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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
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
11、网络殖民与网络安全
记者：您说，整个20世纪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的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的技术的供给国，然把把其它国家变在外围工业化的国家。可您前面说到，中国工业产品对世界市场的占领，是西方国家最害怕的事，您不认为这有矛盾？
何新：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西方有西方的全球化目标，中国也要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方略。不要盲目跟着西方走，不要那么幼稚，总是那么轻率地跟着美国人、英国人的诱导跑。这是避免上当的办法。我们已经上过不少当了！
记者：总之，您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看好，是这样吗？
何新：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新技术概念，非常有潜力。但是，它是技术工具，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美英夸示这种工具，目的可能是利用它搞渗透，它还具有其它含义，有意识形态含义，还有金融的含义。他们发现有人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又东于追时髦，于是利用它来推行他们的全球殖民化目标，我们还是头脑冷静一点好。
12、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
记者：那么，你认为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当今世界，中国工业的出路何在？
何新：我1987年以后就一直在想，前苏联西伯利亚所存在的资源，可能是现在地球上除了南极以外蕴藏资源最丰富的，有煤、森林、铁、铜等，能发展工业的这些东西都有，但交通不便；而中国呢，巨大的人口，廉价的劳力储存，中国其实全部的问题，全部经济问题的根本就是人口，如果以现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人口只有两亿，人均产值马上就翻5倍；再加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资金、技术，这三个如能够组合在一起，马上就会形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工业区。所谓东南亚那一块就没戏了，因为东南亚先天不足，没有资源，而且没有劳动力的储存。台湾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台湾现在经济很不平静，他最大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岛内劳力短缺，二是岛内所有的资源都是跟日本一样靠外来。
记者：台湾是小岛，日本也是小孤岛。
何新：所以，当时我就设想这三个地区如果能够联合在一起，找到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那将是天作之合。形成这个想法是在1987年底，后来到1988年初，我把它写出来，这个想法形成一本书，就是《东方的复兴》，也就是21世纪的发展战略。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中苏互补的问题。我说苏联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轻工业品，我国最大的问题是重工业拖后腿，钢材、基础设施，包括机车、铁路、电力不足，这两个不正好是互补吗？我当时又想到国与国之间没有硬通货，可以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来交换。当然，以上设想产生于1987年，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都已经具有了很大的不同。
记者：现在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经济的小三角，就是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东北部，形成东北亚经济济圈。
何新：是的，东北亚经济圈理论其实就是三点互补理论。但这个构想日本人马上发现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喊的多，推进的少，特别是日本不积极推进啊，他发现，最大的好处将落在中国人的身上。
记者：是的，他们担心一旦有资金技术，中国就将甩掉他们。学会了技术就不要靠他们了。
何新：对，中国占据着地缘中心的地理优势。日本人为什么使劲要北方四岛，这是战略性的，那不仅是他的北部边界，也是通向西伯利亚的桥头堡。现在可以说日本真正的眼光是集中在西伯利亚身上，他们本来想跟俄罗斯做交易，但叶利钦拒绝了他们。
我们要把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个过程，同1840年以来发生的过程，连续性地看，中国的历史，一个阶段继续着一个阶段，那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这个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呢？邓小平讲，他说，中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要到21世纪中叶。再过30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国家，相当具有实力的、相当强大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一是谋建东北亚经济圈，中日韩西伯利亚经济共同体。一是谋建中亚经济圈，以现在上海六国组织的政治合作基础深化发展为经济合作组织。三是东南亚经济圈。
这三个经济圈意味着构建一个新兴的中心世界。这个新兴世界将使北美和西欧成为边缘地带。这个新世界的兴起也就意味着东方的复兴。
那么再到下个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将具有今天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地位，所以要把现阶段放在一个长的过程当中去，这个过程在中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变革。世界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的东南方，只是一个资金、技术的传递带，他们的使命是向纵深传递，要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形成一个大的工业区，联起来。而这个工业区的大市场在哪里呢？就在世界的内大陆，现在的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以及俄罗斯中西部，这一地区到现在为止，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的主流之外，具有巨大的沉睡资源、巨大的土地面积、巨大的潜在工业能力。
工业的运行不仅仅是一个纯经济运动，它往往也是一种社会组织的运动，它打破了原来的秩序，重新组合，人和人的关系、社会的结构、资源和配置全部将被工业化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记者：我们的这个长篇访谈就要结束了，能不能用几句话对您的主要经济思想作一个总结？
何新：你真会给我出难题。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质上应该看作邓小平、江泽民对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思想和理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近于列宁当年所设想的他称作〃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
在共产党执政下可不可以搞资本主义？应不应该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一直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
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国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可以认为是列宁20年代所实施的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正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转轨。
在经历这一转变的20世纪20年代，列宁路线当时曾遭遇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的激烈反对。左派指责列宁的〃新经济〃是由共产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和倒退。而列宁当时即已指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仅可以搞资本主义；而且在一定的阶段中，必须搞资本主义。这种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前进和发展，是在俄国当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上，为提升生产力发展阶段所只能作出的必然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唯一选择。
