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性，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育，提高素质水平。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突出一个观念。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弘扬生命文化。不可否认，全国及北京绝大多数学校的“消防进校”，仍仅停留在传播一些消防知识、技能的层面上，对于弘扬生命文化仍重视不够。因此，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化绝不仅仅是知识。先进文化是一种神圣的思想精神境界。知识，往往只在心灵的表面着色；而文化则能浸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学校应该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积极弘扬人的生命之价值，使我们每一个学生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敬畏生命。还要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味出减少火灾、珍爱生命、保障生命安全是最合人性、最合人道的社会准则。校园里洋溢着生命文化，洋溢着生机和活力，洋溢着吉祥与温馨；与此同时，那些敌视、漠视生命的旧观念，就会被挤出历史舞台。事实证明，一个校园的真正安全，是生命文化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弘扬。人们懂得了生命的宝贵与价值，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变自发为自觉，采取一切手段，保障生命之安全。
第二，坚持一个目标。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我们的各类学校，是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摇篮和基地，是传承科学与文化的桥梁和窗口，是推动人类历史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源头。培养合格人才无疑成为每所学校的使命与职责。从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学会生存”，到80年代末国际社会提出“学会关心”，都体现了教育的人性化走向，体现了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体现了教育的人文关怀。北京良乡二小把“不随意玩火”作为对学生的素质评语；北京大学把消防教育作为一个学分；清华大学把组织新生参观圆明园火灾遗址作为一堂必修课等成功举措，其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以先进的文化、科学的思想去武装人、塑造人。作为科学，最宝贵的是生命科学；作为文化，最宝贵的是生命文化；作为教育，最宝贵的是生命教育。人命关天，生命无价，这是个常识。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常识上犯错误。
第三，强调一个动力。消防进校，作为一种群众文化运动，其继承创新也是文化建设。作为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笔者曾细致了解过一些校园安全的成功典型；也曾目睹过那些被火灾吞噬的学校废墟。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伤，都曾使笔者思绪万千。看来，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只有安全建设才能发展和创新。笔者也曾于1995年～1996年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少儿读物《父母必读》、《少年科学画报》撰写系列安全文化教育文章，并于1996年10月在龙门书局出版国内全面探讨校园安全的《安全危急自护指南》一书。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1）
2004年5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约请部分建筑专家就奥运场馆建设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市委市政府强调：奥运场馆建设是百年大计，要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不留遗憾。奥运场馆建设要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万一”情况都考虑到。尤其要以对公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建设放心工程。面对全新的设计，面对中外合作遇到的新问题，要坚持科学决策，依法办事。奥运工程坚决不搞“三边”工程，要进一步进行安全认证，进行超限审查，采取超常规的措施保证和加大安全系数。据此，笔者以超大项建设项目的综合安全规划设计为例，探讨诸项问题，以新视角关注城市安全建设。
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说起
2004年5月23日清晨，巴黎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突然发生屋顶坍塌事故，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不幸遇难。问题在于，该项目是于2003年6月才刚刚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新机场，法方安全界、建筑界人士在事故发生后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事故是惨痛的，一时间，国人已熟悉的巴黎机场公司设计师安德鲁成了争议人物！因为太多太多的业内人士联想到，正是他设计了刚刚发生坍塌的戴高乐机场，又是他设计了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近年来由于安德鲁的创意，他在世界各地还设计了许多作品。但令人们不可思议的是戴高乐机场事故来得太早了！对此，我以为它对中国城市、北京大规模的发展都敲响了警钟，为此有如下反思：
面对事故，我国的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但必须提及的是：在多数媒体冷静报道的同时，也有媒体立即宣称上海浦东机场及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安全性不必担心，对此我从一个城市建筑安全科技工作者的角度谈一点看法：现时代的所有建筑工程（含已坍塌的戴高乐机场走廊屋顶）都是按建筑工程设计规范进行的，其安全性设计已包括其中，既然都做了安全设计，那么为什么还要出事呢？肯定其中有另类原因，这正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好、辉煌的建设项目的事故隐患所在，为此要慎之再慎，媒体的披露更该有几分科学态度。积极表态虽正确，但要有科学专家做出指导。
从城市安全、建筑防灾的科学发展观出发，我以为比戴高乐机场事故更严重的是我们一些人心理上的危险自慰。一个事故、一场灾难、一次瘟疫虽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为了某种“面子”或某个“局面”而忍着创痛宣称“坏事可变好事”，侥幸认为事故不会降临到我们国土上。事实上，中国近来的各类事故还少吗？正在建设的建设工程坍塌事故仍时有发生。
建议：（1）面对国内的建筑事故及隐患要查一查它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设计，是施工，是建材，还是管理？（2）对于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虽不该反应过度，但也不能“变相”地自我麻醉，有意无意地在中国淡化这场事故，要想到它或许与我们的建筑质量及责任心直接有关，它应该为我们的建设安全鸣响警钟。（3）中国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及全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都要求重审一下建设项目的安全性。对此应特别改变一下常态思维，要以这场事故为戒，从最大事故可能性出发去思考我们的种种安全措施。特别是对于某些大型工程的“新、奇、特”的建筑形式，结构安全设计跟上没有，是充分的、必要的，还是勉强的；不仅仅有结构安全，还有机电系统的安全，还有城市及景观上的安全；尤其要以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关注所谓“创意型”的实验型项目。我以为必须关注综合减灾意义下的安全设计，从总体到局部提高建筑与城市的安全度。（4）建议有关建设项目也要制定事故应急预案，这种预案体系不仅合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安全减灾科学的一种新探索。“人祸天灾”使人类沉思，我们不仅要有“危机意识”，更要借机催生出有效的国家、城市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及新思维。（5）同时也希望媒体界也更前进一步。面对事故，公众要的是科学指导，而不是盲目误导。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有综合的灾情观
