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的成长，一半感谢组织培养，一半也要感谢战争。斗争增长才干，战争使人早熟，这话很有道理。小嶝，是离金门最近的有居民居住的海岛，一条不宽的海峡，隔断近在眼前的两重世界。按照五十年代的观念，这边是新社会，那边是旧社会，这边是光明人间，那边是黑暗地狱。国民党的狗牙旗，在别处早已成为历史符号，在小嶝，却每天都要看着它在眼前飘来晃去，一种敌人就在身旁的感觉时时刻刻会敲打你，提醒你，让你保持警惕，不敢有一点点松懈麻痹。另外，当时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那边”早日变得和我们“这边”一样，也为了“这边”永远不再回到“那边”所有人都是有十分力气使二十分干劲。我当然也不例外，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给男人特别是自己的长辈分派任务，开始也有拉不开脸面的时候，但敌人的枪炮一响，就顾不上不好意思了，就学解放军指挥员斩钉截铁下达命令，胆量、魄力、经验很快锻炼出来了，可以说，我是用每天一捧热气腾腾的汗水换来了大伙的信服和信任的。时间不长，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变了个样，有时梳妆，望着镜子里的大姑娘，会好奇怪地在心里发问：她是谁，还是原来那个不敢见生人、开口就脸红、腼腆害羞的洪秀丛吗？
炮战中，岛上民兵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解放军开展对金门的瓦解宣传，我兼任对敌宣传组组长。五十年代的对敌宣传品都是我们自己油印的，有国民党官兵家乡消息、亲属来信、祖国建设成就和我党我军各项对台方针政策等等。材料印好了，怎么送上金门岛呢？叫人头疼了好长时间。福州军区敌工站的老肖同志说：小洪，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肯定有办法。他一唱高调，我也退不下来啦，便找同志们研究。有人说：要想把传单送过去，无非两条路，一条走海上，一条走空中。我说：好，咱们就在“漂”和“飘”上想办法，做文章吧。
“漂”的工具五花八门，家家户户把各种酒瓶、玻璃瓶、空罐头盒等一切能够浮在水面的器物都捐献出来了。然后把传单卷成卷，塞进去，用蜡封口，晚上派一条小船悄悄出海，靠到离金门几百米的海面，将瓶瓶罐罐抛下去，第二天一早，—潮汐便把这些无声的炸弹推到了金门的沙滩上。
我们期待着敌哨兵或单个行动的敌兵能够偷偷拾取传看，哪怕只有万分之几的命中率就算成功，没瞎忙。岛上的瓶罐有限，派人到厦门收集，还不够，又逼着我们琢磨便宜的能够成批制作的替代品。例如竹筒：把毛竹一节节锯下；空心里塞满传单，用木楔堵洞，再用桐油与海蛎灰搅拌密封。
这种材料渔民过去用它造船堵漏，既不会脱落，也绝对不会进水；又如油纸球：把细竹子烤弯做成球形龙骨，放好传单，外面糊棉纸，再刷一层桐油，任凭风吹浪打它也不会破；又如油纸袋：放进宣传品用力一吹，纸袋鼓胀起来，把进气孔用绳扎紧，制作更显简便；还有木板标语牌：在小块木板上用钢笔写上各种标语口号，刷一层桐油防水保护字迹，丢进大海漂过去，那边收缴的敌兵不看也得看。逢年过节，元旦、春节、端午、中秋、“五一” 、 “七一”、“八一”、国庆，我们还要造几条办公桌大小的“礼船”里边放进各省市政府置办赠送的贵州茅台酒、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宁夏枸杞子、云南香烟、西湖龙井茶等祖国大陆最有名的土特产品，再在船帮刷上“蒋军官兵投诚起义立功受奖”、“美帝国主义从台湾滚出去”、“祖国要统一，台湾要回到祖国怀抱”等标语，顺潮放送。后来听说，我们的“礼船”一到，国民党当官的就说，“共匪的东西，有毒，吃不得”然后，统统上交，全部“没收”到自己肚里去了。
“飘”的工具主要是风筝。风筝的长处是解决了宣传品在金门纵深地带落地的问题，短处是放飞需要等待风向风力等特定条件。平日，我们发动妇女糊风筝，一旦风向对了风力够了，你看吧，数百只风筝便大雁南飞似的成群结队飞向了金门岛。国民竞兵有时拿枪打，民兵们高兴地说，打吧，打吧，打下来一定要认真读读我们的传单上写了啥！最大的鹰头风筝可以挂带三斤几百份宣传品，海风呼吁吹，我把牵绳缠在腰上，风筝能把人拽着小跑，衣服都给扯破了，力量相当大。风筝不是飞机，上了天人便无法控制，怎样让宣传品散落下来呢？群众中确实有聪明人，有人提出，在扎系宣传品的绳子上绑一截蚊香，点燃，风筝飞到金门上空，蚊香也燃到了尽头，正好把绳子烧断，宣传品不就下雪一样飘落了嘛。一试验，虽然是土办法，但基本灵验，关键是要计算好蚊香的长短，使燃烧时间与飞行时间一致起来。 我们希望放飞100只风筝，能有一半顺利到达金门，再有一半在国民党军营区或居民区上空实现抛洒，那便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最能体现厦门与金门既对峙又联系、既隔绝又对话那样一种关系的就是双方的宣传战了，长时间大规模的宣传战使这里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特景观。小嶝是开展对敌宣传最早的一个乡，许多“办法”、“点子”都是小嶝先搞，其它地方再逐渐推广。后来，国民党军模仿我们，也向我们放风筝、搞海漂、打宣传弹、飘传单氢气球，总之，我们搞什么他搞什么，十分“虚心好学”但有一点他学不到，我们是前线军民全体发动，打的是一场攻心战的人民战争。
