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 第1部分

　
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古　　今
学界新论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黎　　鸣
说长论短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王文元
说长论短疯狂的英语姜亚军
灯下随笔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袁小伦
灯下随笔事出刘文典邵　　建
灯下随笔现代性与“游戏”沈兴漾
灯下随笔秋瑾被杀害之后傅国涌
灯下随笔西方的复仇何新华
书屋品茗警惕加尔文陈璧生
书屋品茗“自尊·自恋·自大”情结下的“包办”张宝明
其人其事红尘一梦王开林
法制经纬“非法之法”与威权社会　王　　毅
朱文萍
教育论坛保守与开放之间的大学精神刘铁芳
错读儒林糊涂官司懵懂官（下）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画
补　　　　白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的两处错误夏明元
补　　　　白是谁“行不由径”？张俊华
封　　　　二婢，诗意地栖居在泥淖黄永厚　文画
封　　　　三《小放牛》韩　　羽　文画
　
婢，诗意地栖居在泥淖
？　黄永厚　文画
　
　
　　　　奴和婢的资源丰富，男奴女婢是战胜一方处理战俘及其眷属最简便的办法。奴隶们当然不会甘心了，如此这般，又衍生了一个提供主仆轮换的战场，文攻武卫，不论古今，没完没了。
　　　　比较地看，对婢的开发更具想入非非的民间色彩。“郑家婢”我想是个代表，《世说新语·文学》举出汉末大学问家郑玄的婢女（齐白石诗画中称郑康成是他的家）；因不称旨而挨打，被曳入泥中时还诵诗经邶风，一婢问：“胡为乎泥中？”《式微》，一婢答：“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柏舟》，细详诗中意味，还真切合当时，这两个婢女的不幸命运，只叹她们不能自主了。
　　　　除了国风，诗经里还保留着不少颂歌，比如《周颂·维天之命》：“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万岁万岁万万岁，孝子贤孙何曾绝种？你不认为重新启用这类发誓赌咒的话，那亡国丧邦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吗？男奴的作为多带暴力倾向，我还是免谈了吧，说不准已经端坐龙廷。咳，好长的、为主为仆的历史热衷！　　　　
　
　
书　屋　絮　语
？　古　　今
　
　
　
　　　　正如生命需要温暖的阳光、甜蜜的雨露一样，一个积极、健康、开放的社会，也呼唤富有良知与正义的铁骨铮铮的思想者。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已证明：尽管人类憧憬美好的未来，并历经无数代人的浴血奋斗，希冀创造出一个幸福的乐园，但时至今日，人类在穷尽自己的智慧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意想不到地制造出一幕幕啼笑皆非、苦不堪言的悲剧，使人类社会深陷于存在与毁灭的两难困境。
　　　　人类有时是愚妄的。浩瀚苍穹，万千世界，对于造物主以它的神奇演绎出的无穷的奥秘而言，人类目前掌握的科学大锁所打开的知识宝库，只是冰山一角。西谚曰：人只要一动脑，上帝就会发笑。而人类却常固执地认为，只要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勤奋，就能人定胜天，成为万　物的主宰者，并以堂吉诃德式的执拗付诸与自然的疯狂对抗与搏斗中……
　　　　　　　　我们需要肩扛理性大旗的思想者。
　　　　人类有时是残忍的。与人一样，作为万千物种的其他生命体，属于大地的宠儿，本应同等享有一样的尊严和权利，然而，自人猿揖别、人聚集成集体组织的巨大力量之后，人类就高傲地　沾沾自喜，目空一切，辩称自己为万物之灵，五行之秀，凌驾万物之上。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贪天的欲望，实现自己所谓种种快乐幸福的美丽谎言，不顾曾与自己和睦相处、朝夕相伴的大自然中的朋友撕心裂肺的惨叫和绝望无奈的泪流，人类那双曾不知犯下多少罪孽的毛茸茸的大手，毫无顾忌地飞舞起寒光四射的屠刀，血红圆睁的双眼充盈的是掏空魂灵的一丝丝的冰冷和麻木……
　　　　　　　　我们需要抱持悲悯情怀的思想者。
　　　　人类有时是卑劣的。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沉醉于科技带来的舒适之时，无节制地掠夺和获取，使得工具性的利润和资本演变成人生的目的，日常生活逐渐剥落掉滋养生命的原始的情味和丰富的意义之后，人与人之间就抽象成欺诈、蒙骗、恐吓、暴打、抢劫、杀戮、侵略、威胁、偷盗等的代名词。这些只有人类的想象力才创造出的“奇迹”如今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这日益功利化、世俗化、平面化的社会里，究竟有多少同胞在文明的铁蹄下恐惧、惊慌、呻吟和挣扎无法统计，但人类惟有的可怕的恶却是昭然若揭的。
　　　　我们需要禀有道德操守的思想者。
　　　　人类有时……
　　　　思想者，善意地揭开文明这块温情脉脉的遮羞布掩盖下的人类的丑陋，让昏然自大、懵懂无知者警觉自省，或许，人类的前程更完美。
　　　　我想。
　
　
　
　
封面书影介绍——
《强学报》
　
　
