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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青年男女的婚姻，早在三代就出现了，但是从上述青年男女，特别是女子自选配偶，或在父母家长主持下发表一定的意见的事实，我们知道当时青年选择配偶的权力比后来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婚姻不自主（即包办婚姻）有个发展过程，在古代是越往后越严重，从而愈加引起强烈的反抗。与此现象相反，青年婚姻自主权的恢复也必然有个过程，而且是相当长的，在古代不可能完结，在中国近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要想完全实现还需当代人的继续努力。现代人需要有支持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意识，要明辨是非，彻底清除包办婚姻的思想残余。婚姻自主，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应有的权利，封建时代他们得不到，去争取的妇女备遭迫害，被歧视为“失行女子”，然而后人从她们身上看到争自由、争人权的精神，争取美满幸福生活的精神，实在是可敬的。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女子婚姻节烈观不批判，不清除，就是对包办婚姻残余势力的宽容，这怎么能使婚姻自主彻底实现？如果不表彰古代争取婚姻自主权利的女子，听任古代宣扬三从四德典范的传记充斥文献，我们于心何安！荀氏女这类女子的历史，实在应该重写啊！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2节 汉家童养皇后
童养媳，亦称“待年媳”，古时民间多有这种人。她们大抵是贫穷家庭的幼女嫁到也是寒微的婆家，等到成年，才同丈夫正式成亲。这样女家先减轻人口负担，由男家代为抚养，同时男女双方家庭都可以减少婚礼中的开支，这是穷苦人家采取的一种婚姻形式。待年媳在公婆家劳动，多遭虐待，苦不堪言。俟成婚后，亦多有不幸的事情降临她的身上。童养媳过的是多灾多难的生活，是不幸的人。然而在汉朝皇家却也出现童养媳，她虽则贵为皇后，但生活遭遇的不幸，有与民间相同的地方。
汉昭帝画像汉昭帝上官皇后原是待年皇后。上官后祖父是左将军上官桀，父亲上官安，外祖父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汉武帝死时，以八岁的儿子昭帝继承皇位，令霍光、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等辅政。霍光与上官桀是儿女亲家，同金日也是这种关系，他实际执掌着政权。昭帝因年幼无母，由大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宫中照料。这时上官后才几岁，其父要把她送进宫中做皇后，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霍光认为她年龄太小，不同意。盖长公主有姘夫丁外人，想把他按照尚公主的制度封为列侯，上官安表示通过岳父、父亲帮盖长公主和丁外人的忙，致使盖长公主同意上官安女儿入宫，先为，一个多月后立为皇后。这是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的事，昭帝11岁，上官后6岁，都不能成亲，所以上官后是在宫中童养，等待年长才能真正结婚。因她被立为皇后，朝廷大赦天下。她去拜谒高祖庙，赏赐宗亲、贵族及高级官员钱帛。上官安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初步满足了权势欲。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上官安父子谋反，欲自立为帝，失败被杀，上官后才9岁，年幼没有参预，未被株连，继续当皇后。大约她外公霍光当政，也保护了她。在上官安谋反时，他的党羽中有人说反叛可能会影响到皇后安全，上官安却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反对汉家是主要的。出事后，上官后还是为祖父、父亲立冢，用个人霍光画像的奴婢去守坟。昭帝17岁行加元礼，才算正式成人，这时上官后12岁，估计她开始管理宫中事务了。霍光希望昭帝与上官后有个儿子，便制造障碍，不使昭帝接近其他宫女，以便只与皇后有夫妻生活。但是，他们没有生育。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21岁的昭帝死去，15岁的上官后成为寡妇。霍光等以上官后的名义迎立汉武帝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刘贺尊奉叔母上官后为皇太后。刘贺淫乱无道，霍光等商议废掉他，启奏上官后，上官后到未央宫承明殿，身穿珠玉装饰的短袄，端坐在武帐中，侍御数百人手执武器，召见刘贺，听尚书令代表群臣宣读刘贺的罪状，上官后指责刘贺“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耶”；于是将他废黜（《汉书·霍光传》）。在霍光等安排下，上官后同意册立武帝曾孙刘询为皇帝，即汉宣帝，宣帝尊叔祖母上官后为太皇太后。宣帝亲理政务，上官后不会有什么政事可干，但是宫中出现了使她想不到的事情。
