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从而达到短暂的麻醉感官的功效。对此，前现代的文化精英们肯定会很不屑地报之以鄙薄的冷笑，但是大众文化的代言人或许会回击：无论你们认为我们多么浅薄，但是我们快乐啊！关于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阐述，麦金太尔的观点极为精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里深刻的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解决和摆脱困境的道德危机的时代，道德作为一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这种道德危机的历史根源在于启蒙运动以来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那种真正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丧失以后，欧洲文化开始对道德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单独的论证，狄德罗诉诸欲望，休谟诉诸激情，康德诉诸理性，边沁、密尔诉诸功利主义的趋利避害原则，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麦金太尔将种种道德现状归咎于情感主义：“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述。” 〔11〕“道德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述”，表明道德与感性的相关，道德成为碎片。论证得不出结论，即便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道德，也是在说我们所处时代的道德的虚妄以及对其的不可捉摸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与“游戏”联系起来。
以上对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旨趣不一的两者搅在一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诸方面都具备了“感性的取乐”与“虚浮不实”这两种特质，这与“游戏”一词的主旨相合。这一相合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两者结合的客观外力。
相对而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因为这涉及到人的主观与精神层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试图揭示一个道理，即并非只是过“重”的生活不堪忍受，事实上，一种缺少约束与责任的“轻”的生活也是相当煎熬人的，起码其不可忍受的程度不会低于前者。一般而言，前现代社会往往缔造“重”的生活，人很容易失去其本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所描述的万历皇帝，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万历皇帝的痛苦就在于，他有着活生生做人的理想，而事实上，皇帝只是制度只是社会关系的一头，这就是“重”。现代社会则往往缔造“轻”的生活，这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但绝不是人类的胜利，人类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放。事实上，当感性原则与虚浮笼罩大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的本质接近或者说等同于游戏特质的时候，人们陷入了另一种困顿。于是，出于直觉，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人们启用了这个并不是十分光彩的词语来规定我们的生活。从而，诸如爱情游戏、性游戏、哲学游戏、政治游戏之类的组合才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以及日常语言当中。重与轻的权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钱钟书用围城来比喻爱情与生活，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我们所需要的是当一只脚跨进城的时候居于两脚间的一个点，或许生活就应如曹植在《洛神赋》里所形容洛神的那样：若即若离。
注释：
〔1〕伊格尔顿：《致中国读者》，见《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论语·卫灵公》。
〔3〕托马斯：《反异教大全》，III·2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8页。
〔4〕彼特拉克：载《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1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页。
〔6〕〔9〕特洛尔奇：《近代中的新教基督教和教会》，第391、305页。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0页。
〔7〕〔8〕卢梭：《论社会契约》ⅠⅣ，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67页。
〔10〕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11〕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秋瑾被杀害之后
？ 傅国涌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三十三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以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做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1〕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三十多篇，累计达三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2〕。在7月22日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3〕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八天，刊出她的六首遗诗。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4〕。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5〕。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6〕，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远在天津、以“敢言”著称的《大公报》7月25日也发表长达千字的报道，“记秋瑾女士本株累被捕情形”，“记秋瑾女士正法情形”，“记秋瑾女士之历史”。7月30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的评论，痛惜秋瑾之死，抨击杀人者——“况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从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到天津《大公报》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鋎、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昌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7〕《神州女报》发表题为《秋瑾的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8〕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严正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9〕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10〕。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11〕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今天，当我们一再提起秋瑾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
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三十一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12〕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13〕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14〕。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15〕。
以“主持清议为天职”的报馆，连篇累牍地发表《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敬告当道诸君》、《敬告浙抚张公》、《敬告全浙士绅》等评论，面对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他们发出了“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的慨叹〔16〕。
江苏省教育总会发出《致浙省议长议绅谘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赞从和虚与委蛇的行为，严正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17〕
安徽旅沪学界同人发表《论浙狱公启》说：“上海各报，平时著论，尚有宗旨不合议论，不能画一者，对于此案，则众口如一，亦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18〕并提出由各省学界联名向北京控告，为秋瑾昭雪，或由上海各报先行发起。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十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19〕。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20〕。
面对屠夫的凶残、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味，这是我们在秋瑾被杀害之后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