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在海内外有着深广的影响，可却在常识上出了差错，并迄今无人指出，这会给学术界造成混乱，特别是年轻读者不明就里，以讹传讹，是有害学术的科学和严谨的。故为指出，希望作者能于再版时改正。
红 尘 一 梦
？ 王开林
二十一世纪的千禧年被国人视为上佳爆料，炒出了“千禧婴儿”、“千禧新娘”等无穷花样，千百台歌舞晚会则再次将泱泱华国的人海战术推向极度辉煌，洋鬼子们运气好，恭逢其盛，站在一旁叠足鼓掌，也只有啧啧叹羡的分儿。
回溯百度春秋，二十世纪的千禧年，洋鬼子可不是这么和颜悦色，以叹羡的神情欣赏龙族的欢歌劲舞，而是像一群磨牙吮血的饿狼闯入了羊圈，英、法、德、意、俄、美、日、奥匈，拢成一堆，便是杀气腾腾的八国联军。当直隶提督聂士成战死于天津八里台之后，才不过三个月时间，庚子年（1900年）阴历七月底的古都北京便哀哀地浸泡在血泊之中，老百姓死伤枕藉，无德无能的清政府一息仅存。这都是慈禧太后、载漪、刚毅这班颟顸的统治者瞎指挥乱捣腾给整出来的人祸。当年，清政府有了神拳（义和团）——哪知它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撑腰，陡然愚勇盖世，竟开全球各国未有之恶例，载漪所辖的神机营当街枪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并枭首示众；甘军董福祥部残杀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杉山彬。更离谱的是，清政府仿佛骤然发作了狂犬病这一恶疾，未动半分脑筋就创造出一项世界纪录，不仅前无古人，也极可能后无来者，一日之内悍然向十一国（除了以上八国，还包括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宣战。失去基本理智的清政府以为凭着“忠信甲胄”和“礼义干橹”就可以大张挞伐，与各国一决雌雄，以为只要攻占了外国使馆便能征服全世界。你说，以孤羊之角抵群狼之颚，世间还有没有比这更愚不可及的政府？！
北宋初年，花蕊夫人（后蜀主孟昶之妃）被赵匡胤掳入后宫，曾奉召赋亡国之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庚子年间，也有好事者套用花蕊夫人的语式作诗讽刺道：“四万万人齐俯首，中华无一是男儿！”另一个经过修订后的版本为：“四十万人齐俯首，北京无一是男儿！”缩小了打击面和挖苦的范围，总算是笔下留情。
从东交民巷到永定门以东，为报复而来的八国联军嗜血如狂。几乎是一夜之间，义和团作鸟兽散，那些自诩能伏虎擒魔的大师兄早已不见踪影。怎么办？别着急，自然会有柔能克刚的女儿家来收拾剩水残山。她是谁？说出来，啊，真是对不起，恐怕会让你可怜的鼻孔倒抽凉气。她就是一代名妓——赛金花。
妓女爱国，这是个不旧不新的话题，足以令封建士大夫老脸嫩脸齐增愧色。明朝末年，清兵铁蹄南践，沥血的刀锋所过如剃，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南明小王朝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张煌言拼命抵抗过一阵，壮烈牺牲，爱国者除了顾炎武、王夫之，差不多就只剩下“秦淮八艳”了。艳帜取代了军旗，真是可悲可叹！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已改弦更张，屁颠屁颠地跑去参加清廷举行的江南乡试，李香君却大义凛然，团扇之上血溅桃花；一代文宗钱谦益在城门外负榇（棺材）降敌，柳如是则在后花园纵身投水（自杀未遂）。这些都是现成的例子。亡国之际，读了多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男儿一个个满脸衰相，比起平日卖艺卖笑为生的妓女来，反倒丧气多多，逊色多多，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从中也不难看出，被推崇了两千多年的孔仁孟义的确不是什么济于实用的好钢，加在儒雅男儿的精神刀口上，轻易就会卷刃，甚至连外敌的袍角都割不动一丝一毫。没奈何，他们在蛮族的铁蹄前团身拜倒，涎着白白胖胖的脸儿认了新东家，意犹未尽，还要左右开弓，批肿了自家的双颊，大呼“愚臣罪该万死”。由此看来，被妓女和乞儿包夹的“八娼九儒十丐”的座次（元朝统治者所定）有时真未必折辱了某些孔门中人。
