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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那还是在黑暗里琢磨的好，”杜宾缩住手，没去点灯，讲道。
“那又是你的一个怪想法，”警察厅长说，凡是碰到他理解不了的事，都称作“怪”，他就这样生活在层出不穷的“怪事”中。
“对极了，”杜宾说，顺手递给客人一只烟斗，还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
“这回又有什么困难了？”我问道。“但愿别是什么暗杀案子？”
“哦，不是；不是那种案子。其实，这桩事倒非常简单，我深信我们自己也对付得了；不过我看，杜宾总愿意听听这桩事的详细经过，因为这事真怪极了。”
“又简单又怪，”杜宾说道。
“嘿，可不；但也并不尽然。说真的，我们全给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事看看非常简单，可就是破不了案。”
“也许正是因为这事简单，才把你们弄迷糊了吧，”我朋友说。
“真是废话！”警察厅长尽情大笑，答道。
“也许这疑案未免有点太清楚了，”杜宾说。
“哎呀，天哪！谁听说过这种话？”
“未免有点太明显了。”
“哈！哈！哈！——哈！哈！哈！——嗬！嗬！嗬！”这位客人乐不可支，尽情大笑，“哎呀，杜宾，你早晚要把我笑死。”
“到底有什么事要解决的？”我问道。
“这个，回头就告诉你们，”警察厅长答道，一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深深喷了口烟，在椅子里坐好。“我只用几句话告诉你们；不过，没讲以前，让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件事需要绝对保密，要是给人知道我把这事泄漏给谁听了，我这个饭碗八成就要砸了。”
“说下去。”我道。
“要么别说。”杜宾道。
“那我就说了；我从最高方面听到个机密消息，说禁宫里丢失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倒不消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此外还知道，这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怎么会知道的？”杜宾问道。
“看文件的性质就猜到了，”警察厅长答道，“再说文件一旦不在偷信人手里，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现在还没看到这种后果；——换句话说，就是他总想拿这份文件派个用场，现在派了用场。”
“再说得明白点，”我道。
“好，我姑且放胆说吧，这份文件一到了某人手里，某人在某方面就有了某种势力，而这种势力在这方面正是无限珍贵的。”警察厅长就好讲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杜宾道。
“不明白？好吧，要是这份文件给第三者看到的话，我暂且不说出这人的名字，那么就要影响到一位声势显赫的贵人的声望；拿着这份文件的人因此就可以摆布那个声望和安宁岌岌可危的贵人。”
“不过要这么摆布的话，就要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我插嘴道。“谁敢——”
“作案的，”葛××说道，“就是德××部长，他可敢作敢为，该做不该做的，都做全了。偷窃的方法真是又大胆又巧妙。那份文件——老实说，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人独处深宫时收到的。她正细看着这封信，冷不防闯进了一位贵人，她恰恰不希望这人看到信，慌忙中拼命想把信塞进抽屉里，塞来塞去塞不进，只好把拆开的信搁在桌上。好在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虽在面上，信里内容还没露出来，才没引起注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德××部长进来了。他眼睛尖，一下子就看到了信，认出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笔迹，注意到收信那位贵人的慌张神态，一眼看透了她的秘密。他照常匆匆办了几件公事，就拿出一封信，跟那封信倒有几分相像，他拆开信，假装看信，看完就挨着那封信并排放好。他又谈了一刻钟左右的公事才告辞，还从桌上拿走了不归他的那封信。收信人看见了，可是当着站在身边的第三者的面，自然不敢当场说破真情。那位部长匆匆走了；却把自己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桌上。”
杜宾跟我说：“刚才你问偷信人怎能随意摆布失主，现在该完全明白了吧——原来偷信人明明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