霍光妻子东闾显，爱小女儿成君，想把她纳入宫中为皇后。宣帝在入宫前已娶许氏，生有元帝，宣帝即位封许氏为，不久册立为皇后。霍光妻没有达到目的，恰巧许后怀孕生病，遂乘机买通女医毒死皇后，把成君送进宫掖，立为皇后。这霍皇后在娘家是上官后的姨母，到刘家却成了侄孙媳妇，这种辈分颠倒及姻亲关系，请看下面图表。
许后在世时，五天进长乐宫一次，朝见上官后，亲自递送食品，表现出晚辈对长辈的尊敬。霍成君为后，遵照许后的成例，按时去侍候做了祖婆婆的姨侄女儿上官后。
上官后因双重关系，对霍后也表示出应有的礼节。上官后活到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死年52岁，在宫中47年，当寡妇却长达32年。
上官后成为待年媳并不是由于娘家的贫寒，恰恰相反，却是有大富贵作基础。她的父亲上官安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为自身的利益捏合了这门亲事，其性质虽与民间的童养婚迥然不同，但对婚姻当事人来讲，同样是不幸的。
上官后15岁成为嫠（lí）妇，尽管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但是生活上有何乐趣呢！作为一个女人，47年的宫中生涯，无异于监狱生活，只是物质生活比囚徒要好罢了。她与昭帝的结合，也是一种包办婚姻，由此可见，即使在社会最高层次的婚姻中，包办婚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种灾难。
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着全部青年男女的，都起作用，而不管其社会地位高低，因此这种婚姻制度是最不合理的。
第一部分 婚姻家庭（一）第3节 两汉南北朝的休妻
我们看历史资料，获知一些人休妻，其绝情无理之状令人愤慨，其被遗弃的妻子的惨痛令人同情。读者看到下述事实，想来一定会有同感。
陈平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历史人物，少年时家里很穷，和哥哥陈伯共有30亩田，陈伯从事农业生产，供养弟弟读书。陈平长得高大肥胖，邻里的人说陈伯家那样穷，陈平怎么吃得长得那么好。陈伯的妻子对陈平不参加劳动本来就有气，听了邻居的议论，就说，家里不过吃的是粗糙的粮食，哪里有精美的食物！有这么一个不事生产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哩！陈伯认为他养活弟弟是尽做哥哥的责任，妻子不能和他一个心路，不利于兄弟关系的和好，就把妻子休弃了。陈平读书，不仅不生产，连生活上也是嫂子侍候，嫂子有些怨气是很容易理解的，陈伯应当同妻子商量，争取她的同情，来供弟弟学习。陈伯不与妻子协商，竟然将她抛弃，做得太过分了（《汉书·陈平传》）。
西汉王吉，字子阳，琅玡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年轻时被举孝廉，出任郎官，按理应当是很会处理家内人际关系的，否则难于被地方政府看中而被荐举。但是否如此呢？且看他对妻子的态度。王吉为了求学来到长安，东家邻居有棵大枣树，枝杈伸到王吉的庭院中，枣子熟了，王吉的妻子从树上摘枣给丈夫吃。王吉开始不知是邻居的东西，后来知道了，认为妻子手脚不干净，就把她休掉了。
东邻看到这个家庭的破裂，心里不安，认为这是那棵枣树的罪过，要把它锯掉。邻居们觉得锯掉树太可惜，于是一致请求王吉把妻子迎回来，恢复婚姻，东邻也就不用伐树了。王吉听从了众位邻居的劝告，与妻子重新结合，所以当时歌谣说：“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汉书·王吉传》）王吉的妻子是爱护丈夫的，因有感情，才偷摘邻居的枣子给丈夫吃，王吉应当领这份情。当然妻子占小便宜不对，需要教育，这并不是大不了的事，与夫妻关系并不相涉。但是王吉小题大作，认为这样的妻子丢了他的人，非离婚不可，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示他人格的高尚。他这么一想，就不管妻子的处境了。邻居们也认为王吉太绝情了，太矫情了，出来劝导。所幸王吉听了众人的话，以复婚挽回自己的过失。可见王吉的举孝廉，可能是处理父子兄弟关系好，而夫妻关系他是不会处理的。
王莽的祖父王禁，宫廷尉史，娶妻李氏，又娶了几个妾。王禁因多妻，生有四个女儿，八个儿子。李氏生儿子王凤、王崇与女儿政君（汉元帝王皇后），不满意丈夫多妻妾，王禁就把她休弃。李氏另与苟宾结婚，生子苟参。
