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那时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铁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务由工程兵部队承担，该部队有一支庞大的汽车队，负责运输土方以及各种建筑材料；车队的司机大多是些十分年轻的义务兵，他们经验不足，特别是以往习惯于野外作业，到了这人烟稠密的城市难以迅即适应，自然也还因为北京人中总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对汽车并不怀着畏惧心理，特别是年轻的骑自行车人，从而常常酿出恶性车祸。
在那几年的许许多多这类车祸中，有一桩出在东单。一位工程兵的大车司机在慢车道上撞死了一位骑车人。撞死人的战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岁。那被撞死的小伙子骑的是一辆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凤凰车，手腕上戴着一块才买了没几天的崭新的全钢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队十分重视每一桩他们属下造成的车祸，甚至早就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抽调了若干精明强干的人员，按部就班地处理每一桩有关事宜。这桩车祸发生后他们处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时、大度、精心。
他们查实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动到所属工厂致歉，并由工厂方面陪同到了死难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亲诚挚地致歉，不仅肇事者声泪俱下地跪到她膝前愿认她作自己的母亲伺奉她终生，肇事者一个班的战士全都诚挚地围住她向她宣誓：“娘！我们全是您的儿子！”部队不仅允诺负责全部殓葬事宜，并赔偿她5000元人民币的人身损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拟承担她家的全部家务，从买米买煤买菜到做饭洗衣，乃至于要给她念报纸讲故事陪她唠嗑儿解闷儿。但那母亲对这一切的反应是没有任何反应。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如两个铜铃，嘴唇抿得细细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里不哭不语，不动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于车祸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儿子。
我至今没有问过曹叔这回事。也不应当问。但我至今仍不免悬想，他那原配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于这人世？曹叔从来没有爱过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给予她爱。惟有由她输出己爱培植出的儿子能回报她以爱，使她灰暗的生命趋于明亮。他们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刚刚达于一个新的起点，十几年来她每天用多于十个小时的十指劳作（挑绣外贸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儿子上完了中学，又蒙政府政策照顾，没有安排上山下乡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厂，在一个很大的车间里当上了车工，并且开始领回了工资，给她置买了新的衣衫和鞋袜，跟她反复地说：“妈，打今儿起就是我养活您了，您该歇着了！”还懂得给她往家里带她最爱吃的酱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为自己置买了新自行车和新手表，谁料到这刚刚达到的新起点竟也是突然降临的终点。她失去的不是一个儿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运为何如此悲惨？冥冥中真有主宰么？谁这般忍心？
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带着表妹涓。涧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干校时，他们都以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涧已上完中学，所以就进了当地一家工厂当工人，刚得到那机会时，八娘还曾在给我的来信中表示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并不是每一位“五七”学员的同龄子女都能进到那样一所国营工厂当正式工人，有许多只好到干校邻近村落里插队。表妹沁他们过继给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满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后，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中，他们以往在北京从不曾住得那么糟糕，但他们却喜形于色，因为毕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户口了。八娘一边招呼我和曹叔挤坐着喝酒一边念叨着：“就是小涧可怜啊！唉，当初真不如就让她在附近村子里插队哩，你说谁想得到呢？现在的政策是允许插队的办回来，进了国营工厂的倒一律不能随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经过干校的洗礼变成个十足的老太婆了，脸上添了许多的皱纹，并且不大显现原来乐观的天性，“完了！”的感叹也大为减少。曹叔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对比之下，他比八娘显得年轻许多，也许那天是刚刚洗过澡、理过发的缘故吧，我觉得曹叔比以往还英俊潇洒。他仍是喜忧不形于色，表情淡淡的，同我边喝边扯闲话，他嘴里谈的，远不如他给我寄来的信上写得那么丰富、生动，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这个那个，我说得很多，我问他什么，他有问必答，但都很简要。