“对，”警察厅长答道，“几个月来，他仗了得来的这份势力，用来作为政治目的，搞得非常危险。丢信的贵人日益深信必须收回这封信。不过这当然不能公开进行。到后来，她给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委托我来办理了。”
“我看，”杜宾呆在腾腾翻滚的烟雾里说，“找你这样聪明的密探真是再理想不过了，简直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了。”
“过奖，过奖，”警察厅长答道，“不过人家倒也可能有这么种看法。”
“按你说，”我道，“这封信明明还在那位部长手里；因为信在他手里，还没派过任何用场，他才有这份势力。一派了用场，这份势力也就没了。”
“一点不错，”葛××说道，“我办事就是根据这份信念。头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公馆；可又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搜查，这事真叫我为难。我一上来就受到了警告，要是落下个把柄让他疑心我们的计划，就会招来祸殃。”
“不过，”我道，“你干这种调查工作倒实在是内行。巴黎警察以前经常办理这种事。”
“可不，因此我才不泄气。这位部长有个习惯，倒给了我极大方便。他经常整宿不在家。仆从并不算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房间也有一段路，而且大多是那不勒斯人，一灌就醉。你们也知道，我有的是钥匙，巴黎的大小房间哪一间都开得开。三个月来，只要有空，我没一夜不是亲自出马，花上大半夜工夫把德××公馆搜个遍。这件事有关我的名声，何况，不瞒你们说，报酬也非常可观。因此，不到我完全相信这贼比我还要机灵，我决不放弃搜查。我看，屋里凡是可以藏信的角落都给我搜遍了。”
“虽然这封信可能在部长手里，事实上也确实在他手里，他总不见得把信藏在别处，不藏在自己屋里吧？”我提出。
“这倒不见得，”杜宾说道。“照目前宫里的特别情况看来，尤其是大家知道的德××脱不了关系的那些阴谋，那份文件就会马上派得着用场——这封信要便于立刻交出去——这一点跟把信捏在手里简直同样重要。”
“这封信要便于交出去？”我道。
“换句话说就是便于毁掉，”杜宾道。
“不错，”我道，“这信明明是在他屋里。可以说绝对不会在他身边。”
“完全正确，”警察厅长道。“他在路上碰到过两回抢劫，好像是路贼干的，我亲眼看着他给严密地搜过身呢。”
“你不必这么多费手脚，”杜宾道。“照我看，德××根本不是傻瓜，不是傻瓜才会料到要碰上这种路劫。”
“根本不是傻瓜，”葛××说道，“可他是个诗人呢，照我看，诗人和傻瓜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深深抽了口烟，随后说道，“虽然我自己笔头上也造过孽，写过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经过吧，”我道。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地搜，到处都搜一遍。我对这种事有多年经验。我把整幢房子逐间逐间搜过；每间房间都花了我整整七个晚上。首先检查每间房间的家具。所有的抽屉都打开过；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式训练的警察来说绝不会有什么秘密抽屉。在这种搜查过程中，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不搜，准是个傻瓜。这是明摆着的事。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大小都要计算明白。何况还有精确的尺呢。差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过了柜子搜椅子。椅垫都用细细的长针戳过，就是你们看见过我用的那种长针。我们还拆开了桌面。”
“干吗拆桌面？”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把桌面，或是其他相同装配的家具的面子拆了开来；然后雕空桌腿把东西藏进空心里，重新盖上桌面。床柱头和床柱脚也是这么派上用场的。”
“难道空心听不出来吗？”我问道。
“如果东西放好，外面再裹足棉花，那就根本听不出来。再说，我们这回搜查决不能出声。”
“照你刚才这么说，家具里可能用来藏东西，可你们没法把这一切家具都搬开拆开啊。比方说，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卷，样子，大小，跟大号编织针没什么差别，卷成这样，就可以嵌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还要高明——用架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把公馆里每只椅子的横档，不消说，还有各种各样家具的接榫，都细细检查过。要是有什么最近动过的痕迹，不怕一下子查不出来。比方说，钻子钻出来的一丁点儿木屑，看出来就同苹果一样清楚。粘胶的地方只要有什么不对头的——接榫的地方只要有什么异样的裂缝——保险都查得出来。”
“想必你们注意过镜子，镜面和底版当中的地方，此外也总戳过床铺和被褥以及帷帘和地毯吧。”