　　　　一般而言，报刊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当与其发行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但也有相反的特例，十九世纪末维新运动时期的《强学报》即是如此。该报虽只出版了三期，但却是任何一位治近代史或者报刊史者不能不提及的刊物。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康有为在黄遵宪、陈三立等维新党人的协助下创设了强学会上海分会，便将“刊布报纸”作为该会“最要者四事之一”而创办了《强学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　，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上海强学会章程》）。其宗旨　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强学报》第一号）。
　　　　该报由康有为之门人徐勤、何树龄主持。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出版第一号，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首载“本局告白”，次录“上谕”，继刊《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议》论文三篇及《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序》等“学会文件”，凡八页。第二号刊于五天后，载《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等论文四篇。第三期已印一千份，但因强学会被当局查禁而未能发行，故内容不详。
　　　　已发行之两期《强学报》今均仅存孤本，第一号系陈叔通先生用以包装古籍送交原上海合众图书馆时为顾廷龙先生发现，第二号系顾颉刚先生旧藏而后捐赠该馆。今均归上海图书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万　　方　文）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走向死亡的最后历程
？　黎　　　鸣
　
　
　
（一）学问的生、死、原、伪与“交配”
　　　　　　　在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中，人类在世界上的三个不同地区几乎同时地涌现和发展出了对自身的人性精神进行不同方面反思的学问，它们即是由古希伯来先知首创的神学、由古希腊哲人首创的哲学和由古中国圣人首创的人学。严格地说，它们都是反思人性精神的人性之学，不同的是，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它们虽各擅人性精神的一个侧面，各自成为了一个系统的学问，但它们的目的却都是在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
　　在迄今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上述的无论神学、哲学、人学，都曾经历过一次以上的死亡和再生的历程。所谓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在此意义上，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指中国古代的儒学，其标志即是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的“焚书坑儒”。其后到了汉代，经过汉儒的再生，作为原始人学的儒学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到了宋代，经过宋儒的第二次再生，又一变而成了一种伪哲学的宋代理学或道学。此种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一直延续到清代末期，甚至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青年们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为止。实际上人们不知道，孔夫子及其作为最初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已经寿终正寝了。作为本真人学的儒学在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两层裹尸布包装着，一再出现在历代中国人的面前而已。到了民国之后，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其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　　　
　　　　古希伯来人的原始神学又如何呢？耶稣之死（公元三十年）象征着原始神学的第一次死亡；到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犹太教的神学经过了一次再生，变成了伪人学的基督教神学；到了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中世纪后期，由阿奎那出面使神学又一次再生，变成了伪哲学的经院派神学；再经过新教改革运动，伪哲学的神学也终于走到了垂死的尽头。　　　
　　　　古希腊人的原始（自然）哲学又如何呢？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社会帮助产生了哲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诞生，城邦民主社会完结了，自然哲学的时代也跟着完结了；从希腊化时代到古罗马帝国，在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学人的手中，原始的哲学变成了伪人学的道德哲学；到了西方中世纪时代，经院派哲学其实是打着哲学招牌的伪神学；直到十六世纪由笛卡儿创生了西方近代新的（自然）哲学的时代。　　　
