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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二章
崩龙珍的儿子已经到美国自费留学，女儿留在北京，职业也不错。鞠琴的两个女儿大的正办着出国的手续，小的在文物商店当售货员收入也不菲薄。但蒋盈波的儿子和闺女都还跟出国的事不搭界，职业似乎也不理想。因此崩龙珍和鞠琴也尽量不提子女前途的话题。
崩龙珍的丈夫现在已升到局级职位，住在四室一厅的大单元里。鞠琴也住着三室一厅的单元。惟独蒋盈波还住在这么个陈旧的小二居里面，丈夫屈晋勇活着时，儿女都大了，兄妹不便合居一室，便只好“合并同类项”，父子合住一间，母女合睡一床，造成许多家庭纠纷，甚至于屈晋勇的中风早逝，空间狭窄也是诱因之一，蒋盈波和屈晋勇都是工作多年的国家干部，住房问题多年解决不好，此事说来话长，即使屈晋勇去世，蒋盈波和儿子嘹嘹女儿飒飒的居住状况仍远逊于一般的小康之家，因而尽管崩龙珍和鞠琴同蒋盈波挤坐在狭小的门厅里吃汽锅鸡大感局促，却也只是赞美着鸡肉鸡汤的味道而刻意回避着关于住房的话题，她们深知对此大表同情加上大抱不平也都不能解决蒋盈波的实际困难。
没有诗意。
并且如同踮着脚尖在布满油瓶的地上行走，得小心绕过那些敏感的瓶子而又显得轻松自如。
便谈物价。谈假货满天飞。谈售货员那永不见好转的服务态度，举实例，说明你是如何谦恭有礼而她们却仍旧在柜台里面扎堆聊天。
便谈最近的电视节目。一致认为春节晚会简直令人失望。对新播放的一部引起轰动的电视连续剧展开争鸣，蒋盈波觉得有趣，鞠琴说她简直受不了，而崩龙珍怪声叫好。
又都坐到大屋的沙发上闲聊时，崩龙珍双手拢拢头发，问鞠琴和蒋盈波：“做得怎么样？”
那发型是时下相当流行的，头发加上面庞构成一个金字塔形，鞠琴在崩龙珍一进屋时便随口夸赞过，蒋盈波至今仍只进公营理发馆剪发而未曾进过个体发廊，并且对于别人的发型也懒得品评，她双手不停地编结着毛衣，抬眼望了崩龙珍一下，毫不通融地说：“难看。不适合我们这把年纪。更不适合你的脸型。”
鞠琴乐乐呵呵地伸手去摩挲崩龙珍那张开的蓬松的炯油后波状弯曲而发亮的发丝，转圜地说：“龙珍是越活越年轻了，时来运转么！”
崩龙珍有张方脸庞，眼睛不比蒋盈波小，但蒋是深眼窝而她是有点金鱼般的凸眼睛，她的皮肤本来比较粗糙，经过工序复杂的美容处理之后倒颇为白净，眉毛画得比较粗，唇膏涂得比较淡，整体而言还是比较雅气的。但她嘴角不知为何总有点微微下撇，脸上总隐隐笼罩着一种受惊后难以化解的表情，即使近十多年来她确是时来运转，那往昔岁月熔铸成的潜表情却再也褪不下去。
“是呀，这些年我倒真是比你们痛快！”崩龙珍舒展一下腰肢——那腰也不细了——议论说：“也许，人的命运真是一个常数，你头些年亏得太多了，后些年就补给你一些；你前头要是太顺了，后来就折腾你一下；要么就总一祸一福地紧挨着给你来点小颠簸、小平衡……但到头来一个人的命数还是那么多，该多少是多少，你想多要也要不来，你怕多丢其实也丢不到规定的数目以外……一切都是天定，冥冥中自有主宰，现在我信这个！”
“真的吗？”鞠琴对“常数”这个概念不怎么能把握，但听着觉得有趣，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也在这个规律之中。
蒋盈波和崩龙珍一样都是学理工的，自然对上述宏论的表述理解得更准确，她虽仍埋头编织，却情不自禁地说：“那我这情况该怎么算？”
这样她们的谈话就终于“带倒油瓶”了。
是呀，蒋盈波自大学毕业以后，又有多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更是不断的逆运，就是近10年来，也并不像许多同辈知识分子那样，大体上是个上坡路的状态，她已经不顺了20多年，难道，是命运将在60岁后给她大大的补偿？可那时候她已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太婆，就算福至喜归，终究又有多大意趣？
崩龙珍和鞠琴一时无言以对。
蒋盈波抬眼望了一下组合柜上亡夫屈晋勇的遗像，又埋头编织，可又情不自禁地说：“那他那个情况又该怎么算？”
屈晋勇是鞠琴介绍给蒋盈波的，一度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崩龙珍也熟悉，工农出身，憨厚朴实，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但一年前他死得很惨——在突然出现多发性脑血栓后，便全身瘫痪、失却语言能力，却又并非植物人，在医院里经历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折磨，一个壮汉最后干缩为一具类似画报上刊登过的埃塞俄比亚饿殍那样的皮包骷髅，身上长出几处碗大的褥疮，在所有的生命力全被一丝一丝榨干耗尽后，才终于死去。是呀，倘若人的命运真是一个预定的常数，那么，一生并未做过亏心事也谈不上享过什么福的屈晋勇，为什么要给他安排一个如同慢性酷刑的死亡过程？