四牌楼 第十章
没多久就有“四人帮”倒台的大转折。曹叔的父亲从原籍回北京落实了政策，他自然不便与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里，或者是不欢迎他或者是他不愿去，结果就住到了曹叔那里，曹叔的住房条件并无改善。只不过多了一间厨房，老人就在厨房里搭了一块铺板凑合着住下。我直到这时才认识了这位曹爷爷，他衣衫破旧，但面容整洁，而且红光满面，下颏蓄着一撮白须，与长长的白眉相呼应，见到我蔼然可亲，礼数周全，说话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轻时一定比曹叔更风流倜傥。同时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着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这低矮的厨房面积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华中竟只能这样的存在，《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来同这位公公是互不相认的，因为公公认为自己的大儿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尽心尽力地对他执媳妇之礼；事到如今，八娘同曹爷爷只能面对面相处，并且是在极其狭小的空间中，依我从旁冷观，他们渐渐地也就习惯了。有一回我去他们那里，曹爷爷到胡同里溜弯儿去了，八娘一边做菜一边主动地对我说：“我们爷爷倒是个难得的好脾气，你看这么不方便，他也能将就着，从没提过什么要求，有过什么抱怨——对了，他惟有一条要我们，包括小涓，为他做到，就是‘千万莫把绝后的事儿告诉曹楼的人’。你懂了吗？完了！你还没明白过来么？你晓得曹家他这一支，他老子单有他一个，他这一房两个儿子就你曹叔给他留了一个孙子，好容易长到二十出头竟让大卡车给撞死了，他不就绝后了吗？他们老人是不把小涧、小沁、小涓他们作曹家人的，早晚要嫁出去的嘛！这事对他的打击比遭‘红卫兵’遣返大得多，他不怕他那个老家曹楼村的人批斗他如何如何反动，他就怕这消息传过去人家笑话他绝后……其实我们怎么会去说这个又找谁去说这个呢？但只怕那曹楼村的人早晚能得着消息……唉，我们这位爷爷也真可怜！你看，挤在厨房这么个kaka里头过日子……”
其实以亲戚而论，八娘与曹叔及三位表妹算我的亲戚，曹爷爷已不甚与我相干，曹叔的那位原配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但曹爷爷的命运，那位原配的命运，至今仍偶尔牵动着我的心肠，使我浮想联翩，扼腕感叹。我的心肠是不是过于柔弱了呢？
人生的大趣味在于变化。意想不到的变化是最浓酽的趣味。当曹叔他们背朝青天脸朝泥巴地在“干校”插秧、割稻时，当他们被一遍遍地训诫着要对“干校”生活作“长期”乃至“终生”打算时，他们怎会想到几年后，不但能够回到北京，恢复机关的工作，而且还能出国考察，所考察的竟又是美国呢？
曹叔所参加的那个考察团是先飞往西欧再飞往美国的，当中在巴黎有一天的停留，曹叔因此游览了向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曹叔同我喝着黄酒，慢条斯理地闲话巴黎和纽约。他说起在巴黎时，他们团的一位成员，不知是上飞机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还是飞机餐里的什么东西变了质而未觉察，下飞机后肚皮里就闹腾起来了，因为他们在巴黎只停留一天，公派出国的团体只能集体行动，个人身上连一个子儿的硬通货币也没有，语言上又有困难，所以只能是集体游览——大使馆派出一辆大巴士，向路经巴黎的各种出国团体提供方便，乘坐那巴士可以速成式地浏览巴黎风光，巴黎铁塔、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协和广场等每处最多停留半小时，最少只给一刻钟——那位成员自然不愿放过这一生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从美国考察后不再途经巴黎，他估计自己以后再无游览巴黎的可能，因此强忍着肚中的造反登上了游览车，开头去到几处，尚能勉强将肚中“造反派”镇压下去，后来就不行了，简直是活受罪，找厕所又不会找，有的厕所收费又上不成，找到一处又怕误了回巴士时间，结果弄得神魂不定，坐到车上时竟至于憋忍不住而流泻裤中，使周围的人掩鼻奚落。曹叔讲完此公遭遇后咋舌感叹说：“这也许就是命，就是所谓缘分吧——他跟巴黎就那么无缘，现在问起他来，他后悔那天为什么不就留在使馆招待所中——他说一路上他什么印象也没留下，惟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狼狈和臭气……”
“我就不信我命里注定要在河南过一辈子！就跟北京无缘！”
切断曹叔语头的是涧表妹。她又一次从河南来京探亲。因为她的归来，八娘家变得更加拥挤。八娘悄悄告诉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书桌上——别看他去了美国，还逛了巴黎！
从河南回来的涧表妹我简直认不出来了，那不仅是因为她已长大成人，模样上起了变化，她那原来充满弧线的脸庞已有几处——例如下颏、鼻翼——变为了生硬的折线；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与从前迥异。当年她拎着手风琴时，眼里的那种稚气和欢乐哪里去了？还有在后台见到我勇哥他们那些演员时，那种纯朴的大惊小怪和迸发着生命力的狂喜怎么荡然无存？当年她还有在生人面前极为腼腆的一面，而据她自己的陈述，她现在简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面子在这个世界上值得几分钱！