赛金花，这位能讲德语的青楼女子，在二十世纪千禧年的东方古国确属凤毛麟角。她主观上没想过要做什么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巾帼英雄，更别说像圣女贞德那样奋起三军抵抗外侮了，客观上她却成为了中国的羊脂球（她可比莫泊桑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法国妓女羊脂球漂亮多了）。出于潜在的爱国心？或出于纯良的天性？她不忍眼看着北京变成坟场和废墟，竟冒着当街被乱兵强暴至死的危险，去谒见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当时，德国军队最仇恨的是义和团，凡看到形迹可疑者便不问青红皂白，按倒就杀。赛金花碰着这样的事，总会急忙跑过去，说：“他不是义和团，我敢担保，我敢担保。”洋兵对这位能讲德语的夫人的话倒也买账，不少人因此得以活命。稍后，粉面含春的赛金花取得了瓦德西的信任和好感，便乘机进言：“义和团一听你们要来，早逃窜得远远的了，现在京城里剩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百姓，他们已经受过不少义和团的害了，现在又被误指为义和团，岂不太冤枉？”意犹未尽，她还字斟句酌地说：“军队贵有纪律，德国为欧洲文明之邦，历来以名誉为第二生命，尤其不应该示人以野蛮疯狂。”她的一席话胜过任何色厉内荏的外交辞令，甚至胜过三千毛瑟枪。瓦德西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官，身上颇有点骑士古风。赛氏的话若经由一位中华男儿之口义愤填膺地说出，就算掷地作金石声，他仍会不以为然，无动于衷，然而赛金花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又是美人，无形之间，他就产生了错觉，把她当成了本国的贵妇，因此对她的话信以为实，旋即下令制止了联军烧杀淫掠的种种暴行。古都北京幸而没有变成一座万劫不复的死城，没被焚为赤地，不少人（主要是那些躲在神拳背后屁都不如的“男子汉”“大丈夫”）碍于脸面，抵死不肯承认局势转危为安完全仰赖于一位妓女的勇敢和智慧。红颜祸水的旧话他们照样要说，只是这一回舌头有点打结，远没有先前那么伸缩自如了。赛金花的命运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如出一辙，同样是牺牲了个人的色相，挽救了自己的同胞，非但得不到由衷的感激，还将被他们一如既往地恶待和鄙视。
当年，瓦德西入驻仪銮殿，能与一位华族美女作一夕倾谈，心下大感舒爽，何况这位女子还是原德、俄、奥、荷四国钦差大臣洪钧的夫人。他当即就送给处境艰窘的赛金花几套衣裙和一大笔银钱。在德国时，瓦德西并不认识赛金花（那时她的姓名为赵梦鸾），后之好事者说他们在德国时便已预埋情种，做下手脚，显然是无中生有。六十八岁的瓦德西这次挥师入京，原也做梦都未想到会有如此艳福，前钦差大臣二十七岁的漂亮夫人居然画儿般“挂”在眼前。
余下的事就是投桃报李。瓦德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短暂的艳遇，而是异国的黄昏之恋，是一局东西合璧的爱情，是他晚年的最后一度“春天”（尽管此时正当仲秋）。赛金花留居于宫内，她心下也颇有惺惺相惜，认瓦德西为番邦英雄的意思。赛金花这一住就是三四个月。古人骑鹤下扬州，已算十分神气，她还嫌不够，竟骑马入皇宫，单单这一件事，就够轰动的了，恐怕是中国女界古今未有过的奇举。平日她与瓦德西形影相随，并辔同骑高头大马，出入皇城内外，俨然是死气沉沉的古都中最鲜亮的一抹色彩，观赏活剧的北京市民都称她为“赛二爷”，简直就是赛神仙了，连一些王公子弟也乖模乖样地拜她为干娘，认她为靠山。
当时，《辛丑条约》行将签订，清政府对于德国公使克林德惨遭戕害有一种特别的表示，那就是立碑纪念。这一道歉方式已得到列强的认可，惟独克林德夫人不以为然，德国政府也想借此题材大作文章，从中攫取更多的利益，遂令瓦德西多方作梗。赛金花并没有什么敏感的政治神经，也没意识到外患迟迟不能解决，国家行将危亡，但她凭着女人的直觉，看出大事不妙。于是，她主动拜访克林德的遗孀，一番话使她相信：中国人诚心诚意为克林德立个大牌坊，这是遇难公使的无上哀荣，在东方古国，再没有比这更隆重的典礼了。固执己见的克氏遗孀居然让了步，再加上列强频频施加压力，问题总算得到圆满解决。当年的《克林德碑铭》由清朝的两位顶级大臣奕劻和李鸿章代拟，可见是何等的郑重其事。此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8年）被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下令拆除，挪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总算找回了一点心理平衡。据《赛金花本事》所记，她还在纪念会上发了言，表了功，事后还与一帮大人物合了影。
