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电话就再也没有响过了。
随着这声“我操你妈！”，我觉得我所有的愤怒都一泻而出了，不仅愤怒，我所有的体力、生命都倾泻一空，不复存在了。坐在电脑前面的椅子上，我觉得异常的虚弱无力，心里面空得发飘，过了一会儿又悲从中来。我多么想把电话拨过去，告诉苗苗，其实我是多么的爱她啊！但最终也没有这样做。一个人默默地流了一会儿眼泪，天就渐渐的黑了下来。
当天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
我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同时觉得自己的声音非常的粗陋、异样，这大概是很久没有说话造成的。对方没有说话，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连载至此结束，后续故事请参看上海文艺出版社《我和你》 2005年8月版 定价：19元）
第三部分后记
这本书于前年下半年动笔，去年改了整整一年，今年接着改，直到昨天下午完工，头尾三年，实际上也花了整两年的时间。我的计划是一年内完成的，但由于“修改癖”的作祟，一拖再拖。其间朋友们见了面总是问我说：“改完了吗？”我说：“还没有，快了，快了……”类似于他们问：“吃过了吗？”我说：“嗯哪，你呢？吃过了吗？”在我的感觉里，这本书似乎永远也改不完了，就像是饭永远也吃不完一样。现在，它突然就完了，真是一个奇迹，我可以喘一口大气了。到目前为止，《我和你》创造的奇迹就是：它终于写完了。
我一向知道自己“修改癖”的严重，写作《我和你》时有些故意地将这种“毛病”发挥到极至，一来想看它到底会呈现出何种面貌，二来，可望能一举克服毛病本身。力气是花了，效果究竟如何呢？我不得而知。我也知道，不可能有人像我这样慎重地对待这本书，那些细致的地方在一掠而过的阅读中是感觉不出来的。但万一有人细致一点，也许会感觉到我的苦心，我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
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是越来越接近长篇小说的方式了。有人认为，长篇小说就是泥沙俱下，以气势取胜，我不以为然。长篇小说的方式在我就是分阶段、层次地完成，它有“前期”有“后期”，有构思、计划、筹备以及一稿、二稿、三稿，乃至最后的校对完成。它是一项实际而枯燥的工作，并且很日常，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消灭“才气”和激动的。在过程中，无荣耀可言，无分享的快乐，有的只是负担感和有了“身孕”的沉甸甸，所以需要格外的慎重、仔细和耐心。
我想起一件事来。这个月初我和女朋友去外地旅游，临走我将《我和你》复制了一张软盘带在身上，女朋友觉得我的行为不可思议，现在想来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儿委琐了。当时我说：“要是家里失火了把电脑烧掉怎么办呢？”我带着那张软盘，就像带着仅有的存折那样旅行在山高水远之间。这就是生活，无任何洒脱可言。经常有人会问我写诗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了，它们的不同首先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写诗无论如何是超越生活的，而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即是生活本身，如果有快乐和荣耀也是埋藏在日常的责任中的。
《我和你》是以我的一段感情经历为主要素材的，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理”或“了结”。如果确有什么目的，也是指望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寻求可能的共同经验及其理解，这和小说的精神是一致的。其间的材料增减和人物关系的配置也基于这一目的。
爱情或男女关系在今天的确是一个大题目，有关“训诫”的书很多，而提供切实的观察角度的书却很少。希望《我和你》能成为一个清晰有效的观测点，看看“我们”到底是如何爱和如何看待爱的。它应该不是一本爱情小说，不提供沉入其间浪漫和过瘾，与其相配的情节的荡气回肠更是没有。“我们”的爱情确有它的“离奇”之处，这离奇就落实在实际的琐碎和心理的超常敏感之间。这本书里不可避免地有不少性爱描写，但它不应该是能够刺激和满足人们感官情欲的“情色小说”。它亦不是以暴露和自恋为目的“私小说”，如果它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完全不能原谅自己。但如果有人认为《我和你》是个“四不像”，我将会非常满意。“四不像”说明它独树一帜，说明它有超越类型小说和小说类型的可能。
我一向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大”为目标的文学理想，《我和你》即是一个说明。它以“小”见长，以“小”为是，它的细致或细腻的层面让我在劳作之余多少有一点安慰。有时候我不禁想，“小”或细微不仅是小说的必要手段，甚至就是它的本质，否则也不会叫“小说”而叫“大说”了。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
最后是感谢。感谢所有在《我和你》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亲人和朋友。感谢刘立杆和朱庆和，他们不厌其烦地帮我校对原稿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感谢金晓明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感谢欧宁“不计前嫌”为《我和你》设计了一流的封面。我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扎根》也请欧宁制作了封面，但由于我所无法左右的原因最后没能用上，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2005…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