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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有收养孤老的法律，《明律·户律》规定：
“凡鳏寡孤独及笃疾之人，贫穷无亲依靠，不能自存，所在官私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者，以监守自盗论。”明朝建国之初诏令府县设置养济院，洪武十九年（1386）规定，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每年给予六石米，建文元年（1399）改为三石米，令亲戚代养，无亲可投的入养济院。天顺元年（1457）开办大兴、宛平二县养济院，每县一所，供给收容人员一天两顿饭。成化二年（1466）下令把所有京城贫民收入养济院。十六年（1480）以前，京城历年赡养孤老7490余人，供给米26900多石，布7400多匹，这一年明朝政府以主管官吏侵蚀钱粮，使穷民不得实惠，令顺天府府尹每月巡察两次，巡按御史也加强监察。嘉靖元年（1522）下诏收养京城贫民，六年（1527）命令在北京五城各设养济院一区，尽数收养贫民，巡城御史发现乞丐，凡民籍的送顺天府交养济院，军籍的送幡竿、蜡烛二寺供养。九年（1530）饬令各地方官认真办理养济院，次年（1531）又令收养京城贫民（《明会要·恤鳏寡孤独》）。二十年（1541）开始，每年一月份在京城散赈，每天以200石米煮粥发放，领的人给一杓，够三四个人吃的（郎潜《七修类稿·施粥施药》）。看来明代北京的孤独老人，有的进了养济院，领取口粮、布匹，过集体生活；有的向政府领取粮布，和亲戚生活在一起。
清朝由康熙皇帝倡导，在北京设立普济堂，要求各地方仿效建立。普济堂收养老年贫民，视其经济状况决定供养人数和生活水平。乾隆时山东淄川普济堂有公田200余亩，收地租100多石粮食，它规定给入堂的老人每月6斗粮食，盐、柴钱100文（乾隆四十一年修《淄川县志·公署》）。同时期河南光州普济堂收养老民几十人，署知州朱家濂看到还有聋、瞎的男女无靠老人，又筹措田地，以其收入供养堂外孤老，计20人，凡年过70不能劳动的，每月给150文，若能作些活计的则给100文（乾隆《光州志·恤政》）。各地存养孤老情况不拟多叙，这里介绍江苏松江普济堂的条规，可见老民生活的一般情形。该堂规定每年收容220名，投堂的人要年满50岁，经过堂董事查明，确实是无依靠的，凡是年力尚壮的，能谋生的一概不收。老民每天早晚吃稀粥，中午吃干饭，每天定量是白米八合，盐菜钱二文，午饭有蔬菜，初一、十五两天有豆腐皮等菜。每逢端午、中秋节，各领赏钱20文，元旦则领30文。端午节后领席、扇钱34文，冬至后领床柴钱14文，布袄钱100文。老民病故，给棺材、安葬钱3000文。普济堂支出靠地租收入，如遇欠年，老民只能以稀粥维生，其他一切费用就领不到了。普济堂给老人规定纪律，如确实需要就医、探亲，可以请假出堂，但不能在外“生事”，否则不许回堂。
堂里要求老人“安分度日”，若倚老闹事，或者嫌供给微薄，发生议论，被认为是“无良之民”，立行逐出（嘉庆《松江府志·建置》）。该堂有几千亩田产，其来源为官田和富人捐助田。该堂有管事四人，是官府从华亭、娄县两县绅衿富人中挑选任用的，每三年一换。堂务不许胥吏插手，以免他们舞弊。管理堂务的董事，有的可以免除徭役，有的给予八九品顶戴，以资鼓励。
在这类救济性质的善堂之外，清代还出现自救性的合办善堂，如江苏溧阳有养老堂，它有田业，这些田全部是入堂老人自家带进堂的，因为他们失去劳动力，雇工生产，收入归堂中公用（嘉庆《溧阳县志·养育》）。上述事实表明，到了清朝，老人善堂内容多样化了，堂规细密完善，这对入堂老人的生活既是一种保障，又是严密管理。
唐朝以来，兴办起养老堂，其组织管理代有变化，始与寺院关系密切，后为纯粹官办，待后又官民合办，无论如何变化都由政府倡导督办，可知封建政府是关心这件事的。养老堂主管方面的变化，是向民办趋势发展，到了近代，善堂就转以民办为主了。
办理养老堂，使得抚恤孤老制度化，有组织机构的保障，这在社会救济方面是一种进步，是从道义的声援和不时的赈济进入有组织的赡养，是把这种福利事业制度化，保障性比前此为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类社会越到近现代，社会福利越多，社会保障事业越发展。古代还谈不上社会保障，但有制度化了的养老堂总是好事。
养老堂开办后，尽管只有少数人可以领到赈济口粮与亲戚一块生活，能进堂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人，但这部分人的状况之悲惨极令人同情。把他们收容进堂，可以免除这些人到社会上乞讨而引起的事端，可以令人产生政府实行善政的感觉。这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统治者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注意兴办这个事业。如朱元璋青年时当过游方僧，实际是流丐，备尝讨饭的穷苦滋味，也深知这些苦难的而没有负担的人是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他本人就是这样参加红巾军起义的，所以他做皇帝后说：“吾昔在民间，目睹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心常恻然。”于是多次下令设立养济院，给贫民衣食房屋，并要求官员认真办理（《明会要·民政》）。
