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家族的文化素质高，别的不说了，这里单表他们的文学艺术修养与成就。
明刊本《七种争奇》中谢安登东山图在文艺领域，王、谢家人往往有多种才能，如司徒王导堂弟、左卫将军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晋书·王廙传》）。中书侍郎王微，“少好学，善属文，工书，兼解音律及医方卜筮阴阳数术之事”（《南史·王微传》）。为把事情表达清楚，笔者将分事项进行说明。
文学方面。王筠，萧梁时为度支尚书，自称王氏七世以来，“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南史·王筠传》）。他本人“七岁能属文”，16岁作《芍茱赋》，“其辞甚美”，“及长，清静好学”，作《洗马集》、《中书集》、《中庶集》、《吏部集》、《左佐集》、《临海集》、《太府集》等文集。《宋书》作者沈约称赞他的文章是当世最好的（《南史》）。被沈约评为与王筠齐名的黄门侍郎王泰，“每预朝宴，刻烛赋诗，文不加点，（梁武）帝深叹赏“（《南史·王泰传》）。王筠族兄弟中书郎王融，“博涉有文才”，应齐武帝命作《曲水诗序》，声名远播于北魏。他“文辞捷速，有所造作，援笔可待”，有“文集行于时”（《南史·王融传》）。侍中王训“文章为后进领袖”（《南史·王训传》）。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谢灵运，袭爵康乐公，“博览群书，文章之美”，与另一名家颜延之并推第一。居会稽，放骸山水之王羲之写照图间，以文章自娱，“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南史·谢灵运传》）。谢微，“好学善属文”，作文集二十卷，一次北魏中山王元略返国，梁武帝饯行，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谢微用两刻的时间写就，而文甚华美，武帝看了一遍又一遍（《南史·谢微传》）。豫州刺吏谢万“工言论，善属文”，就屈原、贾谊、孙登、稽康等八人作《八贤论》（《晋书·谢万传》）。他的侄儿东阳太守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晋书·谢朗传》）。谢超宗“好学有文辞，盛得名誉”（《南史·谢超宗传》）。豫章太守谢瞻，六岁能文，所作的《紫石英赞》、《果然诗》，“为当时才士叹异”，又作《喜霁诗》，由族弟谢灵运书写，族叔谢混朗诵，司徒王弘把这叫“三绝”（《南史·谢瞻传》）。总之，王、谢族人擅长古文辞赋，“善属文”的记载不绝于史。
书画，特别是书法，为王、谢族人的绝技，王羲之、献之父子是为代表。王羲之官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与孙绰、谢安等在山阴兰亭宴集，作《兰亭序》，并书写。他的书法，开始正书学钟繇，草书学张芝，自行创造，不断提高，越到晚年越好，超过同时代的书法家庾翼、郗愔，唐朝人评论，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他对我国的书法艺术影响甚大。其子献之，善于草隶和绘画。献之七八岁学王羲之出行图书，乃父偷偷从后面拔他的笔，他握得紧，竟未拔出，可见练习时的用心。有一次给大司马桓温写扇面，墨汁误落纸上，乃随机应变，作一幅乌驳牸牛的画，而且很好。当时人论他们父子的书法，认为儿子笔力没有父亲强劲，只是妩媚多了一些，当然是儿子不如老子（《晋书·王献之传》）。王羲之的另一个儿子凝之，“亦工草隶”（《晋书·王凝之传》。
王羲之族曾孙王僧虔也是大书法家，年轻时，“雅善于隶书”，任尚书令时以飞白书题尚书省墙壁，他的飞白令时人折服，并著《论书》，品评诸书法家，认为有了王羲之书法，钟繇、张芝不再是人们学习的楷模了。宋孝武帝善书，并欲独擅其名，王僧虔用拙笔书写以隐讳他的真实技艺。齐太祖笃爱书法，与僧虔比赛，因问谁是第一，僧虔回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齐太祖才高兴地说：“卿可谓善自为谋矣。”（《南齐书·王僧虔传》）精于书法倒成了累赘。僧虔子王志能继父业，“善草隶，当时以为王《伯远帖》楷法”，并被人称为“书圣”（《南史·王志传》）。王珣、王珉弟兄善写行书，当时人认为弟弟比哥哥写得更好，说“法护（王珣）非不佳，僧弥（王珉）难为兄”（《晋书·王珉传》）。
