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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乔以钢在《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一书中指出唐代女冠、乐妓生活方式上有开放型特点，从而放任不羁地表现爱情心理成为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名妓受褒奖的原因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全唐诗》卷八○二）清吴友如绘《古今百美图·徐月英》唐代江淮间娼妓徐月英的沉痛《叙怀》，正如康正果所说，表达出她们要求的是正当的、也是正常的两性生活和家庭关系。由此可见，在研究沦落女子历史时，需要摒弃男性中心观念，只用女子主体论也不理想，而要考察两性关系和使用性别理念。综观古往今来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褒奖的原因，笔者以为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
适应上层男性社会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与上层男性交往的沦落女子，知名度历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条件，同时也是受知于男性，是被男子捧出来的。在古代，对于伤风败俗的女子，诅咒犹恐玷污了嘴，怎么会彰扬呢？原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规范环境下，男性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沦落女子就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产物。唐代科举制度正式确立，进士中式时，大会曲江池，招引官妓，纵情调笑。更有甚者，平时带着妓女，驾着小牛车，前往名园曲沼游玩，脱去帽子，又把衣服脱掉，用草遮盖，并且狂呼大叫，不拘礼节，也不管旁观的人怎么看，还将这种情形叫作“颠饮”。著名沦落女子往往聪慧过人，谈吐风雅诙谐，深谙音律，擅长诗赋，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监令，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付，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当然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诗作赋，工词赋的沦落女子，可以参与讨论，并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兴与她们唱和。
文士特别爱读她们的诗词，因为她们写的情诗，比较能反映心声。如同乔以钢所说，不像良家妇女那样受礼教观念的约束，男士当然爱看，而赞赏她们有才。所以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是以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有名诗句。
在“内讳不逾闲”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笔墨不宜传诸社会，避免人家把她们的诗词与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沦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这个问题，士人尽可评说。良贱女子作诗的不同社会处境，令男士较欣赏沦落女子的作品。不仅如此，士人还需要妓女传播他们的诗词，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沦落女子歌唱词曲，为其作者扬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离开杭州任所几年，犹赠诗云：“故妓数人凭问讯，新诗两首倩流传。”把他的新作请旧识的妓女去歌唱传播。因为他的歌普及民间，许多沦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汉南，主人请客，他一露面，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头，必须自身素质好，并得到士人的赏识。但士人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车马络绎不绝，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南曲妓颜令宾能作诗词，见到举人就尽礼侍奉，并乞求他们写诗歌，结果装满了箱子；病重时，宴请士人，请求他们为她写挽词，他们照办了。颜死后，人们按那些词给她唱挽歌，声调悲怆，以后长安人送葬也唱这种挽歌，颜令宾因此而有诗遗留下来，并被收在《全唐诗》里。由这两个事例可知，沦落女子出名与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论她们的本意如何，总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双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动地位，而后者则处于被动和屈辱境地。
超俗的真情恋，受到一点同情、理解或尊重沦落女子被认为是只认钱不认人，不讲感情的人，并因此受到鄙视。其实她们中许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样，厌恶那种人不人、鬼不鬼的处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从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这也仅是她们的追求，难于实现。有的人有了意中人，为觅求合法的结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与从兴元节度使署来的幕客裴敬中相爱。裴离开后，崔极度怀念他，托人给他带去自己的画像，并传话说，若裴见不到画中人，那就是她为情郎而死了。后来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还有一位太原妓恋慕欧阳詹，欧阳离开太原时约定回来迎娶她，于是她日日夜夜盼着情人的到来，想出了病，又把发髻剪下连同情诗一并寄给他，但是过了约定日期欧阳还是没有到，她绝望地写下了遗恨诗而死。诗曰：“自从别后灭荣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却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恨爱交织，最终仍为爱而死。欧阳闻讯之后，伤心成病而离开人世。“不是情人不泪流”，他显然不是负心郎，是客观的因素，造成这对情人的悲剧。“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人们的美好愿望，而这对于沦落女子却难实现。
男子也有为沦落女子痴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爱恋乐籍段东美，奉派出使新罗时，思念段氏不已，终因病重辞世。待到灵柩运返青州，段氏赶到驿馆，痛哭身亡。薛与段、太原妓与欧阳詹之类的爱情悲剧，被古人当作逸闻趣事记载下来。对于士人的死世人多以为是怪诞不值，而对烟花女子则认为是殉情，很难得，故给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现在小说戏曲中对负心郎的谴责。
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写公子李益的忘情负义，抛弃名妓小玉而同卢氏结缡，迫使小玉卧病，痛斥其非而死。后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汤显祖的传奇《紫箫记》、《紫钗记》。这种文艺作品表达的对沦落女子的同情，与文献对薛涛等真实人物记录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确实有人多少能理解沦落女子的爱情。