政君进宫，成了元帝的皇后，后来成为皇太后，进用宗亲，命乃父王禁把已守寡的乃母从苟家迎回，恢复夫妻关系，并任用异父弟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汉书·元帝王皇后传》）。李氏怨恨王禁多妾，是维护自身利益，王禁以男子的多妻权而黜妻，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由于女儿当太后的政治原因使他们重新结合，则是意外的事情。
西汉末年，鲍永的父亲、司隶校尉鲍宣为王莽所杀，鲍永学习《尚书》，孝养后母。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他后母面前骂狗，鲍永认为妻子不稳重，在婆母面前喧嚷是不懂礼节，不知孝道，就把妻子抛弃了（《后汉书·鲍永传》）。狗在人前讨厌，轰它出去，即使声音高了一些，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鲍永竟然为此采取出妻的手段，实在令人惊异！两汉之际，求仕而不得的冯衍，家庭生活也不如意。
前妻任氏，性情暴躁，不许丈夫娶妾，生有五个孩子，而不理家务。冯衍买了一个婢女，干家务杂活。这个女奴“头无钗泽，面无脂粉”，惟供做饭之用，不是妾。任氏怕她被丈夫收用，对她百般虐待，这个女子不死，也是万幸。
当她病倒了，儿女们干家务活，任氏也不照管。这是所谓“既无妇道，又无世仪”的女子。冯衍认为有这样的妻子是不吉祥的，在夫妻生活多年之后决心休掉她，给她的弟弟任武达写信说：“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
……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任氏不容丈夫娶妾有道理，不理家就没有尽到主妇的责任。冯衍说任氏不管家而使家不成其家有一定道理，但把自身仕途的无望归咎于妻子，则是谬误了。当然，因他家庭的不和，让人小看了，舆论对他不利，不过这种影响是小的，冯衍以不祥物怪罪任氏则不合实际了。冯衍与任氏离异后，又娶了妻子，后妻对前妻孩子态度恶劣，甚至要害死12岁的冯豹，相反冯豹对后母却很好。冯衍大约鉴于后妻对孩子的无理，又将其休去。他给友人写信说：“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后汉书·冯衍传》）离异是他的不幸，有不得已的苦衷。
班超通西域名垂千古，然而在西域有一段休妻的伤心事。班超为巩固、发展东汉在西域的势力，建议联合乌孙，进攻龟兹。汉章帝命李邑出使乌孙。李邑到西域，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心中畏惧，不敢向前，反而向皇帝诬陷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超听到这个消息，想到曾参的事。曾参离家至费，鲁国有同名人杀人，有人告诉曾母你儿子杀人了，曾母不信，继续织布。又有一人说了同样的话，曾母还是不信，照常织她的布。待到第三人来告诉时，曾母吓得逃跑了。班超想，曾参是贤人，曾母是了解儿子的，但人们反复说他的坏话，他母亲也不得不信了。我今天远离朝廷，有朝中来的人说我坏话；我还没有曾参的贤名，中央难道就不怀疑我？继而又想，既然说我留在西域是为得家庭之乐，我要抛弃妻子，就安不上这个罪名了，于是狠狠心，休了妻子。班超休妻是迫于情势，但最倒霉的还是他那个无辜的妻子，本来是恩爱夫妇，不幸竟被流言生生拆散（《后汉书·班超传》）。
黄允是颇有才华的人，司徒袁隗要为侄女找配偶，见到黄允，说要有这么个人做女婿一生也知足了。黄允听到这个话，要赶着去做宰相的东床佳婿，就想遗弃妻子夏侯氏。夏侯氏深知黄允自私自利的为人作风，他有了这个主意不会改变，只好同意，但向婆家提出一个请求：我要走了，想同亲友会一会，以表表离别之情。婆家同意了，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在宴饮中，夏侯氏突然抓着黄允的袖子不放，数说他15件见不得人的事，然后离开了黄家。从此黄允声名狼藉，没能成为袁家的女婿，官场上也不得意。
在此以前素以知人著称的郭太说黄允：“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汉书·黄允传》）黄允是无情无义之人，夏侯氏在他做出绝情的事后毅然离开他，倒也痛快。
河南尹应顺的妻子是再嫁之妇。其前夫是邓元义，且有子邓朗。本来夫妻关系尚好，但婆婆厌恶她，把她关闭在空房中，不按时给以饮食，她也不抱怨。公爹尚书仆射邓伯考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改变不了婆婆对儿媳的看法，为可怜她，就把她送回娘家。后来她跟应顺结了婚。邓元义也说她没有过失，只是他的母亲对她太不好了。这位夫人不忘前夫之子邓朗，给他写信，得不到回答，给他衣裳也被烧掉了。她到亲戚家设法把儿子找来，邓朗见母亲，只拜一拜就走了，夫人追出去说：“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耶？”但儿子还不谅解她（《后汉书·应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