其实王珣的《伯远帖》是王氏家族留下的罕见的墨宝，为乾隆帝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一件珍品。谢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被宋文帝称为“二宝”（《南史·谢灵运传》）。此外，王、谢族人书法造诣高超的很多，如黄门郎王僧祐“工草隶”（《南史·王僧祐传》），他的儿子中散大夫王籍也是“甚工草书，笔势遒放”（《南史·王籍传》）。太子中舍人谢综“有才艺，善隶书”（《南史·谢综传》）。他的侄子、尚书吏部郎谢朓“善草隶”，且长于五言诗，沈约赞扬他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史·谢传》）大体上讲王、谢家人能文能书，作出文章，自行书写，成为诗书佳品。
歌唱、弹奏、跳舞也是王、谢族人的艺能和喜好。酉阳太守谢孺子与车骑将军王是姑表兄弟，孺子“多艺能，尤善声律”（《南史·谢孺子传》），王善言哲理，宋文帝对他甚为“钦重”，令他把名字“”让给宋明帝，又为明帝娶他的妹妹。孺子、景文一次家宴，“孺子吹笙，自起舞”。一个伴奏，一个跳舞，气氛活跃，和谐有致。豫章太守谢鲲“能歌善鼓琴”，青年时期刚出仕为东海王司马越府掾，因家僮不法而黜官，士人为他叹息，他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继续“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晋书·谢鲲传》），以弹唱歌咏作王导画像乐，不把仕进放在心上。其子谢尚初应司徒王导之辟为府掾，府主特为他开欢迎会，说听人讲你善于跳《鸲鸪舞》，在座的都想观赏，你能满足众人的愿望吗？谢尚痛快地答应了，“便着衣帻而舞”，王导命与宴者抚掌击节以助兴，谢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表演得很自然。谢尚后来官至尚书仆射、镇西将军，“采拾乐人，并创石罄，以备太乐”（《晋书·谢尚传》）。南朝有钟石之乐，是从谢尚开始的。
前述王僧虔“解音律”，刘宋末年，他认为当时“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上表请求改正乐典，提出“世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理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的原则，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整饬朝野声乐（《南齐书·王僧虔传》）。这实际上不利于音乐的发展。王僧虔懂音乐，但过多地把音乐当作政治教化工具，而不懂得它的娱乐性。王僧虔思想上刻板，然而毕竟是南朝的士人，不像后来读书人的道学气，他也能跳舞。齐高祖在华林园开晚宴，请大臣应命弹琴、唱歌，王僧虔也遵命弹琴，看来他也有表演水平。尚书左仆射王充“晓音乐，习歌舞”（《南史·王充传》）。王、谢族人能歌善舞，首先在于他们懂得和爱好音乐。司徒谢安“性好音乐”，弟弟谢万死了，应守丧礼，十年不听音乐，但到晚年，虽同样有期亲之丧，照常令家伎演唱，好友中书令王坦之不以为然，写信要他遵守亲亲之道，不要听音乐了，谢安回信，说他听乐是“自娱”，对于“崇世教”，是不屑去做的（《晋书·王坦之传》）。由于谢安的带头，“衣冠效之”（《晋书·谢安传》），丧中听乐就成了社会风俗。
王、谢家族文艺修养的形成，有其社会和自身的原因。
第一，王、谢二族重视文化教育。在朝廷，于战乱频仍之时提倡教育，培养贵胄子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东晋创建之时，晋元帝尚未正式即位，录尚书事王导就因军旅不息，学校停办，上书要求遵循西晋的典制，选择教师，恢复学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入学就读（《晋书·王导传》）。
当淝水之战前后，尚书令谢石也因学校遭破坏，“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同时要求在州郡普遍兴建学校（《晋书·谢石传》）。在家族，强调文化传家，抓紧子弟的文化教育，重文轻武。刘宋时王僧虔写诫子书，说有的人贵为三公，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相反布衣寒素之人，卿相倒很尊敬他。有的父子贵贱悬殊，兄弟名声大相径庭。何以会贵而不闻，贫而名显呢？何以父子兄弟地位迥异呢？原因就在读不读书（《南齐书·王僧虔传》）。王僧虔是令儿子读书的，诸子王慈、王泰、王志各有所长。他的诫子书，比较系统地说明读书的作用和王氏的治学传统。王筠认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传世，是王氏的家风，故而要求子弟“仰观堂搆，思各努力”（《南史·王筠传》）。只有认识到家庭传统，加以继承，才是合格的王氏家族成员。王导的长子王悦，“弱冠有高名”，青年时就侍讲东宫，可见有学问，王导很喜欢他（《晋书》卷六十五）。王导次子王恬，“少好武”，不受王氏家族的重视，王导更是见他“便有怒色”，而见他哥哥“辄喜”。家庭与社会环境逼着王恬改变习性，晚年好交结士人，“多技艺，善奕棋，为中兴第一”。
