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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中举叫“发了”。直到今天，“8”这个数字仍带着迷信的色彩，就是因为广东话里它谐“发”这个音。电话号码要“8”，汽车牌号要“8”，结婚选日子要“8”，而且地域遍及南北东西，足见“发”的魅力无穷。如果哪位的汽车牌号是四个“8”的连号，走在路上即遇违章警察也不敢拦，因为能弄到这样号码的车主，必非等闲之辈。当然，那时的“发”， 只是讲做官，单单发财还不行，士农工商，商在末位，不像今天的总裁、董事长那么风光。所以；《儒林外史》中如赵雪斋、万雪斋，都是有钱人，“腰缠十万贯”不成问题，“骑鹤下扬州”只怕就没有这番风光了，没有一个“功名”，在社会上还是吃不开。今天的“发” 则多指发财，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做官也就是发财，但它是隐性的，拿不到桌面上来的，一旦曝光便有身家之忧。而有了钱，买一个官或送一个官来过过瘾却并非难事。即便不当官，有钱的风光也不下于当官，或许比当官还要自在。这也算时代进步了罢，只是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两样。
读书人虽然有一条当官的路，但走得通的毕竟不多。据《明史·选举志》载，有明一代，三年一大比，能够取为进士或同进士的，或百人，或二百五十人，或三百五十人，最少时三十二人，最多时四百七十二人，全由皇上高兴，增损不一，不像今天大学扩招，动辄十数万、数十万。每年招这么多大学生，还闹得叫苦连天，也就难怪当年一个周进、一个范进，为了要“进”，一个哭得死去活来，一个笑得神经错乱了。
“发”不了的读书人，死抱着八股不放，皓首穷经，最后老死牖下，沦落为“孔乙己”一流人物的正自不少。也有那乖觉的，剑走偏锋，不再应试，走了隐士、名士一条路子，专注于炒作自己的名声。名声大了，也大有好处。一等的，皇上征召，到金殿应对，说不定皇上一高兴就赏个什么官儿做做。《儒林外史》中写到的庄尚志便是走的这条路，此处暂且不表；次一等的，因为有了些名声，可以依傍大官，借机替人说合些事项，打通些关节，捞些油水，分一杯羹，如那些在周进、范进幕中帮忙看考卷的便是；再次一等的，大小有点名声，不是同一些官僚诗酒唱和，就是傍一些阔老帮闲打趣，或者替书商编编书，混几两银子，虽无太大出息，也可以衣食无虞，让牛浦这样的人羡慕不已。
官僚和名士，虽是读书人的两条出路，但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来。做八股的一旦敲开了当官的大门，八股就可以丢掉了，于是也要吟诗作赋，同名士们交往，靠他们的吹捧，博得个文采风流的名声。名士们做出鄙薄仕途、风流自赏的模样，究竟当不得饭吃，依傍官僚，抬高身价，倘若得到保举，挤进官僚队伍，更是三生有幸。今天嘴巴上不屑为官的读书人也正不少，但及至外托洋人，内倚官僚，有了当官的机会，哪怕一个闲差，也就踮巴踮巴上任去了。
科举出身的官僚已是糊涂的居多，再同“名士”结合，糊涂的事情就更是层出不穷。因为“名士”也是不通事务的居多，而且依傍官僚，哪一个不是想从中弄一点好处的？只要看看杨执中、权勿用一辈人的嘴脸就够了。
董瑛，是个孝廉（在明代，孝廉就是举人），已经授职县令，可以头戴纱帽，身穿浅蓝色缎圆领，脚下粉底皂靴，一副当官的模样了。已经当上了官，自然要结交名士了。因为听说芜湖浮桥口甘露庵中住着个牛布衣，便在上任途中顺道拜访。不料真的没碰到，却遇上了个假冒牛布衣的牛浦郎。按说，一个名士，总要有点才学。董瑛一个中过举的授职县令，应当能够辨别名士与混混儿的差别，不至被一个没念过几天书的小厮骗得晕头转向，但偏偏董瑛就会上当，而且不止一次，等到第二次牛浦撞到安东县他的任上，依旧不辨真伪，离任时又把他介绍给了后任知县向鼎。
这事起先我也纳闷儿，忽然有一天，似乎和牛浦、董瑛打了个照面。这时的牛浦早已经不再冒充牛布衣了。不是有“掉下一片树叶，打着三个诗人”的说法吗？在诗人满街走的新时代，一个做得几首诗的酸丁，对于官僚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只有称几个钱而又附庸风雅的太太们，才会对诗人青睐有加，而在职的官僚，如董瑛，更喜欢的是达官贵胄的公子，希望借他们的援引，青云有路，腾达在望。适应着这种需要，牛浦也与时俱化了。