四牌楼 第十章
我以惊讶的目光望着涧表妹。以前我没把她看在眼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太单纯，单纯的东西我们可以喜欢却不会特别地加以注意。长大成人的涧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语调尖酸，她对我，也对父母，乃至爷爷，宣泄着她刚刚积累起来却颇为厚重的人生经验：
“……我们那个站是个小站，每次火车只停一分钟，上了车当然不会有空座位，有时候连厕所门外都挤着坐着好几个人。开头我脸皮嫩，就那么忍着，你忍吧，几个钟头，十几个钟头，你就别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挣！缘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得来容易吗？不容易！……现在我一上车就往车厢里挤，我从一号座位问起，一个挨一个地问，一排一排地问，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气，可我也不停下不问；人家回答的话难听，或者骗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还要问下去；问什么？就问：‘您哪站下车？’那么一排排问下去，问到一个最近一站下车的了，我就破开脸对他说：‘好了，您下车这座儿我坐，我就在您边上等着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就在那儿死等了。别以为脸皮厚到这个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时候那下车的人屁股刚挪开，有人就抢在我前头把屁股搁上去，所以后来我就把脸皮更加厚了几分，问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还要跟站在周围的人都说清楚：‘这个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车可该我坐，谢谢你们了！你们要是谁不同意，早一点儿说，我好再往前等别的座儿去！’这就把牢了，过那么一个来钟头，我就坐下了，坐下来是真格的，就是跟站着不一样，而且这座儿是我自己挣来的，坐着格外舒服……也有人看着我，仿佛嫌我年轻轻的又是个姑娘怎么这么不顾脸面，我就看着别处，给他一脸冷笑，脸面？我没丢别人的脸，再说，脸面值几个钱？……”
涧表妹就这样开始了她寻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奋斗。八娘暗地里流过泪，为当年不该一念之差把小涧送进了那工厂，害得她一个人流落在外；为小涧的性格变得如此粗粝，甚至对父母说话也变得生硬而功利；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门路无法将小涧弄回北京……八娘也托过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用对调的办法将涧表妹调回北京，我挠着后脑勺发愁，且不说没有线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个县的人，人家又怎么会愿意离开北京回到原籍呢？
涧表妹的探亲假到期了，临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满桌子的菜，我也凑热闹给她送行，涧表妹在饭桌上只拣一种她最爱吃的菜——鲜藕肉盒吃，对于八娘的眼泪汪汪和曹叔的额纹抖动，似乎全都无动于衷，末了冷静到极点地说：“你们就都别操心了，连小表哥也别再帮我打听，你们都是只能靠组织、靠别人、靠运气解决问题的人，出了家门儿脸皮嫩、舌头软，不顶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办法——我回去以后就自己跑，一户户地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没有退休想叶落归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么单位？那单位让不让对调？……我就不信一个县里问不出一个来！……”
两年以后，涧表妹竟真的用这办法将自己调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仓库里当统计员。
当我心烦的时候，我就抻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先写一行“我究竟在烦些什么？”然后开列出1、2、3、4……开列完了逐项冷静地考虑，将它们再分成A、B、C或更多一点的级别，接下去就能把C级以下的逐项划去——这其实很不值得发烦，这其实很容易排除或实现，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几条，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尽量往好处、宽处想。最后，望着那张纸，心里就松快多了，尽管事态一点变化也没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还未给落实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还未回到北京；我自己虽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业上困阻颇大，经济上甚为拮据，烦恼事真是一大堆。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惟一的亲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于对他们的关心，有一天我也抻过一张纸，为他们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