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家？”娜斯佳小心翼翼地问。
还在上中学时，在70年代的苏联舞台上，有一颗耀眼的明星——被评论家称为“歌坛低音天使”的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她体态匀称苗条，一根淡褐色的粗辫子，从脑后直垂腰际，用柔和悦耳、不高的嗓音，演唱苏联作曲家的抒情歌曲，基本上都是歌颂俄罗斯和普通的俄罗斯妇女。
“对，著名歌唱家，”罗德钦科重申，“赫赫有名的低音天使。他们要是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天使就好了！她不停地从一张床跳上另一张床。请原谅我的粗鲁，但是她是个天字第一号的荡妇。不是流产就是性病，而且有丈夫！她的丈夫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他的面前是闪光的官运，可以在党的系统升迁。因此，您自己明白，为了不妨碍丈夫的职务升迁，莲诺奇卡·罗曼诺夫斯卡娅应该非常谨慎、非常检点。她非常清楚，她的舞台星运正好与他做她的丈夫和他掌权的时间相等。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被破坏掉，她就会被掐着脖子拉下台来。诸如电台录音、电视镜头、巡回演出，甚至是外省俱乐部的蹩脚音乐会等等，全都得没戏。她会因贫困潦倒而死去。因此，自己所有的难题，莲诺奇卡都是私下解决，严格保密。她的流产医生是固定的，而且非常可靠，是卡捷琳娜给她介绍的已故施瓦伊施泰因的一个同事兼朋友。后来，叶莲娜完全失去了控制，她开始酗酒，随便同人寻欢作乐，染上了性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卡佳还是帮助她，给她介绍了一个可靠而有经验的皮肤病性病专家，也是已故丈夫的一个朋友，她同他这些年来没有终止保持关系。有一天，这位皮肤病性病专家对罗曼诺夫斯卡娅的健康状况有点不满意，打发她去做补充检查。叶莲娜自然反对了好久，她害怕招致多余的人了解自己的情况。然而专家让她相信自己的同事是可靠的人，可以信任他，他会字口如瓶。而且，这位年轻的同事对专家本人非常尽责，他是一位出色的医生。莲诺奇卡牙齿咬得格吱响，不过还是去检查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年轻同事什么地方受到她的青睐，反正过了一段时间，罗曼诺夫斯卡娅来求卡捷琳娜帮忙了。她说，这样招人喜爱的人，却如此不幸。妻子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她因为一次车祸变成了残疾人，无论如何他不能抛弃她。这不道德，但是他有一个女人，他爱她，可是没有地方约会，等等。您自己明白，当然，卡捷琳娜觉得非常可怜，于是就同意了。”
“但是，罗曼诺夫斯卡娅离开舞台很久了。”娜斯佳指出，“我记得很清楚，是1982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她已经不演出了。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还要早得多。好像是1974～1975年，在莲诺奇卡全盛时期。你是对的，到80年代初期她已经不演出了。彻底堕落成酒鬼了，告别了音乐会，不再录音。开始人们还想让她复出，编造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但是勃列日涅夫死后，中央机关开始换班，她丈夫的升迁被阻断，也就没有人抬举她了。”
原来，这个医生同加利娜·捷列辛娜约会了十五年。还不错！但是这意味着，加利娜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是他的孩子。一共四个，而不仅仅是娜塔莎。当然，虽然他的兴趣都指向她一个人的事实，更像是说明，其余的孩子是加利娜同丈夫所生。怎么找到这个捉摸不定的“萨莎叔叔”？剩下的最后希望是叶莲娜·罗曼诺夫卡娅和她的性病医生。只有他们能说出他的名字。
要想找到曾经给著名歌唱家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治疗过性病的医生，只能通过罗曼诺夫斯卡娅本人。因为想从1949年去世的施瓦伊施泰因的朋友圈子中确定他的名字，是一件绝对没有指望的事情。结束对谢苗·费多罗维奇·罗德钦科的访问，娜斯佳回到民警分局，她瞥了一眼尤拉·科罗特科夫和科利亚·谢卢亚诺夫的那间办公室，尤拉不知道忙什么去了。科利亚正在专心地起草一份文件，不时看看摊开在桌子上的拍纸簿，和记着笔记的散页纸。
“科林卡，我去向‘小圆面包’汇报，你行行好，帮我找到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
“你的叶莲娜有父称吗？”谢卢亚诺夫怀疑地问道，“难道她是个就像通常说的圣经家庭中的无性诞育的孩子？”