列宁认为，在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阶段上，是不可能单纯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手段，而实现向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的。
但是在列宁去世后，列宁的上述重要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思想，被斯大林曲解和弃置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苏联建立了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主义统制经济，终结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当时所构想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十分近似于德国于第二次大战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即现代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这种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比19世纪古典的小私有制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也优于资本主义的〃斯密模式〃（亦即〃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实际上，现代英美经济体制，也早已不是古典小私有制的自由市场模式，也早已转化为由国家大垄断资本所控制和主导的混合经济形态。
我认为，国家现在有必要全面考察研究美国、欧洲和日本三种模式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研究它们之间在投资、运行和分配体制上与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斯密模式的诸多不同点。在这一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重新设计和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模型。
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基础，中国理想的经济形态应当是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
记者：这种混合经济能够使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参与全球竞争吗？
何新：我认为，在现代全球化背景下在各国之间发生的经济竞争，并不是自由企业（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仍然也必然是集中性的国家大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跨国化大竞争。
国家力量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是制度化国际竞争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也是本国产业和国民经济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和保护者。（这就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爱国主义〃的经济利益根源。）
各国在这一全球性竞争中的得失成败，不仅会决定具体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事实上也决定了各个国家在未来世界体系中的生存命运。
因此，在这一竞争中，国家必须高度关注指导国民经济政策设计的经济意识形态。特别要警惕不要被处在国际竞争中潜在对手地位的那种国家所雇佣的经济策士离间和利用。必须警惕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理论的幼稚性和缺乏识别力，而向我国提供那种意在分解摧毁中国现有国家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建议。防止被其诱导和误导。
这就是我这本书的最主要观点。
［附录］
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
新自由主义批判
此文是何新1991年写报国务院领导的一个经济研究报告
一、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一个时期以来，有同志似乎相信这样一种假定：西方经济的发达是由于其经济理论的先进。
由此引出的结论是：若引进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以之指导中国国家政策，不仅可以解决我国
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可以快速致我国于现代化。
这是一种幼稚的迷信。许多理论谬误，连带引入政策设计后导致的政策失误，均由此而生。
5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也曾抱有类似的迷信。他们也曾试图引入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等等，试图以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导解决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无一成功。他们后来不得不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件，寻找新的理论工具，于是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体系的〃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学派。
近年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已是一种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科学。（与此相反，一些人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低〃，是因为其公然申明的党性、阶级性。）
实际上，如果说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理论内容未必直接关系到人的利益问题，而党性、阶级性还可能比较薄弱的话，那么，确实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比经济学更直接地关联着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切身经济利益问题。经济理论的构造和取舍，价值与是非的判断，不管经济学家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都极其强烈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的牵制。19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关于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政策的争论，实际上还往往反映了民族利益与跨国资本利益的尖锐争夺（例如19世纪英、美、德、法等国关于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争论）。对于这一点，诚实的西方经济学家并不掩饰。例如凯恩斯即说过：〃至于我，我的学说，当然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也仍然被看作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具有歧义和存在复杂争论的学科，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不纯粹是客观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流派极其繁多复杂。但近年在我国流行的却主要是两种学派，一是凯恩斯主义，一是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我们有根据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把这两种学派，特别是后者推荐给中国人，试图影响决策，是有目的的，是从属于国际资本要把中国国家经济拆散，然后有选择地以发达国家最大资本利益为核心，完成亚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根本战略目标的。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和若干政策建议，确实成为实施这一目标的工具，只是人们未必觉察而已。
多数西方学者承认，当代西方经济学，距离成为一个具有公认规范和精确结果的理论科学，距离还相当遥远（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幽默：两个经济学家在一起会有三种经济学）。
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往往引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