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批判的广泛和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越战期间的美国的批判。然而，美国对所有这些批判的回答就是9。11事件。例如，当欧洲人批评布什政府试图针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有几个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制造理由者通过指出欧洲人并没有忍受9。11攻击所造成的痛苦，来说明这种存在于观点方面的差异。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1）
即使假定了9。11事件在导致这种更加明确和更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某些观察家仍然指出，历史学家们应当回过头来把它看作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 。不过，尽管人们实际上几乎一致认为9。11事件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公众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仔细审查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在对9。11攻击进行一周年纪念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指出：“与人们于1912年在几个星期之内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了解相比，虽然已经一年过去了，但人们对死在曼哈顿脚下的2801条生命的情况的了解仍然要少得多。” 情况之所以如
此，部分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因为后者主张任何一种调查都会分散人们对必须进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注意力，因而抵制人们有关通过一项特别授权进行调查的呼吁。但是，公众之所以对9。11事件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下列事实，即《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刊界成员并没有发表真实可信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报告［xiii］本来是可以消除公众这种缺乏了解的状况的。此外，又过了一年以后，情况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在2003年9月11日，一位为《费城每日新闻》撰稿的作家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过去了730天以后，我们对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的了解仍然如此之少呢？”
美国报刊界尤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深度的调查——官方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究竟是不是与人们可资利用的证据、与其他表面看来合理的证据相一致 。当然，许多报纸和电视节目提出过几个关于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表明这种报道有某些成分似乎没有道理、或者说似乎与某些事实相矛盾。但是，报刊界并没有使政府官员们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难以置信之处。此外，大众媒体也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具有综合性的、展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概述。一些新闻记者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获奖记者格里高里·帕拉斯特和加拿大获奖记者巴里·兹维克（参见注释16和18）。但是，即使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集体意识遗忘了——因为它们一直是以进行有勇气的卓越报道的个人产物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虽然有许多在其他情况下可靠的个体提出了对这种官方说明的强烈批评，但大众媒体并没有把这些人的观点展示给公众。
的确，对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都具有煽动性，因为拒斥这种官方说明，就意味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的领导者们对大众编造并且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绝大多数人会假设，如果他们确实编造了一个虚假的说明，那么，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共谋关系也必定会这样做。这种官方说明的绝大多数批评者所得出的结论也确实如此。这种结论当然是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指控。但是，假如我们的报刊界与在任总统也是共谋关系、因而根本无法对人们在对总统的严厉指控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拥有出版自由——即第四等级——呢？就水门事件丑闻而言，针对尼克松总统的各种指控就具有共谋性。就伊朗门事件而言，针对里根总统的各种指控也具有共谋性。然而，就所有这些情况而言，报刊界都把结果公布了出来（尽管就前两个个案而言，这种公布太晚了一些）。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独立的报刊界。
［xiv］但是，即使人们已经发现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是虚假的，报刊界也没有就这种事件履行自己的使命，其各方面的后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与以前这些丑闻相比，情况更是如此。有人曾经用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辩护，而这些战争不仅导致了成千上万士兵的死亡，也导致了远比在9。11事件之中丧生的平民更多的无辜平民的死亡。有人曾经使用这种说明，为美国在全世界各种地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美国人民所根本不了解的。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的爱国法案辩护——而通过这种法案，美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就被剥夺了。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对关塔那摩湾 和其他地方的数不清的人们的无期监禁辩护。此外，与质疑克林顿总统有关其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相比，报刊界就9。11事件对布什总统的质疑要温和得多，而前者相形之下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就这个方面而言，有些局内人已经承认了美国媒体的失败。例如，有人引用CNN国际广播电台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里纳·戈尔顿（Rena Golden）在2002年8月的话说，无论就9。11事件而言、还是对于阿富汗战争来说，美国报刊界都会对自身进行审查。戈尔顿补充说，“无论是谁宣称美国报刊界不对自身进行审查，都是在耍弄人。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CNN一家——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无论以什么方式介入9。11事件，都要承担部分责任。” 关于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CBS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指出：
南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人们就会把燃烧的轮胎挂在这种人的脖子上。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样做所导致的恐惧是，你在这里将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东西，你将会由于缺少爱国心而在脖子上被挂上燃烧的轮胎。现在，使新闻记者们不能提出各种棘手的问题之中最棘手的问题的，就是这种恐惧。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2）
拉瑟的坦白确实至少可以部分说明报刊界为什么对质疑这种官方说明的做法保持缄默，考虑到新闻记者们因被认为不爱国而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这种官方说明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蒂埃里·梅桑指出，美国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对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都不仅是不爱国，而且甚至是亵渎神圣的行为。梅桑提醒我们说，布什总统在9月12日曾经宣布过他那进行“一场里程碑式的、以善对恶的斗争”的基本倾向 。［xv］在