“那当然，我们把每件家具都这样搜遍以后，就搜屋子了。整幢屋子的表面都分成一格一格，编了号码，这样就没一处漏掉了；然后，照旧用显微镜把整幢屋子一方寸一方寸地查个明白，连左右两幢紧挨着的房子也仔细查过。”
“左右两幢房子！”我失声喊道，“你们一定花了不少工夫吧。”
“是啊，可这笔报酬实在不小呢。”
“你们把房子四周的地面也查过了吗？”
“地面全是砖头铺的。这倒不费什么力气。我们查了查砖缝间的青苔，看出没挪动过。”
“你们当然也查过德××的文件，还有他书房里的书本啰？”
“那还用说，大包小包都打开过；不但把本本书都打开了，还把每一部书都逐页翻过，我们可不学有些警官的样，光拿书抖抖就算了。我们还用非常精确的测量仪器量了量每本书封面的厚薄，而且还用显微镜万分仔细地照过。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拆动过都绝对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部新装订的书我们全拿针往里仔细戳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当然。每块地毯都搬开过，还拿显微镜检查了地板。”
“那么墙纸呢？”
“看过了。”
“查过地窖吗？”
“查过了。”
“那么，”我道，“你搞错了，那封信并不像你假定的那样在屋里。”
“你这话恐怕说对了，”警察厅长道，“呃，杜宾，你倒说说看，我该怎么办？”
“把屋子重新彻底搜查一遍。”
“那倒大可不必，”葛××答道。“我可以拿脑袋打赌，那封信绝对不在公馆里。”
“那我没什么更好的建议了，”杜宾道。“你一定知道这封信的详细样子吧？”
“可不！”——说着，警察厅长就掏出一本备忘录，宣读那份失落的文件里面的详细样子，尤其是这封信的外表，他讲得特别详细。他详细念完这篇说明，就告辞了，神态沮丧，我可从没见过这位一向愉快的先生这么沮丧的。
过了一个月光景，他又来看我们，只见我们差不多还跟上回一样待着。他拿了只烟斗，坐了下来，谈了些家常。最后我说道：
“啊，葛××，那封丢失的信怎么样啦？想必你终于认定斗不过那位部长了吧？”
“哎呀，去他的，我按照杜宾的意思重新调查了一遍——可就是白费力气，这我早料到了。”
“你说过这笔报酬有多少？”杜宾问道。
“嘿，这笔数目非常大——这笔报酬非常丰厚——我不愿说出到底有多少；不过我愿意说这样一句话，有谁把那封信给我找到，我不惜自己掏腰包，送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真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这笔报酬最近加了倍。不过，就算报酬加上三倍，我也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了。”
“哦，是吗，”杜宾一边抽着烟，一边慢吞吞地说道，“我倒——认为，葛××，——你没完全尽力。我看——你还可以尽点力，呃？”
“怎么？——用什么法子？”
“哦——噗，噗——这件事么——噗，噗——你可以向人家讨教一下，呃？噗，噗，噗。你可记得阿伯尼蒂（约翰·阿伯尼蒂（1764—1831），英国外科医生。以行动乖张著称。）的故事吗？”
“不，去他妈的阿伯尼蒂。”
“好哇！尽管由你说去他妈的阿伯尼蒂吧。不过，从前，有个阔绰的守财奴，竟想出条妙计，打算骗这个阿伯尼蒂白给他看病。存了这条心，他就在一次私人来往中，一边扯着家常，一边巧妙地把病状捏造成别人的病讲给这个医生听。
“守财奴说，‘比方说，他的病状是如此这般；呃，大夫，你叫他找什么药吃？’
“阿伯尼蒂说，‘找？嘿，当然是找人讨教喽。’”
“可我不是甘心情愿找人讨教的吗，我不也情愿出钱吗，”警察厅长有点不安地说。“谁帮我办这事，我就真个给他五万法郎。”
“假如那样的话，”杜宾说着拉开抽屉，交给他一本支票簿，“你还是把刚才说的数目，开张支票给我。签好字，我就把信交给你。”
我听得大吃一惊。看模样警察厅长竟是吓得目瞪口呆。有半天工夫，说不出话，动弹不得，光是张大了嘴，瞪出眼珠，满腹狐疑地看着我的朋友；过后，才多少定下神，抓起一支笔，踌躇再三，怔怔地盯了几次，最后才开了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字，递过桌子，交给杜宾。杜宾仔细看了一遍，就藏在皮夹里；再打开书桌（此处指有文件分类函和抽屉的盖式办公桌。），从里边拿出一封信交给警察厅长。这个警官乐不可支地抓住信，颤着手拆开信，匆匆把内容看了一下，迫不及待地走到门口，招呼也不打，终于奔出房，跑出屋，一声都不吭，打从杜宾要他开支票，他就没开过口呢。
他一走，我的朋友就开始解释给我听了。
“巴黎警察办案本领倒非常高明，”他说道，“他们百折不挠，机灵狡猾，完全精通本行业务。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的详细经过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经尽了力，做过一番调查工作，倒也挑不出眼来。”
“已经尽了力？”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