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上诉法庭的未判决上诉案件。一小时后，打印器停机，她拥有了足有六英寸厚的11处上诉法院的待审案件摘要。她把文件抱回到她的座位上，放在乱糟糟的书桌中央。已经过了11点钟，五楼上已是人去楼空。从一扇狭长的窗子里可以看得见下面景色阴暗的停车场和树木。
她又把鞋子踢掉，审视了一下脚趾甲上的红油彩。她喝了一口暖人的弗雷斯咖啡，冷眼凝视下面的停车场。第一个假设是容易的——两处谋杀是同一群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一番查究就没有希望了。第二个假设就为难了——作案动机不是仇恨或报复，而是要操纵法院。第三个假设就要容易一点——这案件或问题涉及巨额的金钱。
答案不会在眼前印出的文件中找到。她翻阅这批摘要直到半夜，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8
星期四中午，一位秘书拎了一只装满了三明治和葱头圈的纸袋，走进胡佛大厦五楼的一间湿气颇重的会议室。四方形会议室的中央，一张红木会议桌的两边各有二十只椅子，围满了全国各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头头。所有的人的领带都松开了，所有的袖子都卷上去了。缕缕蓝烟汇成一片薄云，包围了高挂在会议桌上方五英尺处的枝形吊灯。
局长沃伊尔斯在讲话。他又累又气，已经在吸今天上午的第四支雪茄烟，他在他这一头的桌子背后的屏风前面慢慢走动。一半人在听他讲话，另一半人拿起桌子当中的一叠报告在看，有尸体剖检报告，尼龙绳检验报告，以及关于纳尔逊·芒西的报告，还有另外几个要迅速调查的题目。这些报告都很单薄。
认真聆听又专心阅读的是特别专员埃里克·伊斯特，他只有十年资历，却是个才华出众的侦查于员。六小时前沃伊尔斯指定他负责这次调查。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都在今天上午选定，现在就是在开组建班子的会议。
伊斯待所听所闻的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调查可能要耗时数周或数月。除了九枚枪弹、绳子，以及用来收紧圈套的一节钢条，别无证物。蒙特罗斯戏院没有什么特别涉嫌的人。没有指纹，没有纤维，什么都没有。杀人如此彻底干净是一种非凡的才能，雇用具有这样才能的人需要大笔金钱。沃伊尔斯对于捉拿凶手不抱希望。他们必须集中全力去查明是谁雇用了凶手。
沃伊尔斯一边吸着烟，一边说：“桌上有一份材料介绍纳尔逊·芒西，他是百万富翁，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人，他曾经说过威胁罗森堡的话。佛罗里达的当局深信他出了大钱指使人把一个强奸犯和他的律师杀掉。材料上都说了。我们有两个人今天上午跟芒西的律师谈过话，碰了大钉子。芒西出国去了，据他的律师讲，他当然无法知悉芒西何时回国。我已经派了20个人调查他。”
沃伊尔斯把雪前再点燃，看着桌上的一张纸。“第四号是一个名叫白色抵抗的团体，一个由中年突击队员组成的小团体，我们已经观察了三年。你们都有一份材料，说实在的，嫌疑很小。他们爱干的是丢燃烧弹和烧十字架。没有多大的计谋。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没有多少钱。我就不相信他们雇得起这么老练狡猾的枪手。不过我还是指派了20个人。”
伊斯特撕开一个沉甸甸的三明治的包袋，闻了一下，还是决定把它放下。葱头圈是冷的。他的胃口已经消失。他边听边记笔记。名单的第六号有点出奇。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名叫克林顿·莱恩，他向同性恋宣战。他的独子离开衣阿华州的家庭农场出走，在旧金山迷恋上同性恋的生活，很快便得了爱滋病一命呜呼。莱恩因此而精神崩溃，放火烧掉得梅因的同性恋同盟的房子。他被逮捕判刑四年，1989年越狱逃逸，从此便不见踪影。据材料上说，他搞起了一个庞大的可卡因走私网，赚了大钱。他把这笔钱用之于他个人发动的一场反对同性恋男女的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想逮捕他已有五年，但是据信他是在墨西哥操纵他的组织。多年来他写信发泄对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的仇恨。沃伊尔斯并不真把莱恩当作嫌疑犯。他是一颗散落在无人涉足的远处的果子，但是沃伊尔斯不能容许有一条漏网之鱼。他只指派了六名探员。