9月13日，他宣布明天将是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遇难者进行祈祷和纪念的国难日。而在9月14日，总统本人在比利·格雷厄姆、一位红衣主教、一位拉比、一位伊玛目、四位前总统和许多国会成员的环绕下，宣读了布道辞。在这篇布道辞之中，他指出：
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回击这些攻击、消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诡秘行动者、欺骗者和谋杀者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国家虽然爱好和平，但如果有人激怒了她，她也会变得狂暴好斗。这个世界在每一代人期间都会产生出一些人类自由的敌人。他们已经在攻击美国，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家园、是自由的保护者。现在，我们的父辈的承诺就是我们时代的召唤。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保护我们的国家、授予我们和平，并且解决所有各种即将到来的问题。愿他永远指引我们的国家。上帝赐福美利坚。
通过这种史无前例的、使美国总统从一座大教堂之中发表宣战辞的事件，梅桑评论说，“美国政府将其对这些事件的说法ˇˇ神圣化了。从那时起，任何一种质疑官方所表示的真相的做法都会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关于本书9。11事件与左派
如果提出关于这种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既不爱国又亵渎神圣，那么，正像里纳·戈尔顿和丹·拉瑟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报刊界的主流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对各种政治事务进行评论的右翼人士、甚至中间派人士，也都没有提出关于这种官方说明的尖锐问题。人们甚至对下列情况也不必大惊小怪，即这些评论者当中——包括社会和政治伦理学教授琼·贝特克·爱尔斯坦在内——的某些人曾经宣称，有关官方共谋的指控已经超越了进行有理性的辩论的界限，因此，任何
一种表达这种指控的论断都有可能完全被忽略。通过准确地预测下列观点，即就这种攻击而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都“非常反常地”变成了共谋犯，爱尔斯坦补充说：“这种具有煽动性的疯狂行为已经超越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因而甚至是根本“不值得倾听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人们根本没有必要考察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尽管其中的某些批评者都是在邻近的大学之中教书的同辈知识分子——诸如两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加拿大学者，经济学家［xvi］米歇尔·乔休多夫斯基和社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特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虽然爱尔斯坦指出：“如果我们对事件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们的分析和伦理也同样会出错，” 但是，她显然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考虑下列可能性，即官方对9。11事件的描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态度并不合适，当它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情况尤其是如此，但它却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们——他们几乎不担心会被人们说成不爱国或者亵渎神圣，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之中，他们也不探讨官员进行共谋的可能性。
的确，这些批评者一直非常极端地批评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曾经指出，这个政府已经把9。11事件当作一个用来推行各种政策、采取某些行动的借口，而这些政策和行动与惩罚这种攻击的实施者、或者与预防将来诸如此类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指出，其实早在这场攻击出现之前，其中的绝大多数政策和行动就已经被列入布什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了，因此，9。11事件并不是实施这些政策和行动的原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实施的托辞而已。这些批评者还认识到，美国过去曾经有许多次编造某种“事变”，以之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就美国针对墨西哥、古巴和越南进行的战争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臭名昭著的 。尽管具体展示了这种事实，但是，这些批评者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讨论——至少就公众而言情况是这样——9。11事件究竟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就会成为削弱他们所最强烈地反对的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之基础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明确地宣布放弃“共谋理论”，他们至少私下里揭示了一种“巧合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来看，9。11的攻击事件只是非常巧合地使美国政府实施了其议事日程。
一位非常出色、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批评者拉胡尔·马哈詹，曾经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根据一份暗指前面提到的、美国对一场“新珍珠港事件”之需要——这种需要就是重建美国的防御体系，而这种重建已经由“新的美国世纪规划”开始加以准备了——的文件，分析了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的几个论题。他强调指出，这份文件的三个主要论题，都是必须在全世界建立更多的、可以行使武力的军事基地，是必须在那些对美国利益持不友好态度的国家导致“体制变化”，是必须极大地进行军事［xvii］扩张、特别是必须极大地扩展“导弹防御体系”——可以非常明确地不是把这种需要理解为威慑，而是理解为一种通过防范那些对我们构成威慑的国家而“维持美国的突出地位的一个先决条件”。马哈詹接下来指出，“9。11攻击为美国增加军费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机会”，而且，这份文件所包含的、与众所周知的布什和切尼政府对石油资源的抢夺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观念，也揭示了他们在9。11之后所实施的帝国战略的主要论题。马哈詹还指出，这份文件表明“离开了某种诸如一场新珍珠港事件这样的、具有灾难性和刺激性的事件”，美国政府向往已久的军队改革从政治角度来看就是不可能的。马哈詹甚至补充说，“在一年之内，他们（即这份文件的起草者们）就会制造他们对珍珠港事件，就会有机会使他们的帝国梦变成现实。”然而，在指出了所有这些方面以后，马哈詹所选择的是“巧合理论”而非“共谋理论”，并且说：“虽然共谋论者们无疑会感到高兴，但是，这个事件却像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完全是另一种有关巴斯德的下列著名格言的例子，即‘机遇仅惠顾有准备的头脑’。”
当然，也许马哈詹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么认为的任何理由。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显示出有关他曾经研究过持下列主张的人们所提出的证据的任何迹象，即这场攻击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共谋。
关于本书本书的产生
无论马哈詹实际上是不是不加任何考察就忽视了这种证据，对于我来说，这种证据当然是真实的。到2003年春天为止，我都一直没有对这种证据加以任何注意。我只是模糊地感到有一些人正在——至少是通过互联网——提供反对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的证据，正在提出一种经过修正的说明，而根据这种说明来看，美国官方就是这次事件的共谋。不过，我并没有努力花费时间去寻找他们的网页。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一直在非常紧张地研究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因此，我认识到，美国政府以前就曾经多次编造“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