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
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
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
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
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 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
1995 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
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
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
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
1995 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
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 世纪，生命
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
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
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
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
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
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
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
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
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
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
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
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
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
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
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
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
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
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
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
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
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
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
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
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
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
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
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
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
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
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第1 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
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
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第二次，是
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
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台湾读者，我当然熟
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
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
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
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
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
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
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
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
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
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
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
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
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
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
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
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
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
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
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 月1 日
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
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
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
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
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我说：“我知道。”他弯身
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
花给挤坏了。。”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
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年轻人
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我仍旧捧着鲜花，
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
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
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
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
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
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
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
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我很怀疑他的
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
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
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
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
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
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
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
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
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
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
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
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
潦绕。
（原载1996 年6 月19 日《文汇报·笔会》）读者来信（一）龙应台女
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
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
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
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
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
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
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
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
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
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
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
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
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
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
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永远前进宝冶读者1996。6 读者来信（二）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 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
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
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
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
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
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
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
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
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
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
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
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
人的文章”呢？
第2 节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
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
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
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
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 日一早，周敏
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
“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
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
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
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
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
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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