“有父称，”娜斯佳笑笑说，“但是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25年前她是著名的舞台歌唱家。现在她应该有50～60岁。找得到吗？对了，她的丈夫当时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这个显赫的特征，”尼古拉嘿嘿一笑，“阿西卡，你为什么要当密探？你应当去干考古。你这么愿意发掘古代历史。好吧，我去找找。怎么谢我？”
“我在小卖部给你买个面包。”娜斯佳许诺说。
过了半个小时，向戈尔杰耶夫上校报告完工作，她重新来到谢卢亚夫那里。他仍然在写自己的文件。看来，办公室在这半个小时之中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三十分钟前放在地板上无声无息的茶炊，现在挪到了小柜上，正咝咝响得欢。
“面包呢？”谢卢亚诺夫询问地抬起眉毛，“我已经烧上茶炊了。”
“罗曼诺夫斯卡娅呢？”娜斯佳摹仿他的口气反问，“我不预先支付。”
“你误会了，姐们儿。我有生以来从不死气白赖要预付。还有，你自己从事这些考古发掘图的什么？考古学家我见得多了，一般都是找骨头架子。因此我给你找到了一具尸体。”
“科利亚！”她绝望地呻吟了一下，筋疲力尽地缩进椅子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罗曼诺夫斯卡娅的身上了。”
“好了，请你原谅，”尼古拉摊开两手说，“没有满足您。但是我尽了力了。不，真的，阿霞，叶莲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处于连续神志不清状态已经很多年了。颈椎摔伤了。因此酒精有害，要注意这一点。”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太久，你只迟了一丁点，早点想起来，就赶上她活着了。”“科利亚，你这种愚蠢的玩笑有完没完？我这儿挂着一件谋杀案，你却嘻嘻哈哈。”
“是不是挂着一件案子？”他询问道，“据我所知，这样的‘悬案’你至少有三件。我们每个人都不比这少。所以不用悲观。我们继续工作。叶莲娜·弗拉基米罗芙娜·罗曼诺夫斯卡娅两个星期前去世了。她一个人生活，由于她酗酒无度，丈夫早就抛弃了她。一个成年的女儿独立生活。”
“女儿的地址呢？”娜斯佳疲倦地问。
“阿霞。她不是一般地独立生活，而是非常独立，独立到你找不到她。当然，我能尽心竭力为你去搞她的地址，不过你要考虑到，这条街在悉尼，乘飞机得飞十六个小时。”
“真不走运。她到澳大利亚很久了吗？”
“1989年去的，顺利出嫁，就远远地离开了精神失常的酒鬼妈妈。从此一次也没有回过俄罗斯，我核查过了。”
“谢谢你，科林卡，你是真正的朋友。只是遗憾，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娜斯佳脸上显得茫然，以致好心肠的乐天派谢卢亚诺夫霎时间充满了同情。
“你想向她打听什么？也许，我们试试怎么从别的渠道问清楚。”
“唉，科利亚，我要向她打听一个医生的姓。他二十多年前给她做过检查。”
“这有什么难的？有医疗病历卡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都是私下进行的，极其秘密。舆论界不应该知道一位夫人、歌唱家经常治疗淋病和滴虫病。而让她去找我需要的这位医生做检查的正是性病专家。因此，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病历卡。费用按照行情用现金结账。我想向罗曼诺夫斯卡娅打听的或者是医生的姓，或者是让她去找他的那位性病专家的姓。”
“那么，我们找找性病专家，”谢卢亚诺夫提议，他喜欢所有能撇开拼凑可恶的格式化纸张的机会，“关于他都说了什么？”
“他是死于1949年的施瓦伊施泰因博士的朋友，与博士的遗孀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长时间保持交往。”
“她也死了，”他接着说，“真来劲。我怀疑，你的这位性病专家也早就不在人世了。在我们这个美好的国家，男人都不长寿。要知道他应该有80多岁甚至更老些。你有阿尼斯科维茨的熟人名单吗？”
“有。”
“咱们赌一瓶酒，我两天之后给你查清楚性病专家的姓？”
“你刚才还在说饮酒有害。”
“谁说我要喝酒了？我赢你这瓶酒，带回家去珍藏在柜子里。用不着的时候就摆着。譬如有时客人来了，我就犒劳犒劳谁。”
“好啊，你这该死的敲诈犯，居然敲诈我。你也在办阿尼斯科维茨案，所以，完成我的委托，是你分内的职责。”
“阿西卡，跟你玩儿不行！你随时准备扼杀最浪漫的激情，我需要的是刺激而不是履行职责。如果我和你打赌，我的激情就来了，否则，太乏味了。”
“啊，你是在找乐子。好，说定了，我给你一瓶酒，只要找到他，请吧。我让这案子搞得焦头烂额，时间在流逝，却一点进展也没有。‘小圆面包’已经不拿正眼瞧我了，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线索都卡住了。案子就像着了魔一样，没有一种合理的说法。那位传说中的医生是惟一的线索了。”