客观地讲没有哪种灾害叫做城市灾害或工程灾害，但几乎所有灾害都集中在城市的层面上，城市是现代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对于城市灾害的分类国家建设部早在1997年公布的《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强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五类为城市主要灾害源；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球安全格局有了新变化，研究城市灾情，再不能仅从自然灾害、人为事件上着眼，而必须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诸项新灾害源。1997年笔者在《城市灾害学原理》一书中对城市灾害源作了归纳与说明：地震灾害、洪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之灾、高新技术事故、噪声灾害、室内“综合病”、古建筑防灾、城市疾病及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之灾共计十四类。笔者认为：灾害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而急性突发传染病是生物灾害的重要表现。灾害，是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破坏或恶化，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灭失的现象和过程。何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仅有人口、资源、环境要素吗？绝不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频发的事故灾害都说明，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不能缺少安全减灾观。已经过去的2003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颇为明确：“面对灾害，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它充分说明，安全减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警钟宣传的淡漠化，公众普遍在安全感上严重失衡。从此种意义上讲，环保已远远高于安全减灾领域，为此，倡导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安全减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所以安全权必须尽快成为公众的维权热点。中国已经连续多年GDP保持平均年增长率在8％以上，却很少有人知晓每年因公共安全事故要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同时造成GDP损失高达2％以上的惊人数据。很明显，在上述灾害分类中，“建设性”破坏之灾及工程质量之灾是必须全力关注的工程致灾类型。
从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到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灯节悲剧、2004年2月15日吉林中百大厦火灾及浙江海宁土庙火灾，一次次震动了我们平静的生活，给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威胁。面对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城市现代化应如何增强实力；面对日趋增加的城市灾害损失城市应如何设防？无论公众是旅游、购物、就医、搭乘交通工具，还是参加大型娱乐晚会、观看演出，首先应享受到的服务，应该是所处场所的安全。舒适、方便在今天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安全的基本要求，相反，在公众出没的地方若频发事故与灾祸就是不文明的表现。可见，安全标准的差距之大。因此，充分关注公共场所中的安全文化教育十分必要。大量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酿成公共场所最大事故的原因是人员盲目拥挤所致。这里有两个例子：1918年2月28日，数万人在香港赛马场俱乐部观看赛马，但看台突然坍塌且失火，这一来人们便争先奔跑逃命，挤来踩去，共造成604人死亡的“大灾事”。讲到公共场所拥挤所酿成大灾，不能忘记1990年的麦加隧道惨案。每年7月是穆斯林朝觐季节，一般都有近300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向伊斯兰教发祥地的圣城麦加。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朝觐者要步行从麦加到米纳，其中要穿越几个过山隧道。正当近5万人通过一个过山隧道时，突然空调失灵，洞里气温骤然升到43℃；人们被热得无法喘气，竞相快跑，但不巧前方一下子有7个人被挤倒，顿时隧道内大乱，最先被挤倒的是老弱病残者，他们立即便被后来者乱脚踩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惨案中死者有1426人。
这两则大型的公共场所惨案都同样深刻地启示我们：（1） 要教育公众树立公共场所相互礼让的观念，尽量不因为自身问题为他人造成困难。（2） 要教育公众尽量少到人群高密度集中的场所，如果已在现场就必须要有应急防范的安全意识，遇事冷静是第一位的，努力克服疏散的从众心理。大量悲剧证明，在人群众多的灾害现场，凡是盲目从众退跑者，等待他的却是悲惨的结局。（3） 作为政府及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多种方式及手段去教育公众，不仅树立公共场所安全文化的理念，还要勇于以“第一目击者”身份出现，善待自己，救助他人。（4）除此之外，大型工程在技术安全的本质化设计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工程系统如何才能获得高可靠性及高安全性保障呢？值得研究与探讨。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2）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纳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
现状中国城市安全减灾评价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安全城市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价对象，影响其评价的相关因素很多，指标体系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指标构成的指标库，它能否准确、全面反映城市应对危机的内涵，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一般地看，科学性、规范性、全面性、动态性、重点性、快速性构成了城市综合减灾的基本能力指标，它们仅仅代表城市安全发展的演变趋势。但综合减灾的最主要指标含义不可缺少城市安全管理文明指标、城市经济备灾能力指标、城市灾害管理协调度指标、城市人居服务及社会保障指标等内容。安全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进化”的概念，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其运行规律揭示了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和谐”过程，其关键是如何保持稳定有序，而稳定有序的关键是“进化”过程中的循环机制、共生机制、适应机制与补偿机制等。城市应急事件较城市安全的含义更集中也更严格，因此其评价量化指标就要更多地体现其有效性，其中城市灾害的社会预警机制及系统建立意义实在。它要涉及城市危险的鉴别、城市危机的确定及信息传输、城市灾害风险分析等诸方面。具体讲：城市灾害损失及发生次数、城市危机的规模与评价、城市治安事件与突发恐怖事件、城市各级管理层的应急能力及工作素质、城市安全减灾的投资与安全措施、城市减灾的应急监控预测与抗灾水平等。城市灾害的应急处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处理体系，它将各警要素的变化信息输入装置内，经过加工处理提供出城市系统有效的警度值，应急标准的质量体现是：（1）获取应急信息的完整性；（2）应急信息运行的畅通性；（3）应急机构设置的系统优化合理性等。从现代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出发，灾难能够定义为对现实文化结构的颠覆。灾难不同于应急状态及危机，它实际上仅仅在应急状况和危机中表现出前兆，所以灾难是对应急状况和危机长期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