“才”在人们心中的实际展示：爱才与重才轻德著名沦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赘述了。古人之所以赞赏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赏她们的才华，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谅她们的卑贱身世和下贱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写了薛涛的才智之后说：“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异物，岂得以非其人而弃其学哉？”人们说不以人而废言，他这是不以学而废人。持这类观点的人不少，前面提到过的楼藜然，说薛涛“不幸流入乐籍，不获以名节显，（犹幸）以才自拔，俨然与卓文君、巴寡妇鼎峙于蜀都也，乌得以妓少之哉？”据说，清代文坛怪杰、杭州人袁枚有“苏小乡亲”闲章，竟然与妓女认同乡，从而招致他人的讥笑。他却说，几百年后人还知道苏小小，不会晓得吾辈，为什么嫌丢人呢？也就是说著名沦落女子能以才彦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里是耻辱！才华——盛名——留芳，“才”是先决条件。对人的评价，中国的传统观念和评论标准，虽说是德才兼顾，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谓崇人伦优于重事功，实际是重德轻才。对于女子的三从四德要求，尽管有妇功的内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条件。可是在对著名沦落女子的评价中，有些人与官方准则相反，轻忽伦理，注重才学。
官方的哲学与人们的实际观念常常脱节，对著名沦落女子的品评差异，正好说明这一点。
高贵与卑贱的政治情操对比：抒发政治情怀，鞭挞无耻男性肯定著名沦落女子的人常常对国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从这个角度比较达官贵人与沦落女子对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态度，以抒发他们向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现他们爱憎分明的爱国精神。
沦落女子对自身的不幸往往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薛涛更为自己被发配松州流露不快，她在《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中写道：“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将门下曲，唱与陇头儿。”“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使用对比的方法表现自己的不满。唐朝受吐蕃侵扰，不能保护百姓，却把贱妓罚到边疆劳军，这算什么道理！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就此称道她的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并非公允之见。但这番评论既同情薛涛的不幸遭遇，又对唐代中期腐败政治表示含蓄的谴责。
对比法被人们更明显、广泛地运用于明清之际的人事上。吴伟业《圆圆曲》、丁传靖《沦桑艳》，不是为陈圆圆而作，书写“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斥责吴三桂假复明之名而降清。虽然吴伟业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确的。王书奴以高风亮节评价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陈寅恪欣赏桂剧《桃花扇》有感，赋诗云：“殉国坚贞出酒家，玉颜同尽更堪嗟。可怜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况李花。”褒奖李香君的坚贞，谴责参加清朝科举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膑足的晚年写《柳如是别传》，发“奇女”之“幽光”，是为“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寓意深矣！这种政治态度的对比，就作者来讲，有两种情况：一是一般性地发点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怀有高度的忧国忧民意识，借助著名沦落女子的政治气节，抒发自身的感情，鞭挞无耻政客和欺世盗名的文人。因此这种评论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男女两性人物，是表彰性与抨击性同时并存，不单是为沦落女子而发。
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男子对女子的评价，无疑是以男子的尺度来衡量。所欣赏的女性，或所能接受的女子行为，必是不触犯男子利益的，必是一部分男子受益的，这在古代尤其如此。近现代以来，由于人权观念深入人心，政治的民主化和妇女运动的开展，对女性的评论，逐渐从两性关系来考察，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了。所以人们对女性的认识，在演变，在发展，在前进，相信随着时代的进程，人们对著名沦落女子的看法还会出现变化。
第三部分 民俗世风（一）第七节 明代的丐头
我们通过明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第二十七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所写的丐头女儿的婚姻故事，知道丐头的生活和他们的社会地位。再从沈榜的《宛署杂记》第十一卷《养寄院孤老》获知北京丐头的实际生活状况。
其他著述，如曹梦驹的《说梦》第二卷《拐匪破案》也有关于丐头的记载。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王国的君主是人们有兴致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养济堂和老民的生活》一篇时，故意甩开孤老与丐头的人际关系，以便这里把丐头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提出来。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养济院各收容贫病无依靠的孤独老人2100多人，政府对他们每人每月给太仓米一斗，一年给甲字库棉布一匹，为管理孤老，在每100多名孤老中认定一个会头，由会头管辖众人。这孤老就是乞丐，他们并不一定是宛平、大兴县人，有的是附近府县的，因听说朝廷收容投奔而来；这会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丐头”。丐头同政府官员、胥役、乞丐、所在地方的商人及居民发生关系，有自身的经济。
宛平、大兴县政府规定，养济院的孤老，不管住在院中与否，每月到院一次，接受县丞的查点，如有死亡，开除其名缺，不再发给米布。丐头掌管所属的孤老，不让他们到养济院接受清查，他的理由是孤老多是残废人，行动不便，县丞不要求他们到院，就是实行仁政，以搪塞县官。官员不面点，丐头对死去的孤老不上报，或者死多报少，以多领口粮和布匹，归入己身。县官很容易发现丐头在吃空额，想要加以整顿，这时丐头就让几十个瞎子，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等候在京城大道上，当有九卿路过时，他们就痛哭要求行善，弄得九卿很厌烦，责怪宛平、大兴两县管理不善。两县官员害怕丐头用这招儿整治他们，再不敢到养济院清点人数，因而丐头得以继续吃空额，战胜了县官。有时顺天府或礼部要检查养济院，丐头就说给孤老发的粮食不够吃，现在众人分散到各个村落讨饭去了，一下集中不起来，遂约定清点日期，届时丐头又把不在册的人找来冒充，以敷衍过去。沈榜任宛平知县，经多方调查，获知丐头情弊，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按孤老原报名册，依年龄分组，从70岁组开始查对，查完了查71岁的，如此类推。沈榜查了半年多，清出l00多个空额。他只清查70岁以上的孤老，即只查了一部分人，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