四牌楼 第二章
鞠琴叹了口气。她不知说句什么才好。她想该别再说这些个话了，什么常数不常数的。
崩龙珍也不想引出蒋盈波更多的联想。她匆忙地转换一个话题：“人生中其实更充满着许多的变数。有的变数发作了，一下子改变了人生的走向。有的变数擦肩而过，事后回头一想，真不知自己究竟是错过了什么，还是躲过了什么……”
蒋盈波只是埋头编织，双手的动作都有点过分用力。
“比如说，”崩龙珍笑了，“盈波，我不是差点儿成了你的二嫂子吗？”
当年，崩龙珍总往蒋家跑，蒋盈波的父母，确曾考虑过，要促成蒋盈波二哥蒋盈工与崩龙珍的婚事，蒋家自己不好出头撮合，便拜托蒋盈波的表姐蒋盈工的表妹田月明从中运作，田月明当年也在蜀香中学上学，跟崩龙珍、鞠琴也都是同学，5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也来北京在一家设计院工作，自然也常往舅舅舅母家里跑，那一段岁月的斑斓印象，恰可用当年一位年轻的电影剧作家张弦的处女作的名字概括：锦绣年华。
崩龙珍一提这段往事，蒋盈波的原有思绪果然被分散了，她抬眼望了崩龙珍一眼，生硬地说：“亏得你和二哥的事儿没成！”
鞠琴却没心没肺地说：“哪儿哟！那时候他们是想让我跟二哥好……”
崩龙珍和蒋盈波都望着她。
“我知道二哥对我挺不错，大家都对我不错……可那时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接这个球吗？二哥总没入党，你们一家人没一个是党员，我那时候是不可能嫁给非党员的，岂止是不能嫁给非党员，我都绝不考虑嫁给部队以外的人……呵呵呵，其实，你们知道，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入党哩！”
这倒也并非什么秘密，都好理解，只是从没听鞠琴如此坦率地讲出来罢了。
“……想起来真跟做梦一样，”鞠琴继续说，“我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是延茂去世以后的头几年里我也从没预料到，我现在能跟郝宏声一块儿过……”常延茂是鞠琴故去的爱人，当年也是文工团的演员，老早入了党的，同蒋盈波故去的爱人屈晋勇是老战友，婚前长期合住一间宿舍。郝宏声是鞠琴现在的老伴，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本人历史也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坎坷了差不多30年，当然是非党群众，至今也并无入党要求，胖胖的，出门必西装革履，在家爱弄点自制西餐来吃，在蒋盈波和崩龙珍印象之中，是一位绝不过问政治而精于生活艺术的好好先生。真的，真没想到鞠琴后半生的生活轨迹同他重叠到了一起，而且他们相处得还相当地和谐。
“你是心里头不情愿，”崩龙珍对鞠琴说，“我当时对二哥是有意的，二哥真不错，惟一让我犹豫的只是他的岁数，比我大5岁，太大了点……后来是我自己出了事儿，”说到这儿崩龙珍脸上那潜存的惊恐表情浮凸出来，她闭上嘴唇，嘴角下撇，令人不忍目睹。
蒋盈波埋头编结没有看她。鞠琴叹了口气。正当田月明为二表哥和崩龙珍牵搭鹊桥时，进入了反右运动，崩龙珍因为在大学里的鸣放中有右派言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她堕落生活底层，整整持续了20年之久……
“那时候，我才23岁。”崩龙珍脸上那浮凸出的表情抖动着，“才23岁呀……”
蒋盈波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去厨房看开水开了没有，哨壶并没有响，但估计就要开了。
蒋盈波从厨房里回来时，鞠琴已经在同崩龙珍谈减肥的问题，崩龙珍脸上那种受惊的表情已经又淡下去隐下去而成为一种潜表情。
蒋盈波一听是关于减肥的事，便把自己那个剪贴着报纸上的“豆腐块”及记录下广播中有关知识的小本子递给崩龙珍，且不坐回沙发织毛衣，而是如同鞠琴才来时那样，又为崩龙珍示范上了她每日必做多次的那套简易减肥操。
四牌楼 第三章
四牌楼 第三章
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卡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唉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
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6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拨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