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马爱农译
2．匍行者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一直认为，如果公布有关普利斯伯瑞教授二十年前的一些怪异行径，能够消除他所任教大学的焦虑和震惊伦敦学术界的所有丑恶的谣言，那我应该这么做。然而，由于某些障碍，这件奇异案子的真实调查过程，一直与我朋友的许多其他经历的记录一起埋藏在我的洋铁箱中。现在，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可，公开这件福尔摩斯退休前所查办的最后案子的调查经过。即使是现在，把事情公开，仍需谨言慎行。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傍晚，我接到福尔摩斯一个简短的便条：
如果方便，请即前来——不方便，也得来。
s。h。
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几年变得非常特别。他是个有一些怪习性的人，单调而专注的习性，而我就是他的习性之一。我就像他的小提琴、粗烟草、老黑烟斗、参考书，或其他一些小东西。当他处理案子需要帮手，或者要一个精神上能信赖的伙伴，我的角色就很明显了。不过，除了这点，我还有其他可用的地方。我是他心灵的磨刀石，我能激励他。我在时，他喜欢大放厥词，那些话并不是真的对我说的——事实上他对床架讲也可以——不过，不管怎样，这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有我参与，对他总有些帮助。如果我的思维缓慢而使他不耐烦，那只会使他那强烈的本能与反应变得更加灵活快速。这就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些许的作用。
当我到贝克街时，发现他正膝头屈起地蜷缩在扶手椅中，口中衔着烟斗，眉头因深思而纠结，显然正在为某些烦人的问题苦恼。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进以前我常坐的那张扶手椅中，除此之外，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他没有任何表示，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然后，突然，他似乎由幻想中跃出，以他惯有的古怪微笑欢迎我回到这个曾经一度是我的住处的地方。
“华生，你会原谅我刚才的出神吧，”他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一些特异的事情交到我手中，这使我联想到一些比较普遍的特性。我很认真地想写一篇用狗来做侦探工作的专文。”
“噢，福尔摩斯，不是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吗，”我说，“比如像猎犬——警犬——”
“不，不，华生，那方面的工作当然是很明显的了，但另外还有更为微妙的。你也许还记得，你以精妙的笔记记述的那个铜山毛榉的案子。我只是观察一个孩子的心灵，结果能推论出一个自满于一切威望的父亲的罪行。”
“是的，这案子我记得很清楚。”
“我以狗来推论的想法也是类似的。一只狗反映出它主人家的生活，有谁见过一条活泼的狗出现在一个阴沉的家庭？或者一个快乐的家庭有条悲伤的狗？喜欢怒骂的人，他的狗也是咆哮不停，危险的人的狗也危险，他们瞬息的情绪也会影响到别人瞬息的情绪。”
我摇摇头说：“显然，福尔摩斯，你这说法太牵强了吧。”
他重新装满了烟斗，又坐回椅子中，对我的说法毫不在意。
“我刚才的说法的实际应用与我现在正在调查的问题十分接近。你知道，那问题是一团混乱，我正在找一个头绪，其中一个可能的头绪就是：为什么普利斯伯瑞教授的狼狗诺埃会想要咬他？”
我有些失望地坐回椅子中，难道就为了这么一个琐碎的小问题使他要我放下工作而来这里？福尔摩斯看了我一眼。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说，“你永远学不会，最严重的事情常常是取决于最微小的事。可是，事情是否有点儿奇怪，一位沉着年长的哲人——你当然听过剑桥大学有名的生理学家普利斯伯瑞教授的名字——他钟爱的狼狗居然向他攻击了两次！你有什么看法？”
“那狗病了。”
“嗯，这点是必须考虑到。可是，它并没有攻击别人，而且，除了很特殊的情形，它也没有骚扰主人。奇怪，华生——真的很奇怪。不过，如果这声电铃是年轻的班尼特先生，那他来早了。我本来希望在他来之前先跟你多谈谈的。”
楼梯上响起敏捷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清脆的敲门声。片刻，我们的新委托人就自己走了进来。他是个高大英俊、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衣着考究，彬彬有礼，但是在他的态度中，带着点儿学生的腼腆，不像是个对一切都十分有把握的成熟男子。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然后有点儿惊讶地看着我。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十分敏感，”他说，“请顾虑到普利斯伯瑞教授与我之间公开及私下的关系。我实在不能在第三者面前谈这件事。”
“别担心，班尼特先生。华生医生绝对能保守秘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件事我很可能会需要一个帮手。”
“那就听你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能了解，我对这事有所顾忌。”
“华生，如果我向你介绍这位崔佛·班尼特先生是那位伟大科学家的助手，住在他家，并且已与他的独生女订了婚，我想你会理解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他对那位教授是绝对忠心而且敬爱的。不过，表现这点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件奇怪的事澄清。”
“我希望如此，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唯一的目的。华生医生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吗？”
“我还没有时间向他解释。”
“那么，也许在我解释新的发展前，要先把事情开始的情况再大致说一遍。”
“还是让我来说，”福尔摩斯说，“看我是否清楚地了解了事情的先后次序。华生，这位教授是闻名欧洲的，他一辈子献身于学术研究，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丑闻。他目前鳏居，有一个女儿名叫伊笛丝。据我推测，他是个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的人。这情形一直维持到几个月前。
“接着，他的生活就被打乱了。他现年六十一岁，却与一位同事——比较解剖学的权威莫菲教授的女儿订了婚。据我了解，他的这项举动，并不是一个年长者理智的交往求婚，而是出于类似年轻人的那种狂热。没有一个人表现得比他更像热恋中的情人。至于那位女士爱莉丝·莫菲，不论身体或心灵，都是个绝佳的女子，因此也难怪教授会对她如此迷恋。然而，他自己的家人，却不是完全赞同。”
“我们认为似乎有些过分。”我们的访客说道。
“一点儿也不错，是过分，而且还有点儿莽撞和不自然。然而，普利斯伯瑞教授颇为富有，对方的父亲倒并不反对。至于那位女儿，她身边不乏合适的人，他们虽然不如教授有名，但至少年龄比较合适。那位女士似乎并不在乎教授的一些怪癖，只有年龄是唯一的障碍。
“就在这时候，有一些颇为奇怪的小事情突然破坏了教授的正常生活，他做出一些他以前从没做过的事，他突然离家而不告诉别人他去了哪里。他离开了两个星期，回来的时候一副舟车劳顿的样子。他不提他去了哪里，虽然平时他是个十分坦白的人。然而，很碰巧，我们这位委托人班尼特先生收到一个在布拉格的同学的来信，说他十分高兴在那里见到普利斯伯瑞教授，虽然他没有机会与他谈话。只因为这样，他家人才知道他去过那里。
“现在，要说到正题了。从此之后，教授有了一些奇怪的改变。他变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不再是他们本来认识的那个人，而且似乎有一些阴影掩盖了他高尚的品格。他的学识倒并没有受影响，他的课仍讲得与以前一样精彩，可是他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以前没有的怪异和让人意外的举动。他的女儿本来与他十分亲近，也一次次试着想打开她父亲戴上的面具，恢复以往的亲密关系。还有，先生，你，据我所知也试着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都没有用。好了，班尼特先生，请你自己来说有关那些信件的事。”
“你要知道，华生医生，教授对我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就算我是他的儿子或弟弟，也不会再得到更多的信任。做为他的秘书，我经手所有他往来的文件，也拆阅并归类他的信件。在他回来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他告诉我也许会有一些寄自伦敦的信给他，那些信的邮票底下会有个十字记号，这些信必须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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