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悬疑经典小说- 第41部分

“什么？那么，你认为，这个东西是——”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他严肃的回答，“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你的协助下对它做彻底调查。”

我们整夜一起在床边看守着，吸了很多烟，那个怪物在床上翻来覆去，喘着气，直到它显然是筋疲力尽了。然后，我们从它低沉、有规律的呼吸中知道它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整个宅子都轰动了。房客们都聚到我房间外面的楼梯平台上，哈蒙德和我成了名人。我们得回答许许多多关于我们那个特殊囚徒的状况的问题，因为宅子里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是没有人敢走进我的房间。

那个怪物醒了。这从床单的扭动上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在努力想逃跑。看见间接显示出的它为脱身而做的可怕的翻腾和痛苦挣扎的迹象，而动作本身却看不见，这其中确实有某种恐怖的东西。

哈蒙德和我自己在那个漫长的夜晚里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显示出这个怪物的形状和整体面貌。就我们用手掠过它的形体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它的身体和面部轮廓是人。有一张嘴；一个圆圆的、光滑的头，上面没有头发；一个鼻子，不过它几乎不比面颊高；它的手和脚摸上去像一个男孩的手和脚。起先，我们想把它放到一个光滑的表面上，用粉笔描出它的轮廓，就像鞋匠描出脚的轮廓那样。这个打算由于没有价值而被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轮廓对于了解它的构造毫无用处。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用熟石膏给它做一个模子。这会给我们一个固体的形体，满足我们的所有期望。但是怎么做呢？这个怪物的动作会干扰涂石膏，并且把模子弄变形。得再想一个主意。为什么不用氯仿把它麻醉呢？它有呼吸器官——它能呼吸，这就是有呼吸器官的明证。一旦使它处于一种麻醉状态，我们就能做我们想做的事了。我们派人请来了x大夫，这位值得尊敬的医生一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开始进行氯仿麻醉。

三分钟以后，我们就可以把绑缚的绳子从它身上解开了，一个模型师忙着用潮湿的粘土涂在它那看不见的形体上。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模子，还不到晚上，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怪物的一个大致的复制品。它的形状像一个人——扭曲、古怪而且可怕，但仍是一个人。它比较小，身高只有四英尺几英寸，它的四肢显示出一种不对称的肌肉发展。它的脸比我见过的任何丑恶的东西都更为可怕。古斯塔夫·多雷，或是卡洛特，或是托尼·约哈诺特都从未构想过如此可怕的东西。后者绘制的一幅插图中的脸，稍稍有点像这个怪物的面貌，但是还不能和它相比。我想象中的食尸鬼应当就是这副相貌。它看上去好像能以人肉为食。

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并且限制宅子里的每个人都保守秘密以后，怎么处置我们这个怪物就成了一个问题。将这么一个恐怖的东西留在宅子里是不可能的；把这么一个可怕的东西释放出去同样也不可能。我承认我很乐意投票决定将这个怪物毁灭掉。但是谁来承担责任呢？谁来处决这个与人相似的可怕的怪物呢？

一天又一天，这个问题被严肃地商讨着。房客们全都离开了宅子。莫法特太太处于绝望之中，用所有法律惩罚来威胁哈蒙德和我，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恐怖的怪物从宅子里弄出去的话。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你愿意，我们就走，但是我们拒绝把这个怪物和我们一起带走。如果你高兴的话，你自己把它弄走。它是在你的宅子里出现的。责任是落在你身上。”自然，她对这些话无辞以对。莫法特太太甚至找不到一个愿意走近这个神秘怪物的人，不管这个人是出于兴趣还是为了钱。

这件事情最奇怪的方面是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动物习惯于吃什么为生。我们把自己能想到的每种有营养的东西都放在它面前，但是它从来不碰一下。日复一日，站在旁边看着床单扭动着，听到沉重的呼吸声，知道它正饿得要死，这真可怕。

十天，十二天，两个星期过去了，它还活着。不过，心脏的跳动变得越来越弱，现在几乎快停止了。显然，这个怪物正因缺少食物而濒于死亡。这种恐怖的生命搏斗持续着，我为之感到痛苦。我睡不着觉。虽然这个怪物是可怕的，但是想到它遭受的折磨，它又很可怜。

最后，它死了。哈蒙德和我发现它有一天早晨在床上变得又冷又硬。心脏停止了跳动，肺停止了呼吸。我们赶紧把它埋到花园里。那是一个奇怪的葬礼，我们把一具看不见的尸体放进一个潮湿的坑里。它的形体的模子我送给了x大夫，他把模子保存在第十街他的博物馆里。

我要做一次漫长的旅行，可能不回来了。就在出发前夜，我写下了这件事，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事。

詹颂译

6．鬼恋人

〔英国〕伊丽莎白·鲍温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磁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

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亲爱的凯瑟琳：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还是我们说好的这一天。岁月流逝，很快也很慢，因为情况毫无变化，我相信你会遵守诺言。我看见你离开伦敦，深感不悦；但是你毕竟回来了，我很满意。那么，在那安排好的时刻，等着我吧。直到那时……

k。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遏制着烦恼的表情，但那是表示同意的神情。她生了第三个男孩后，大病了一场，左嘴角边便有了间歇的肌肉颤动。但是尽管如此，她总能保持一种既精力充沛又平静稳重的风度。

