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舰艇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5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账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获悉了李泰国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于地方政府，这是大忌，“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此前所签的官兵雇佣协议，前提就是他必须作为舰队司令，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
随后，阿思本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命于李鸿章，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就和被李鸿章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他的“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指责恭亲王的决定“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恭亲王均未露面。
10月15日，作为“客卿”的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碟”，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碟”中，他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这封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同时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及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事件，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十一年后（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上至舰队司令，下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第十五章 洋干部下岗
【 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
1863年i1月16日，大清国又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
洋干部也能上能下，说换就换，这当然是新鲜事，表明大清中央在干部人事任免乃至外交方面的日渐雄起。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清国将自己的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采购大订单，交给他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他的倚重和信赖。
撤换这样的洋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有魄力下这个决心的，只有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恭亲王奕訢。
越位
导致李泰国与其“老板”奕訢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满清、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
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将海军大权拱手相让的合同。在李泰国和恭亲王等人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从前线统帅的调度，而必须直属于皇帝，这又激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局面下，恭亲王只能选择玉碎而非瓦全，舰队最后被解散。大清国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人才、技术双引进项目，宣告破产。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地、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侩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在这封以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名义发出的信中，中国政府详细罗列了李泰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舰队指挥权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除了阿思本舰队的越位签约外，他还居然要求将中国各港口的轮船归其一人调度、将上海的“常胜军”（即华尔、戈登等人率领的外籍雇佣军，此前名为“洋枪队”）归其一人指挥。信中还指控李泰国缺乏职业操守，其既然在中国担任领导职务，“食中国之俸，即与中国属员无异，其职分亦与各省关道相等”，但在此次购置舰队回京后，却以其与英国公使级别相等为理由，不再给恭亲王呈送“请示报告”，而使用平行书信。大清本来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为他在勾栏胡同购买了居所，有100多间房，现在他居然嫌小，指名要换到肃王府去，或至少要将肃王府分给他一半。肃亲王可是世袭周替的“铁帽子王”，其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王府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此前法国就曾要求将此定为使馆，但被大清政府严拒，肃王府后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中成为战场被毁坏。李泰国要求，如果不给他肃王府，那就要把肃王府边上的詹事府衙门的房子腾给他。其实，李泰国指定的两处新住宅，都紧靠着英国使馆，幕后显然是英国想在北京扩大使馆区。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野性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有大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在于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也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十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8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
军旗
李泰国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烙印：与恭亲王“合作”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购置阿思本舰队的工作启动之时，英国政府就要求这支舰队必须悬挂清晰的军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李泰国设计了一面军旗，绿色为底，配以黄色的“X”十字。
在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协议中，对此做了说明，之所以选择绿色，只因为从来没人将此作为海军旗底色，容易辨认（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也使用罕见的绿色军旗）。而“X”十字则是大英帝国国旗的基本图形，将“X’’十字换成黄色，融合了中英两国的元素，设计者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但这一设计遭到恭亲王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国旗必须是黄色，必须要有龙，龙必须在旗帜的上方，而且此前的中国官旗都是三角形的。李泰国最后综合了意见，新的军旗为绿底黄色“X”十字的长方形，中间是绘有蓝色龙的黄三角。
1863年2月13日，这面军旗在官方的《伦敦政报》上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1864年l月9日，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并不熟悉的祖国英国。恭亲王虽然在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在经济上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补偿：多发了四个月薪水，另送了6000两银子，总计折合约14000多英镑，这在当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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