那天，董瑛正在他的衙门闲坐，同几个清客、戏子拍曲子（曲子是国粹，当年的俗文化而今已化为高雅文化，能拍拍曲子是有文化的表现，就如先前会做几句平平仄仄一样）。忽见一个师爷——不，应当叫秘书——在门外探头探脑，欲进又止，便赶紧叫了进来。秘书附耳说了几句，董瑛就立马同他一起走了出去。原来，秘书打听得朝中牛尚书的公子牛浦，下榻本县宾馆，听说是为一项引资计划选址。董瑛听说，大喜过望，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董县令正愁经济发展没有新的增长点，政绩难于在短期内见效，如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只要能把这项引资计划落在本县，岂不是成效立见？于是董瑛当晚就在宾馆举行晚宴，为牛公子接风。晚宴十分丰盛，虽不是龙肝凤髓，却也水陆杂陈，应有尽有，觥筹交错，主客尽欢。牛公子当场表示，引资项目选址，此地是首选，还说尚书公也属意于此，只是目前资金尚未到位，一切筹措开销要暂时借用。董县令满口应承。尽管牛公子言谈粗俗，举止欠雅，酒到半酣，竟呼卢喝雉起来，但他以为这是公子哥儿的习性，全不在意。第二天，便令衙里书办动用国帑，凑足二百万两白银送给牛公子，作为前期筹备花销。后来的事情毋庸细述，无非是牛公子有事回京，一去之后杳如黄鹤，再没了踪影。董瑛急忙打听，问到尚书府，道是公子倒是有一个，已于前年留洋深造，至今滞留他邦，这才知道遇到了“马扁”。董县令闻知，是否“啊呀”一声向后便倒，甚至急火攻心，喷出一口血来，未曾详考，只得从略，但董瑛与牛浦的勾搭，实在是各怀鬼胎、互有需要。想当年，大明朝的时候，董瑛刚刚当上县令，正要结识几个“名人”以培育声望，而那个冒牌的牛布衣——牛浦——也正想依靠几个当官的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需要迷心窍，董瑛哪有闲心去辨别真假。好在牛浦刚刚出道，骗术未精，只不过“借着讲诗为名，顺便撞两处木钟（按：即说个人情，帮着批个条子，干预几个案子，从中拿点红包），弄起几个钱来”，不像今天的牛浦，胃口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地骗，而董县令也很快就升官走了，没有等到事败的一天。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糊涂是一般无二的。
董知县的后任是向知县，名叫向鼎。向鼎其人，当然也是做八股出身。他虽然不像董瑛那样喜欢结交名士，但论其为官，也糊涂得可以。《儒林外史》中写他一天审理了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为活杀人命事”，一个天大的题目。其实只是一个和尚无端说人家的牛是他的父亲，牛被杀了，就成了“活杀人命”！这个案子本来就不能立案，但向鼎审得还算明白，把和尚重责二十大板，赶了出去。第二个案子是一个叫做胡赖的人告医生陈安“毒杀兄命” ，理由是他哥哥害病，请陈安来看，用了一剂药，第二天就跳河淹死了。被告的口供同原告不同，一是所用无非荆芥、防风、细辛一类发散药物，并无毒性；二是吃药之后三四天才跳的河，不是第二天。于是向知县便说：“这果然也胡说极了！医家有割股之心；况且你家有病人，原该看守好了，为什么放他出去跳河？与医生何干？这样事也来告状！”就这样把原告、被告一齐赶了出去了事。这样断案，至少有几个问题：就算医生所用的药无毒，但也有个是否误诊的问题，至少应当看看脉案，详详病情，此其一；细辛在本草上固然无毒，但也有记载说用量不得超过一钱，否则也可致人死命，死后无伤，陈安用到八分，或因个体差异，产生恶果，也未可知，此其二；医生有割股之心，是说医生的道德规范，但并不等于只要是医生就有这样的品德，世间医德败坏者尽多，庸医杀人者不少，怎么可以葫芦提一概而论？此其三；就算胡赖的哥哥不是因服药不当而死，但平白跳河也事出蹊跷；人命关天，其间或有别情，也该查个明白，此其四。有此四条，向鼎这案子便问得糊涂。最为糊涂的还是第三桩案子，即牛浦郎一案。牛浦郎盗用了已故牛布衣的名字招摇撞骗。牛布衣的妻子千里寻夫，来到安东，发现了这个冒牌货，因此怀疑他谋害了牛布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向鼎问得稍稍仔细一些，这件招摇撞骗的公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但向鼎因为牛浦是董瑛关照过要他“清目一二”的“做诗的朋友”，便深信不疑，进而心存偏袒，连案情也不问，就“差两个衙役把这妇人解回绍兴”，叫她到本地告状去了。牛浦这个骗子也就因此蒙混过关。只有昏庸的官吏，骗子才能大行其道。对这三个案子，吴敬梓只是写下了审理的过程，未加任何评论，但却留下了审案的许多漏洞给细心的读者思索，这正是他写作的高明之处。后面写到按察司“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也就不奇怪了。
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显得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到了八股取士，其要义却主要在把替补官僚队伍都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从皇上的角度看，豢养这样一批奴才，可以使他的意志无障碍地贯彻于官僚阶层。但他忘了，惟命是从的奴才，也必定是一批无所作为、败事有余的昏虫。如果说他们在处理政事上庸碌无能的话，在贪贿枉法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由着这样一批官僚治理社会，大明王朝的气运也就快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