我们还看到古代养老堂不稳定，它建立不久就会遭到破坏，故而一个朝代开初又重新设立，没有一个善堂是代代延续下来的。它受损害的原因，一是经手的官吏舞弊，侵占可怜的老人的口食；二是政府所给的经费太少，只够供养极少的人，而且只维持原状，当年收入当年支出，没有继续建设的费用，如房屋坏了不能维修，到一定时间倒塌了，养老堂只能解散。另外，皇帝只注意门面，对都城的养老堂过问尚多，地方上只是一般下个诏令，官吏也多不尽责，因为它不是考绩的内容，原是可做可不做的。
前面说到江苏溧阳的养老堂，不同于救济性质的善堂，它是有一定产业的人联合起来共同生活的自助性团体，在古代这是极为罕见的善堂，殊不知它却是有生命力的事物。当今出现“托老所”的问题，即离开工作岗位的老人，经济上能够养活自己，但生理上的原因使生活的某些方面不能自理，加之由于种种原因亲人又无法照顾周到，就希望有一个社会福利组织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所以人们就议论成立“托老所”，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这是一项需要开发的事业，可以说是溧阳养老堂精神的发展。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六节 养济堂和老民的生活
骂人最厉害的大约莫过于“男盗女娼”，对于女人则是“娼妇”。《红楼梦》里王夫人、王熙凤、李奶妈生气时骂侍女统统是“小娼妇”，这对于女人是最严重的蔑视和伤害。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标题中的“沦落女子”，最让人看不起。可是其中有名的，诸如南齐的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等，却又受到很多赞扬，这是为什么？在古往今来的男性为主的社会里，这种违背三从四德的女人，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舆论的宽容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她们受到称赞的情形，然后寻找其原因。
唐代沦落女子多擅诗文对古代沦落女子的赞誉，主要表现在其生前与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后诗文书画被保存流传，真假遗迹受人凭吊，被人评论，褒多于贬。
著名沦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达官贵人、名流学者、风流幕客和读书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这类人，也不易征召到她们。她们凭借这个条件，与上层人士往来，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薛涛》互赠诗词、书画，会因受到赏识而被赞赏，名声鹊起，不仅当世口耳相传，以至文献记录，延誉千百载，薛涛就是显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内有西川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简、段文昌、杜元颖，诗歌名家元稹、刘禹锡，郎中李程，员外郎卢士玫，御史中丞萧祐，刺史郭某某、郑某某，侍御吕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历进士，工乐府），都有诗赠她。和贵人往还，并得到他们的揄扬，大大提高了沦落女子的声誉。
唐代沦落女子多能作诗，其佳作即被口耳相传，并有流传于后世的。清康熙间编辑的《全唐诗》第八○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诗篇：第八○○卷是“名媛”诗，然而在作者中有红绡妓、寿春妓；第八○三卷和第八○四卷分别是薛涛、鱼玄机的专卷；第八○五卷则是汇辑女冠李冶、元谆、女尼海印的诗。薛涛、李冶、鱼玄机的诗最引人注意。薛涛的诗集《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涛诗》一卷，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统签》内含《洪度集》；《薛涛李冶诗集》，收入《四库全书》中；《洪度集》，光绪陈矩刻本；张蓬舟笺注《薛涛诗笺》，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枣梨，是薛涛诗的第一个笺注本；陈文华校注《唐女诗人集三种》，为薛、李、鱼三人诗集，并将有关三人的古文献资料也辑录进去，此书于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涛的诗，还被一些选家收入诗歌汇集或选入诗话中，这里不必再说，倒想对李冶的诗就此作些说明。李诗除了上述与薛、鱼合刻本外，大量出现在诗汇和诗话里，就笔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种：《又玄集》、《才调集》、《文苑英华》、《唐诗品汇》、《中兴间气集》、《唐诗纪事》、《名媛诗归》、《唐诗快》、《唐文粹》、《唐诗选派会通评林》、《乐府杂录》、《全唐诗录》、《唐宫闺诗》、《唐诗别裁》、《吟窗诗集》、《全唐诗》、《分门类纂唐歌诗》、《唐音统签》、《唐才子传》和《中国历代女子诗词选》。