名单一共有十个名字。每个嫌疑犯都派出了六至二十名最干练的特别探员去对付。每一个单位都选定一名头领。他们每天向伊斯特报告两次，伊斯特上下午都要和局长会面一次。还有百来名探员在城市街道和乡间搜寻线索。
沃伊尔斯谈到保密。新闻记者像猎狗一样紧追不舍，调查工作必须极端注意隐秘。只有他局长本人对报界发言，而他也要三缄其口。
他坐下了，K。O。刘易斯发表了一通谈话，谈到了葬礼、安全，以及鲁尼恩院长帮助调查的要求。
埃里克·伊斯特喝着冷咖啡，凝视著名单。
34年间，亚伯拉罕·罗森堡撰写的意见书不下1200篇。他的作品是一股长流不竭的源泉，每每使宪法学者惊讶不已。他有时候对枯燥的反托拉斯案件和纳税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有关的问题只要带点具有实质争论的味道，他就会紧握双拳介入进来。他的意见书里包括对多数的赞同意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意见。他常常一人独持异议。34年中每一场热点争论都容纳了罗森堡的一篇这样那样的意见。学者们和批评家们都爱他。他们出书和出文章来讨论他和他的工作。达比找出了五本各不相同的他的意见书的硬封面的汇编，都有编者按语和注释。有一本书除了收进他的精彩的不同意见外别的一概不收。
星期四她什么课都不上，独自坐在图书馆五楼的新闻记者座位下。计算机印出的纸整整齐齐地分摊在地板上。罗森堡的著作都打开着，夹上标记，一本一本叠成一摞。
整个这起杀人案有一个原因。如果只杀罗森堡一人，复仇和怨恨还说得通。但是加上一个詹森，复仇和怨恨就分量大减。他有可恨之处，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他不像扬特和曼宁那样有民愤。
她找不到任何对于格伦。詹森的文章含有批评意见的书。六年之中，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不过28篇，在全体大法官中是写得最少的。他写过很少几篇不同意见的意见书，也合写过很少几篇同意的意见书，他写文章实在慢得可怜。他的作品有时候明白流畅，有时候支离破碎，情调伤感。
她研究了詹森的意见书。他的思想一年年波动很大。保护犯罪的被告的权利，一般说来他是始终一贯的，但还是有够多的例子足以使任何学者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同类的七次表决中，他有五次为印第安人投票。他写过三篇意见书，强烈主张保护环境。他几乎百分之百支持一切抗议捐税的案件。
还是没有什么线索。詹森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不值得认真看待。和其他八位法官相比，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她又喝完一杯热咖啡，暂时放下对詹森文章的笔记。她的手表掉在抽屉里找不到了。她不知道现在几点钟。看来卡拉汉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他要在法国区的日先生餐馆里吃一顿深夜晚饭。她得给他去电话。
迪克·马布里，现任的总统讲话撰稿人和文笔奇才，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眼看着弗莱彻·科尔和总统一同审读他草拟的詹森法官悼词的第三稿。科尔枪毙了头两稿，马布里还是弄不清他们到底要怎么写。科尔提议的是一个样子，总统所要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早些时候，科尔来电话说别提悼词的事儿了，总统不会出席葬礼。过一会儿总统来电话，要他准备几句话，因为詹森是个朋友，虽说他是同性恋，毕竟还是个朋友。
马布里知道詹森不是个朋友，不过他是个新遭杀害的大法官，会有一次备享哀荣的丧礼。
科尔过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总统是否出席还未定下来，不过还是得写点儿东西以备用。马布里的办公室在白宫隔壁的老办公大楼里，在那一天，对于总统是否会出席一个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的丧礼一事，办公室里的人是三对一赌他不会去。
“好多了，迪克，”科尔说道，把纸折好。
“我也欢喜它，”总统说道。马布里注意到，总统经常都是等待科尔对他的文字表示赞许或者不快。
“我可以再试试，”马布里说道，站起来。
“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9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