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 第51部分

　　毛泽东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正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在精神上深陷痛苦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毛泽东，文革确实是以悲剧而告终结的。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记者：您是否认为，文革前政治体制和形态与文革中的体制具有不同？

　　何新：当然。表面上的〃壳〃和名义，虽然似乎未变，都还叫〃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发生了本质和功能的变化。

　　文革首先是一场夺权斗争。毛泽东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指这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指这一点。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党内派别的矛盾。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的政治取向，往往是通过在执政党内的代表、代理人和不同派别来谋求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政治派别斗争反映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66年8届11中全会，毛泽东改组党的中央政治局以后，到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毛决心罢黜老干部一派。此后经历过长征时代的政治元老占多数的中央政治局被虚化，中央文革逐步取代政治局的地位，不仅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解释者，而且成为了政治决策中心。

　　这个罢黜元老的过程是以〃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进行的。其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这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官员的选择、任免，国家大政的立法，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订以至部分司法权（如对被怀疑有罪官员的审查、性质判定、定罪和处置方式），这些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

　　没有毛个人的肯定或圈阅，任何部门（包括政治局、国务院）不能推行任何重大政令，进行任何重大人事任免。

　　在这个时期（1967…1976），国家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的程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记者：那么我想问一句，您认为四人帮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

　　何新：他们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对现实不满，窥觎着权力的边缘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阶层就是后来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进步，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1974…1976年前后，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前后一直反复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认识不同。斯大林一派的苏维埃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和对抗性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已消灭阶级。敌对分子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派遣特务、间谍或个别的腐败分子。

　　1965年中共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因此这个报告认为，激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了。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报告是持不同看法的。八大结束的第二年，他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1962年，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记者：但是当时，党内刘少奇等领导人，不是也承认中国仍存在阶级斗争？

　　何新：都在讲这个问题，但看法却有本质不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地位，认为阶级敌人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或有攻击性的敌对分子如地富反坏、间谍分子。

　　但毛泽东的看法则非常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集中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

　　1960年他在读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在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他提出这些新概念，实际是在确定新的政治革命目标，这种目标他认为应当集中在执政党，执政党内的高级官员身上。

　　1965年以后，他已决定发动这场目标对准执政党高层的新的革命。因此，1965年10月他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6年1月，他在武汉对地方干部讲：〃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希望你们学蔡锷，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这实际已是在直接授意让地方造反而反对中央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国家政治体制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杀性的革命？原因即在毛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这种认识中。

　　记者：文革前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革中、文革后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何新：表面上似乎未变，实质则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文革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分配的变化，而且导致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重大改变。

　　1949年中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其溯源来自历史上的四种原型。

　　1、决策机制参照苏联以党和政治局为决策核心的权力中心控制模式建置；

　　2、行政系统参照着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省部体制模式建置；

　　3、吸收了延安时代民主参议制的内容，以及抗战后多党多派的政治协商建立了〃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参政机制；

　　4、在人大与政协的民意及民众代表制度上，参考了近代西方的两院体制。

　　事实上，文革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不能说已充分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精神和理念，但也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专制性体制。

　　记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寡头政体（即专制政体），二、民主政体（多数人决策），三、贵族政体（精英决策）。您认为文革前的体制是否与此有关？

　　何新：应当认为是精英（即高级干部）决策的权威体制。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严复在19世纪末曾翻译了他著的《法意》。《法意》在60年代有一个新译本，就是《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70年代我流浪北京时从商务印书馆搞出来的那批书里面，就有这本书。

　　孟德斯鸠将国家主权划分为三大权力：（1）立法权；（2）行政权；（3）司法（护法）权。

　　这是一种古典式三权划分，其理论来源是古希腊，但这种划分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国家权力还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4）统治集团成员的任免权、继承权。（5）军事权；（6）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的制订和解释权。

　　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多数作出决定的主权原则，即所谓〃民主〃。二是必须用权力去限制权力，以此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记者：那么您如何分析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您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文革前有何变化？文革中的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何新：你向我提出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换一个方式。您认为孟德斯鸠式的这种主权划分适用于中国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名言，这段话在《毛主席语录》中列为第一段。它的涵义包括两点：

　　（1）党是最高决策机构

　　（2）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

　　因此，在文革前的国家体制中，决策核心是党的政治局，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人大。咨询机构是政协。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统帅着各省、部、委（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然而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不能独立行政）。

　　最高司法权是高法高检。但实际上，司法及检查权也是从属于党的领导的。

　　文革前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即最高决策权。但是，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真正的最高决策核心并不在人大，而在党，在党的政治局，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性，是决定官员任免及权力配置的决定性基础。

　　在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政治局确定了

　　毛泽东个人在重大军事、政治、人事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的最终决策权。这是导向文化革命时期否定政治局集体领导，导向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权力根源。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的一条红线贯穿下来。毛泽东称之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立法、领导行政、领导司法。还通过中央军委领导军队。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党领导一切，因此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理也好，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党。其职能都不是独立的。

　　一旦党的最高领袖作出决定，例如发动文革，他们就没有合法反对的可能性，必须服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周恩来是总理，陶铸是中央文革顾问，还有众多开国元老，革命元勋虽然对文革不满，但却在代表党所确立的新的权威核心中央文革小组面前，在面临其打击下，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就是由于这种体制剥夺了他们提出异议，特别是实施否定意志的合法性。

　　他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党。必须服从党的主席，及他委任的中央文革。作为个人，他们在体制（组织）面前是微小的。任何反抗，都是〃反党行为〃，从一发动就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记者：那么，党内民主呢？当时是否存在吗？

　　何新：在文革前，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曾经作过一个重要讲话，主旨就是讲党内民主问题，讲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讲话的原则是高度民主的，可以认为是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民主原则的继续。

　　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这个讲话并不满意。证据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曾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重新整理这个讲话（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准备作为中央文件向下发。但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当时扣住未发。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57…1958年曾遭到破坏。特别是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两位中央副主席），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并将其罢官后，党内民主已复到限制。在1966年以后，中央政治局逐渐由多数决定的党内民主制，变成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个人专制。所以文革可以认为是一场〃政变〃。文革实际上是政变。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这是刘少奇在被捕前对王光美讲的最后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讲得是对的。因为文化革命确实是违反宪法程序、也违反中共党章的一次以群众运动（大民主）形式，全面改变国家民选合法领导层的准暴力政变。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步树立的。但实际上，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才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才使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袖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政治局的多数决定（即集体领导）原则，是有矛盾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睿智独断，主要也必须依靠他的个人天才，他个人的雄才伟略，包括他的知人善任。　

　　中共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的惊人胜利。

　　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并非一位经济天才。（据说毛泽东很讨厌货币。）在建国以后，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意见发生过多次矛盾，他都以个人权威压制了政治局中的多数意见。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曾反思说：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成熟、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此，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历史形成的。〃彭德怀语，见其侄女的回忆录。

　　记者：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批评个人崇拜问题。

　　何新：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局借助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所形成的国际共运民主化的新形势，在中共党内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在会后不久，毛泽东在经济速度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所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发生了一次尖锐分歧。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党内代表，〃离右派只有50米〃。在压制了〃反冒进〃派反映的党内不同意见后，毛泽东即亲自发动大跃进，亲自站在领导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但是大跃进全线失败，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引起党内不满。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当时在庐山上差一点就形成多数人支持或同情彭德怀的局面。

　　毛泽东在批彭后，向党内的批评压力下主动让步，退出经济领导的第一线，还政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并且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60…1965年的5年间，中共党内民主和批评的空气有所高涨（这正是导致〃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