人民自发而且有组织地投入战争，中国几千年来大概只有共产党做到了。毛主席向天下公开自己的战略思想，不怕敌人知道，因为他的战略，对手学不到也对付不了。
1958年的炮战来得很突然。 记得8月22日那天，我正带着一帮民兵在一号码头搬木头，驻岛部队王教导员气喘吁吁跑来，说：洪乡长，明天要打金门，炮兵今晚上岛，请组织民兵挖炮位、搬炮弹，不适合留岛的群众也请马上向内地转移。
战前准备千头万绪，时间又是那么紧迫，我真有点急了。召集民兵营、连长，十几分钟布置完任务，然后回趟家，对张福泉说：孩子送到大陆婶婶家去，你自己想办法弄饭吃吧，我顾不上你了。两年前，老张由小嶝调到大连海军工作， 8月20日，他刚刚回岛休假。我们所谓的“家”就是一个几千米的防炮洞。战斗打响，我忙得一塌糊涂，连这个“家”也回不去了，老张成了流浪汉，有时到乡政府去帮助听电话，有时主动跑到海边扛炮弹，今天在这个单位讨一碗饭吃，明天到那个单位要一杯水喝，可怜得很。 当时，我的老二生下来刚满4个月，瘦得像个猴子，一根骨头包一层皮，整天哭闹，我的婶母就上岛来向我哭诉，我咬咬牙，狠狠心，只能撒手不管。为了战争，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了，人活着好像只为了一件事：战斗！
小嶝的战斗可能是最残酷的，国民党老早就恨死了小嶝，所以他打我绝不讲手下留情，地面建筑全被炸烂，岛上一片焦土。
我们的炮兵也不是吃素的，同敌人以凶对凶以狠对狠。然而，炮兵打炮好痛快，民兵搬运炮弹好辛苦。每天半夜12点钟以后，运输船准到，由于小嶝还未建成长码头，来船只能在浅海地段抛锚，抬炮弹必须下水。海水挺深，淹到我的胸部，浪头涌来，人都站不稳。我那时虽然年轻劲大，但扛80斤重的炮弹箱，上坡走将近一华里路程到无名高地，还是觉得很吃力。刚刚出水，浑身湿漉漉的，海风一吹，三伏天也会冷得打抖，关节炎一下加重了。算一下，解放后我在防炮洞一共住了11年，炮战中又带病下水，骨头全坏了，现在遇到阴天下雨。所有的关节都会痛，靠老张长时间按摩才能顶过去。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炮战期间我们饭可以吃饱，但菜天天顿顿就是两个——盐拌海蛎子和咸萝卜干，吃得你一看到这两样东西就反胃吐苦水。肚里没得油水，却要一晚上扛十趟八趟炮弹并且连续几个晚上这样扛，人确实有点吃不消啦。所以，我们对解放军打急促射是既盼望又发怵，严惩敌人谁都盼望，看着堆积如山待搬运的炮弹箱又谁都发愁。但在小嶝你绝对听不到任何一句牢骚或怨言。炮弹从出厂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经历了连续不断的转运，我们小嶝是这个过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小嶝民兵为这个环节从未延误和卡壳而感到自豪。
运输船拉来的不光是炮弹，还有圆木、水泥、石头、麻袋。但小嶝无法停大船，外运难以满足构筑工事的需要，材料大量还得靠本岛自行解决。
炮战刚开始，阵地上缺木料，炮兵一个营长问我咋办，我说：只有卸门板了。那时岛上的老房子门板都很好，木头又重又结实。你要拆人家的，就得先拆自己的，我和干部带头拆了，别人才没有话讲。就这样，我带头，一天之内全岛几百户的门板拆得光光，成为名副其实的“夜不闭户乡”
后来，阵地上石料又供不上了，这个好办，敌人炸毁一间房我们就扒一间房，不管它是正房偏房，也不管是盖房的备料或厕所猪圈，能用的砖、石全部抬走。抬的时候同房主连个招呼都不用打，因为一切为了战争，不要讲是谁家的，全部给我用上，补偿的事以后再说。有人讲笑话，炮战使小嶝实现了两个共产主义：物质上，被炸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有乡民都没了家没了私有财产，住防炮洞，吃大锅饭；精神上，则升华到了高级共产主义境界，做到了心甘情愿无偿地贡献一切。小嶝的群众太好了，多少年过去，没有一个人缠住我向我讨门板讨石料，他们硬是凭自己的双手，建起了一座新小嶝。