当年，清政府乐了，瓦德西可就苦了，数月后他归国复命，即因此事举措失当，使国家利益蒙受损失，德国政府以渎职罪将他废为庶民。老将军到底还是为那局东西合璧的短命爱情付出了高昂代价。在德国，瓦德西频频给赛金花写信倾诉衷肠，无奈赛金花能讲德语却不会写德文，三年后瓦德西即郁郁而终。《辛丑条约》中光“庚子赔款”一项即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雪花银，平摊下来，国人人均一两，美国后来拿出所得的庚子赔款设立专门的大清国留美学生教育基金，培养中国的青年才俊，这笔屈辱钱竟意外地培养了以胡适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自由精神和民主思想的中国现代学者，又似乎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意味，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国人曾疑问丛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绝非善类，他在宫中盘桓多时，入宝山还能空手而归？偏偏赛金花不肯指证她的异国情人是巧取豪夺的超级海盗。至于她本人，手脚尤其干净，真格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瓦德西大有慷满清王室之慨、借花献佛的意思，曾毫无吝色地对赛金花说：“您要何物，随便可取。”他顺手便将一只极为珍稀美丽的果盘“赠”给伊人，赛氏不无心动，但坚谢未纳。瓦帅以为她是怕将来有人彻查宫中失物，便笑道：“不要紧的，将来有事，只推说这是我送给您的纪念品。”当年，赛金花即意识到了自己角色暧昧，处境尴尬，她说：“将来我的生命能得保全，已算万幸，其他的别无所求。”
据赛金花晚年所述，她与瓦德西的关系清清白白，瓦氏有西方文明国的君子之风，连一句淫邪的话都不曾对她说过。她的证词当然没人肯信。赛金花还说，她眼见瓦德西镇日行坐于宝山之中，绿莹莹的眼珠子滴溜溜转悠，很是担心他守摄不住心魂而监守自盗，会将宫中洗劫一空。巧的是不久后仪銮殿失火，瓦德西英雄救美人，抱着赛金花破窗而出，只可惜当时现场没有摄影师，这一组美不胜收的镜头便消逝于历史时空之中，早已无迹可寻了。但仔细一考证，这一情节完全是后之饶舌者的瞎编排。仪銮殿失火确有其事，可瓦德西平日并未住在仪銮殿中，而是住在左近的大帐篷里（在宫禁中搭帐篷，这是瓦氏的一大发明）。《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的鸾舆从西安返回北京，赛金花也在接驾之列，她还记得那位避难归来的西太后当时穿一袭普通的蓝缎袍服，并没有多余的修饰。叶赫那拉氏见接驾的群臣中夹杂着一位陌生女子，便问她是何人。某大臣当即出列，将赛金花在洋帅瓦德西面前一语解纷，保全了宫中城中的事迹大略呈明。西太后装模作样地夸了赛氏几句，也没动用斤两十足的形容词。慈禧很明白，同样是女流，她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自己贵为天朝母后，仓皇间将百姓遗于豺虎，将宫室弃与洋人，失威失得够多了，丢脸丢得够大了；赛金花只不过是一位倚门卖笑操持贱业的青楼女子，却把握机遇，触底反弹，成了救世主和活菩萨。试想，西太后心头的那团暗气又如何能平？但她碍于瓦德西那层关系，表面上的和颜悦色还是要维持的，何况赛氏操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又娴于在洋人中间周旋，慈禧太后不想再惹什么麻烦。
“世无英雄，遂使妓女成名”，那又如何？羊脂球比她同行的任何一位绅士都更为侠义更为高贵，这是雄辩的事实。但暴得大名也给不了中国的羊脂球多少实惠，待瓦德西归国，一代名妓赛金花便又回到李铁拐斜街鸿升店，高张艳帜，重操旧业，卖笑生涯正未有穷期。
中年的赛金花主持“金花班”，旗下签约的妓女有七八名，她摘下自己的芳标，只做鸨母，偶尔接接熟客。她的脾气不算好，跟唐朝女诗人鱼玄机一样不能善待下人，只不过两人的命运大不相同。道姑鱼玄机笞杀侍婢绿翘，被当局处以绞刑；鸨母赛金花逼死养女凤铃（对此她从未承认），虽也被逮至刑部，但得到各方声援，判罪却十分轻微，只不过将她递解回原籍，终生不许踏入京城半步。待到清朝垮台，民国初肇，这一纸禁令也就跟着失效了。正所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赛姑今又来”，赛金花仍复装束鲜奇，艳光四射，亲贵趋之如蚁，她稳稳地坐定了清末民初第一名妓的宝座，一时间无人可以动摇她的“地位”。
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开宗明义：“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被‘造就’的。”照此推理，妓女就更非天生，而是被逼迫扭曲而成。将“淫”与“贱”两个红字深深烙印在妓女身上，这正是伪善的社会自以为得计的洗脱方式。淫之为行绝非一厢情愿而可包圆，有买春的才会有卖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单向的谴责——只谴责妓女不贬斥嫖客——可谓蛮不讲理。再说，妓女被认为贱之又贱，污秽不堪，那些十倍于倡条冶叶的逐臭之夫（或许不止十倍，否则妓女难以生存）又何尝是什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