他们还就酒瓶的大小和白兰地的品牌讲了一番价钱。娜斯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她的情绪糟透了。她同罗德钦科谈话时突然冒出来的希望转眼间就化为泡影。罗曼诺夫斯卡娅死了，性病医生大概也死了。她已经不怀疑，两天之后，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将告诉她的正是这个结果。阿尼斯科维茨被杀害了。所有能够通向这个与加利娜·捷利辛娜约会了许多年，现在肯定是顶着化名到医院去探望她的孩子们的那个人的线索一下子全部断了。这个人在中断来往很长时间之后，又开始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去，并且是在她不明原因的死亡之前不久。
罗曼诺夫斯卡娅之死，对一个严重酗酒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时间太巧了。这里是否有捉摸不定的大夫“萨沙叔叔”的功劳呢？娜斯佳缩成一团，心里想着，询问死者的熟人和邻居是一项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刚刚围绕阿尼斯科维茨死亡的事实进行过一遍，又不得不为罗曼诺夫斯卡娅的案子重来一遍。这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大量的气力。而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
马尔法修女用残疾人小车把加利娜·捷列辛娜推到疗养院外面开阔的公园里，她们散步散了很长时间，一小时前还是艳阳当空，现在却云起满天，刮起了强烈的冷风。加利娜冷得肩膀发抖。
“太冷了，”她任性地说，“我们回去吧。”
“还早。你应该多在室外的新鲜空气中呆呆。”修女不同意。
“可是我都冻僵了。”
“我去给你拿件暖和的东西来。”
“那好吧，不过要快点，要不我会感冒的。”
马尔法小姐急急朝大楼走去。上到二楼，她推开加利娜房间的门，开始翻衣柜里的东西，想找一件暖和的短大衣和三角头巾。突然，身后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修女转过身，她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她刚想笑一下打个招呼，那男人一个箭步蹿上来，眨眼间，有力的手指卡住了她的脖子。嘴里“卟哧”一声吐出一口气，女人只来得及明白一点：这一下她死定了。
娜斯佳喜欢丈夫在家里等她。的确，每当她在这种恶劣的精神状态下回到家的时刻，想到不可避免的晚餐谈话就觉得不堪忍受，使她像生病似的皱紧眉头。不过这种情况不常有。阿列克谢认识她很多年了，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她，从来都善于准确地感知她的情绪并及时保持沉默。
今天，娜斯佳的精神状态远不是最快乐的，但是也不至于沉重到不高兴与丈夫重逢的地步。他出差返回时，顺路到住在朱可夫斯基的父母家停了几天，刚刚回到莫斯科。
廖沙用非常吃力的咳嗽和严重的鼻塞迎接了她。眼睛发红，鼻子发肿，他的整个外表把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娜斯佳不同，他很少生病，这一次感冒使他很不习惯，因而烦躁不安。
“老天爷！”看见心爱的丈夫，娜斯佳两手一拍，“你在哪里弄成这副模样？”
“大概是在飞机上。”阿列克赛费力地嘶哑着嗓子说，“已经是第四天受罪了，是最厉害的时候，你一般都用什么治疗？”
“什么也不用，这你知道。我等着肌体自己康复，不必娇惯它。但是我的方法不适合你，你真的需要马上治疗。我也没有感冒药。”她心慌意乱地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往办公室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我可以到药房去看看。而这时候已经晚了，到处都关门了。”
“好了，勉强坚持到明天，早晨我自己去，现在去吃晚饭吧。”
晚饭后，娜斯佳让丈夫用芥末熏腿，用沙布包上洋葱末塞到耳朵里——一种有效的治伤风的民间偏方，往脚上抹松节油，套上厚袜子。她自己从未试过这种疗法，但是听别人说过该怎么做。
“你专门折磨我。”廖沙痛苦地嘶哑着声音说，当她给他擦刺鼻的松节油时，他双腿抽搐着，他最怕呵痒，“你想让我死啊。你这害人精，应该生在中世纪的西班牙。”
“对不起，弄差了五个世纪。不过我不是有意的。好好躺着，我不想让你死。如果没有你，谁给我做饭吃？”
“你真自私。”他埋怨道。
但是，当折磨终告结束时，他蜷到被子里，马上就酣然入睡了。娜斯佳踮起脚尖走进厨房，她还不想睡觉，她决定先把吃晚饭用过的餐具洗干净，再看会儿书。最近几个星期，她买到了五本让她感兴趣的书，但是哪怕打开其中的一本也没有时间。她这个捧书夜读的甜蜜梦想是注定不能实现了。娜斯佳刚洗完餐具，用毛巾擦干手，让她事先将铃声调到最低限度的电话悄然响了。
“没打扰你睡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