当然，对前线民兵而言，最大的考验还是过生死关。打仗就会死人，尤其小嶝的炮工事做得太仓促，全是简易露天的，伤亡更难以避免。记得有一天下小雨，炮兵一个姓王的副指导员看我没穿雨衣，伸手抓过一条麻袋盖在我身上，对我说：小洪，今天的战斗可能特别激烈，你把阵地上的民兵都撤下去吧。我说：不行，基干民兵和部队混编是上级的命令，没有民兵，谁给你们运炮弹嘛。几小时后，这个王副指导员就中弹牺牲了，现在我还经常想起他来，想起来就非常难过：他穿一个红背心，整天乐呵呵的，爱出个洋相，会唱几句家乡小调。好好个人，一转身就没有了，这就是战争。那天，我们无名高地被打塌了一处炮掩体，部队伤亡十几人，民兵牺牲了4个， 名字我都记得：周坊、邱详仁、洪天雨、邱永利。人全被炸得七零八落肠子流了一地，尸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部队上的同志，我们用白布一只胳膊一条腿一截身子包起，运回大陆。民兵尽量给他拼凑完整擦洗干净，换上寿衣装进棺材，然后才通知家属来看。不能多看，看几眼便钉棺下葬，因为死者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看多了怕家属接受不了心里难过啊。然后开追悼会，誓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然后继续战斗。现在回想，伤亡如此惨重可无名高地上的基干民兵没有一个要求撤回来的，没有一个偷偷开小差的，这就是我们小嶝。战后有的首长称我为“女英雄”我诚惶诚恐，觉得受之有愧。可报纸上称小嶝为“英雄海岛”我心安受之，因为这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战成名天下传，不管洪秀丛是否认为自己是“英雄”作为新中国值得骄傲的一代女杰，她的名字上了北京的报纸，印在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也永远走进了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心中。她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名字竟有如此大的魅力，三十几年过去，那个早已中年的“孩子”又千里迢迢跑到厦门来，楔而不舍地寻觅求见记忆里不会消逝的偶像。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仍是爱听故事的孩子式的：后来呢？
老人笑答：几句话便可说情，文革中先由厦门水产局副局长的位子乘“降落伞”
去当售货员，又一夜间坐“火箭”升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最后“官复原职”按局级待遇退休，总之，身不由己地被折腾一番后，又顺其自然地归于了平淡和平静。
我忍不住又问了最最后的一个问题：您曾经名贯中华，而现在……您怎么看这巨大的时空反差，和晚年的寂寞呢？
老人爽朗大笑：工作、战斗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出名”的人，就永远不会有“不再出名”的烦恼；年轻时最大的愿望是享受和平，享受了和平的晚年便一定很充实很满足；我的一切都很顺其自然，何来反差？我觉得越来越开放的厦门和依然闭门禁锢的金门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反差现象。这几年厦门接待了不少参加过“八·二三炮战”的金门老军人，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厦门“老炮战”也能踏上金门的土地游览一番，我想我们中国就真的是前进了一大步了。
我的脸在发红发烧，我想到了自己所提问题的唐突，我不该忘记秀丛老人是小嶝人，那是一座面积袖珍而胸襟广阔的海岛。
3
1958年，小嶝岛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是乡党支部书记洪顺利。
为了写这本书，曾跑到八一厂资料库借看了一部五十年代拍摄的纪录片《一定要解放台湾》紧接着炮兵训练的镜头，银幕上一丛芦苇深处站起一位年轻健壮的民兵，他的衣襟在风中翻动，一张有棱有角的脸被烈日晒得黝黑，手中的枪自右向左朝着大海转动，海鸥般犀利的眼睛在海面扫视搜寻……放映员告诉我：喂，这位就是当年的洪顺利。
我要求回放一遍。八秒钟的历史镜头像一幅素描，简捷地勾勒出人物的个性：
坚毅、勇敢。
洪顺利老人说：其实，我小时候胆量并不是很大，都十三、四岁了，日头一落还不敢一个人出家门呢。跟父亲出海，风浪稍大一点会吓得跑到舱里缩起来。特别是一看到当兵的腿就会打抖。那时候兵匪一家，军队祸害起老百姓来比匪还厉害。
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自古渔民有三样惹不起：台风、暗礁和丘八，望到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