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21〕
1907年8月8日，《振华五日大事记》第二十四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9月初，无生的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在上海《女子世界》增刊本发表（后改题为《秋瑾再生记》，由竞存书局出版）。小说描写夏瑜（后改为秋瑾）死而复活，鲁迅先生1919年4月发表的小说《药》中塑造的“夏瑜”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22〕。
主办《女子世界》的陈勤，来自浙江南浔，“因鉴湖女侠恶耗……本社拟即赓续之以继女侠之志”，于1907年12月创刊《神州女报》，创刊号载有徐自华（寄尘）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芝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佚名的《论秋瑾之被杀》、《秋瑾有死法乎》，还有徐自华的《祭秋瑾女士文并序》、《挽秋女士四章》，王钟麒的《秋瑾女史哀词》，孔繁淑的《哭秋瑾七律四章》及《吊秋女士》、《吊越女》、《挽鉴湖女侠》、《浙祸》、《挽秋女士》、《哭秋女士瑾》、《挽竞雄》等大量悼念秋瑾的诗词、联语。
《秋女士被害始末》记载了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六天的情况，其中说临难的那一刻——“秋女士是时从容如故”〔23〕。作者当时置身绍兴城中，或得自口碑，或亲历其事，他的记录因而是可信的。
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发表。
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两位才华不凡的女杰，相近的身世，相同的志趣，使她们订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她们结伴泛舟西湖，有过埋骨湖山之约。所以秋瑾遇害之后，她和另一位才女吴芝瑛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她写的墓志铭，吴芝瑛的书法，加上金石名家胡菊龄的篆刻，号称“三绝”。她创立“秋社”，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
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三十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二十一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其中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24〕。
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25〕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同年，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可以说，直到清廷垮台，在这片秋瑾洒尽全部热血的大地上，有关她的书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庆幸的。
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十四卷二十二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菘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26〕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秋瑾，有意为她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27〕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28〕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
时已子夜，他提审秋瑾，告诉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29〕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30〕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查出。
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明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不久他就被撤职。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31〕。
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无法抗拒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终年五十三岁，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32〕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
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案为不然，告病辞去”〔33〕。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年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国肇始；《民主报》连续报道当年《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34〕
至于张曾扬想调任江苏，遭到当地反对，离浙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
注释：
〔1〕〔5〕〔7〕〔8〕〔11〕〔12〕〔15〕〔23〕〔26〕〔28〕转引自《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103、151、52、104、466、326页。
〔2〕〔3〕〔4〕〔6〕转引自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94页。
〔9〕〔10〕〔13〕〔16〕〔17〕〔18〕〔19〕〔20〕〔21〕〔27〕〔29〕〔30〕〔33〕转引自《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66、342、356、345、349、326、361、358、459、320页。
〔14〕〔22〕〔24〕〔25〕〔34〕参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515、514、516、601页。
〔31〕〔32〕转引自《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3、466页。
西方的复仇
？ 何新华
1911年，清朝覆亡了。就像已经灭亡的其他朝代那样，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清朝的故事，有美丽的，有悲伤的，也有传奇的。其中既有从旖旎江南飘来的稻香，又有蒙古矮种马铁蹄溅起的塞外流沙。在这众多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至今：
那是在女真民族被蒙古灭国四百年之后，后金即将再次崛起的时代。女真各部正在东北草原为重新建立统一的女真国家而相互拼杀。不断走向胜利的努尔哈赤部族正在为最后的统一而与一个同他们一样勇猛善战的部族鏖战。飞火流石，血火无情。几天几夜的流血和屠杀，据说连太阳也变成血红色了。努尔哈赤的对手最后失去了抵抗力。部族的武士和能拿起刀枪的男子也几乎全部战死。剩下的都是些妇孺老弱了。连只靠夜色的掩护才躲过一命的部族首领最终也没逃过被俘的命运。在北风呼啸的莽莽草原上，绝望的首领，眼含着怨毒，剑指着如弓的弯月，发下了一个毒誓：世上只要还有我部族最后一名女子，就能灭亡爱新觉罗氏。首领随后挥剑自刎。胜利一方的军队押解着俘获的妇女，连夜返回营地。是夜，月色无光。
在这场战役两百多年后的1852年，从这群被俘妇女的后裔中走出了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女子，步入了清王朝的大内深宫。她，就是叶赫那拉氏，在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竟然执掌清朝大权四十八年（1861～1908），其统治中国的时间之长在清朝统治者中仅仅排在康熙（1662～1722）和乾隆（1736～1795）之后。但康熙和乾隆的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近一百多年为人称道的康乾盛世，而慈禧在朝的这四十多年间，清朝却丧权辱国。除了1860年之前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之外，中国又再败于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几近被瓜分。爱新觉罗氏统治下的清朝在慈禧时代开始迅速走向败亡。
那位战败的部族首领的咒语在过了几百年之后终于实现了。这无疑是个具有西方古典宿命悲剧和东方佛教轮回报应双重色彩的传说。它不仅预言了清朝的灭亡，还设计了灭亡清朝的女主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揣度之，其实这个包含咒语的故事并不比商朝灭亡后流传的妲己亡商的故事高明多少。纵观中国历史，在几乎所有流行的亡国故事中，差不多都有一个女人干政、女人祸国殃民的影子。但是，即使同治和光绪两任皇帝亲掌朝政，慈禧不出现于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清朝也未免能逃过最终覆亡的命运，因为清朝灭亡的种子在慈禧诞生前就已种下了。连在后人编撰的近代史著作中，慈禧也同样是“卖国”、“误国”的同义语。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家，也和那位“部落酋长”一起变成了这个咒语的共谋者和执行者。不过，这种故事长盛不衰的背后，一方面说明中国历来男权主义的横行，男性同胞把“灭亡”这种“伟大”的事件归“功”于“卑贱”的女性头上，因为这可以无损于“伟大”的中国男性的颜面；另一方面，这类故事既神秘玄妙，但又通俗易懂，故事起到的功能不仅可以使人们逃避因追索深层答案而不得的心理痛楚，人们还可以比照他们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信仰，从中获得共鸣并最终满足人类天性中寻求终极和一元答案的需求。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曾论述过这种心理现象。至于历史事实是否真得如此，人们并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一个完满的解释，哪怕是向壁虚构的。
到底是谁最先扣动了射杀满清这条巨龙的扳机？如果把传统中国王朝的兴灭分为创业、守成和没落三个阶段的话，清朝在1840年，从内政而言，并没有陷入传统中国王朝周期循环的危机时期。虽有十八世纪末的白莲教起义，但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基本属于王朝周期发展过程中的“守成”期而并没有进入末世阶段。即使在1840年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发动的多次战争，清政府还是独撑了六十多年。显然导致晚清灭亡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正统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