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流传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几首，虽说不多，已属不易，且寻找并不困难，《全唐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沦落女子的被赞誉古代名妓有遗迹或后人制造的遗迹流传，为人瞻仰，让人寻觅她们的芳踪，向往与评说她们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桥下有传说是苏小小的坟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云：“柳色春藏苏小家。”涉及薛涛的“古迹”最多。薛涛颇享哀荣，由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铭，墓在成都锦江河岸，即今成都东郊望江楼公园附近；唐末郑谷《蜀中三首》诗之三专写其坟，其碑题曰“唐女校书薛宏度墓”。薛涛的画像有多种，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园。薛涛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时创制花笺，以后盛名传播千百年；大约是明朝人据以造出薛涛井，谓为造纸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记载说，井在锦江南岸，时属蜀王制笺处，每年定期命匠制纸，“用以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遗留下多幅山水画和诗词，清人余秋室为她绘制的《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古今人对沦落女子和她们的诗词给了许多赞扬和评论。明人编《名媛诗归》，收入薛、李等人的诗，把她们视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下至妓女女道士之类，亦皆载入”，沦落女子则被当作“才子”看待。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区分为主客两类，每类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门四等，将薛涛列入李益为主的“清奇雅正”类的升堂等第，给了一个不错的诗人位置。
宋人编的《宣和书谱》说薛涛“虽失身卑，而有林下风致”，将她视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清代，康熙间官修《全唐诗》辑录薛涛诗，在她的小传中，也认为她“有林下风致”。稍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薛涛的诗“托意深远”，“宜其名重一时”。
同时评价李冶的诗，与“大历十子”相提并论。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说她的诗，“幽闲和适，孟浩然莫能过”。明清之际黄周星在《唐诗快》中为鱼玄机的被杀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极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复尔尔耶？”大体说来，古人赞赏著名沦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认她们的文学造诣，特别欣赏她们的诗画有男子气，以及像男人一样关心国事。在这些评述中夹杂着写了她们的一些史事，而对明清之际的董小宛、柳如是、陈圆圆、李香君等人，都有专文传记——《冒姬董小宛传》、《柳夫人小传》、《圆圆传》、《李姬传》、《影梅庵忆语》。还有专写沦落女子的《板桥杂记》，称赞她们“侠而慧”，“能辨别士大夫贤否”。
柳如是画作近现代学者对沦落女子的历史亦有所关注，有专门论著，而评价之高，则为古人所未及。国学大师陈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词，晚年乃用“金明”、“寒柳”为书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陆键东在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盛称柳如是为“性格奇异、人格闪着光芒的历史人物”。王书奴的力作《中国娼妓史》在讲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时，说她们“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
20世纪初楼藜然在《灵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认为薛涛的留名后世，是历史上有些须眉男子所无法比拟；又以为，若薛涛生在“震旦维新，女校林立”的时代，“教习员中必当高置一席”对待她。康正果在《风骚与绝情》一书中对古人赞扬沦落女子的立足点和某些论点颇不以为然，提出着眼于维护女性尊严的观察角度，认为“妓怨诗的中心愿望：向往一种与男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