这里也尽可放心。

　　胡适给徽因和思成讲了国内的局势，讲了国内文坛和亲友们的情形。谈得最多的，是他们的朋友徐志摩的惊世骇俗的婚恋。

　　１９２４年，徐志摩爱上了有夫之妇陆小曼。经过两年多的苦恋，他们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结了婚。小曼的前夫王赓毕业于清华，曾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徐志摩和王赓原是好友，他和陆小曼的恋情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用郁达夫的话来说：忠厚柔情如小曼，热烈诚挚若志摩，他们遇合在一道，自然要发放火花，烧成一片了。哪里还顾得到宗法家风？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