　　　　以上对古代神学、哲学、人学的历史演变的粗略叙述，既表明了笔者本人关于人类对人性精神反思的大历史观，也说明了人性精神的三个方面的缺一不可的完整性和彼此的必要的互补性。无论神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哲学　（它表现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还是人学（它表现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它们都是完整人性精神之学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任何缺乏其他方面孤立的人性精神反思的学问，都将在其时间历史的演变之中导致伪学问的兴起，例如坚持孤立的人学——儒学的中国，相继在汉代和宋代分别兴起了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的演变。同样，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中国古代人学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和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它们在欧洲的土地上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发生了时间性的历史演变。这种合流的历史演变的结果，就像无性繁殖向有性繁殖的变迁，不仅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在它们的交配和互补中产生了全人类历史的大质变，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演变之交和起始的伟大的历史人物均出现在欧洲的土地上，例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培根、洛克、牛顿等。其中尤其必须提到笛卡儿，他被人们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从笛卡儿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启了对人性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工具（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科学、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民主）的大发明和大创造的时代，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今天。换言之也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共同产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在这方面，只具备孤立的原始人学传统的中国人是无法与西方人相抗衡的，仅仅靠单一的原始人学以及伪神学的两汉经学和伪哲学的宋明理学，中国人将永远无法创造出近现代人类理性的工具——科学与民主。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既缺乏神学（但不缺乏迷信），更缺乏哲学。那么，什么是哲学呢？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它又自行死亡了呢？
（二）西方哲学的智慧不同于中国人传统的智慧
　　　　人们过去仅仅用“爱智慧”来定义哲学不过是同义反复，实则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人们又会问，什么是智慧呢？难道智慧是自明的吗？今天看来，尽管中国人有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传统，但是在什么是智慧这个问题上，传统中国人的回答却是非常混沌的，而且也是非常偏颇的。不错，中国古代的人学——儒学，提倡了一种人类中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生活——孝悌忠恕，但历史上真正完全按照儒家道德做人的人却绝对会被人们视为不明世故的腐儒、迂儒、陋儒、蠢儒，说白了，它并没有真正教人应对自然问题、应对社会问题的智慧，真正教人智慧的反倒是塞满中国文献仓库的大量史籍和其他诸子百家之书。中国的史籍主要描述自古以来的官场权力斗争，所以，中国人传统的智慧与其说是人学，不如说是官场斗争中的权术谋略之学，它们或许更多地是属于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而不是属于人学的儒家，其中充满了无任何理性可言的计谋、机变、说谎、诈骗等等。说到底，传统的中国人几乎完全把智慧理解成了人与人斗心眼、斗权术、斗谋略、斗机变的充满了非理性的工具，这与西方人所理解的哲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古希腊人哲学是从人认识自然物开始的。自然物存在的不变性（其寿命远比人长）和明显的规律性（如日月星辰）促使古希腊人创造了哲学，不像古代中国人的人学仅从认识人自身出发，最初创立的却是占卜之学的《易经》，明显带有绝对可变性的宿命，从而远离了世界的不变性和规律性。古希腊人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即在于首创了逻辑。什么是逻辑？即是万事万物（也包括人自身及其语言、思维、智慧等）发生、存在、发展的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辩证（论）逻辑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鼻祖。按照怀特海的说法，逻辑即是创造一切物质工具的（思维）工具，是发明机器的机器。传统中国人在长远的历史中忽视了逻辑的创造，也即忽视了思维工具的创造，所以，中国人迄今为止的一切所谓创造发明（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