她像照镜子时一样猛然扭过脸，走到箱子前，开了锁，掀开箱盖，跪下来找东西。雨开始哗哗地下了，她忍不住回头去看光秃秃的床，上面就放着那信。在雨的帘幕后面，仍然伫立着的教堂钟敲六下。她数着缓慢的钟声，很快地愈来愈害怕。“安排好的时刻——我的上帝，”她说，“什么时刻？——我该怎样——？在过了二十五年以后——”

花园里有一位姑娘和一位军人在说话。她从没有看清他的脸。天很黑，他们在树下告别。在那关键时刻看不清他，似乎她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似的——为了证实他出现不止这几分钟，她常常伸出手来。他每次都毫无温柔之意地把它压在制服的纽扣上，使她好疼。军人从法国回来休假，现在离假期结束那么近，她只有希望他已经走掉。时间是一九一六年八月。他没有亲吻，而是远远地推开惊恐的凯瑟琳审视着，看得她觉得他眼中闪着鬼气。她转脸从草坪上望去，在树林间，可以看见客厅亮着灯。她吸了一口气，想象自己奔跑着冲进母亲和姐姐平安的臂弯里，叫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他走了。”

听见她吸气，未婚夫漠然地说：“冷吗？”

“你要走得那么远。”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远。”

“我不懂？”

“你不用懂，”他说，“你会懂的。你知道我们说过的话。”

“可那是——如果你——我说，如果。”

“我将和你在一起。”他说，“早晚而已。你不用做什么，只要等待。”

只一分多钟以后，她自由地跑过静静的草坪。穿过窗户，她看见母亲和姐姐，她们一时没有发现她。她已经觉得这古怪的许诺把她和其余的人类分开了。没有别的奉献自己的方式更使她感觉孤独迷惑和注定受到诅咒了。她不能做出更不祥的盟约了。

几个月后，有报导说，她的未婚夫已经失踪，推测是阵亡了。她的家庭不只支持她，而且能够毫不吝啬地称赞她的勇气，因为他们对那未婚夫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无所遗憾。他们希望她在一两年内能把自己安慰好——如果仅只是个安慰的问题就简单多了。她的麻烦是，在不明显的悲痛后面，她和一切事物完全脱节了。她没有拒绝求婚的人，因为他们从未出现。好几年她对男子毫无吸引力。快到三十岁时，她变得很自然地分担着家庭为她年龄日长的焦虑，开始张罗，猜测着自己的命运。她三十二岁那年，威廉·杜路沃求婚，使她如释重负。她嫁了他。他们在这安静的、树木茂盛的肯星顿一带住下来。岁月积累，在这所房子里，孩子们都长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才把他们赶开。作为杜路沃太太，她的生活圈子有限，而且她从不肯想到有人注意着她的生活。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写信的人是活还是死，他送来了威胁。杜太太不能老跪着，背对空屋子，她从箱子边站起，坐在一个直背椅上，这椅子坚定地靠着墙。旧卧室弃置了。她婚后的伦敦的家整个气氛就像一个有裂缝的杯子，使回忆连同它安抚的力量或蒸发或漏掉了。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危机——而就在这关口，写信人有见识地给她当头一棒。在这个傍晚，这座房屋的空虚把许多年来的笑语喧哗、习惯、脚步全勾销了。透过关闭的窗户，她只听到周围房顶上的雨声，为了振作起来，她说自己在闹情绪——闭上眼睛两三秒钟告诉自己那信不过是幻想，可是睁眼一看，它就在床上。

那信怎样进来的神秘一面她不肯想。在伦敦，有谁知道她打算今天来到这座房屋？无论如何，明明是有人知道了。就算是管房人回来了，也没有理由料到她来；他会把信装在口袋里，按部就班地去投邮。也没有别的迹象显示管房人来过了——但是，如果不是管房人来过呢？放在一座空屋门口的信不会飞，也不会走上厅里的桌子的。这信不会坐在空桌的灰尘中，那神气似乎确信一定能遇到收信人。这需要人的手——可是只有管房人有钥匙。在这种情况下，她不愿去想，没有钥匙也能走进屋子。很可能现在这儿不只她一个人，楼下也许有人在等她。等待——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排好的时刻”。至少那不是六点钟，六点钟已敲过了。

她起身走过去，锁上了门。

问题是得出去，飞吗？不，不行。她得赶火车。她是家庭生活中可靠的支柱，不愿意没有拿到要拿的东西就回到乡下，回到丈夫、儿子和姐姐身边去。她又在箱子里捡东西了，捡得很快，胡乱一塞，又很坚决地扎好几个包裹。这样，连同原先买的东西，就拿不了了。这就是说需要出租车。一想到出租车，她的心轻松起来，恢复了正常呼吸。我现在就打电话叫车，车不会很快来，听见马达响，我再平静地下楼，穿过前厅。我要打电话——可是不行，电话线路早掐断了。她拽着电线的结头，那是她错系上的。

逃走吧……他从来对我都不好，不是真的好。我不记得他好过，一点儿没有。母亲说他从不关心我。他就是一心要得到我，那就是他的感情，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想让别人好过。他做了些什么，让我做出那样的允诺？我不记得——但是她发现她是记得的。

她记得，准确得可怕地记得，以致之后的二十五年都烟消云散了；以致她直觉地寻找钮扣留在手掌上的印痕。她不只记得他的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