第二，社会上层和王、谢二族均重视文学艺术。宋齐梁陈的皇帝和帝胄，相当一部分人文化水平很高，而且颇具有文学艺术细胞，富有这方面的成果。前述宋孝武帝、齐高祖善书法不必说了，梁昭明太子编辑《文选》，传诸后世，影响深远，由此可见帝胄文学才能之一斑。皇家的志趣，极大地影响着臣下，吸引人去学习文艺，如《南史》所说：“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王俭传》）萧梁时也是“膏腴贵游，咸以文采相尚”（《南史·王承传》）。王、谢二族也很自然地以文艺要求子弟。王羲之教子学书是传家学，王僧虔也要求子侄学书法，其子王慈与堂弟王俭练书法时，来了客人也不停下笔来接待，可见在严格的家教下学书的专心致志。
第三，维护世族的必要条件。王、谢是大官僚、大庄园主世族，维持这样的世家，要有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所以掌握文化是世族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它的官僚地主地位，有物质基础，能保证它的成员从事文学艺术训练和活动。世族因为已具有文艺传统，子弟对先辈的文艺才能和实践耳濡目染，也易于接受和把握。
文学艺术是一种文化，是人类财富，是丰富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有文化艺术修养的人，表明他文化程度高，生活丰富，创造力强，是好的事情。王、谢家族倘若诗歌一点不能写，看书画不知精妙之所在，见了跳舞就羞答答，对各种文艺表演都看不出名堂，则是缺乏文化修养的表现，愚昧的表现，那么也就未必能如此长盛不衰。这是我们研究王、谢二族的文学艺术生活所得到的最一般的启示，想来也是有益的。
第五部分 文艺娱乐第六节 皇家“买卖街”游戏
有的皇帝觉得宫中生活无趣味，不如民间的丰富吸引人，于是挖空心思想出玩的点子，以改变惯常的生活面貌。有的直接到民间活动，有的则把民间生活移植到宫内，尝一尝其中的滋味，有的则是别出心裁，超出了民间生活范畴。请看几件事情。
西汉成帝（公元前32～前17年在位）喜好微服出行。他从宫中后门出走，跟随的只有五六个人或十几个人，他们穿白色衣服，戴平民帻巾，有时骑马，有时乘小车，侍从和成帝同坐在一个车子上，因为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不要仪仗，也不搞警跸。为了瞒人，成帝改易自己的姓名。他去向不定，有时逛市区，有时游郊野。远近也没有谱，走远了就出长安境界，到了旁的县。吃住就在民家，与下人们坐在一起谈笑饮食。时间也不顾长短，有时几天，害得大臣们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车骑将军王音、刘向等劝阻他的微行，好几年过后他才不私自出去了（《汉书·五行志》、《汉书·成帝纪》）。《汉书》称赞成帝“善修容仪”，“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又说他“博览古今，容受直辞”。这样素质好、注意风度的皇帝，好到市井中游玩，且与修明政治毫无关系，所以成帝是两面人。
京剧《梅龙镇》是演明武宗朱厚照出游塞外的事，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武宗于正德九年（1514）开始微行，但只在京城近郊活动，到十二年（1517）去宣府，宠臣江彬在这儿给他营建镇国公府，武宗自称镇国公朱能，江彬将京城的珍玩女御送来，并进奉民间女子。武宗又游历大同，乐不愿返，典膳李恭请回京，被拷打死。他把宣府住宅称为“家里”（《明史纪事本末·江彬奸佞》），将京城大内置于脑后。明武宗微行与汉成帝有所不同，他是大队人马，规模大，时间长，公开进行，这是帝王微行生活的发展吧。
明《帝鉴图说》中汉灵帝列肆后宫图第一个在宫中做“买卖”的大约是东汉灵帝（168～188年在位），这里说的买卖指其开商店以为玩乐，其实他真有一桩买卖，就是卖官鬻爵。他在西园卖官，规定中央三公九卿、地方守令等官职的价格，如三公售价1000万钱，关内侯500万，没钱可以先赊欠，到任后再还。崔烈通过贿赂灵帝乳母以一半价钱买官司徒，灵帝到授官时颇为后悔，说可惜1000万没有到手（《后汉书·崔烈传》）。这位君主玩乐的招数颇多，其一是耍狗，在宫内给狗用冠带打扮起来，好像它们也做官，又让狗与人交配，看着取笑。有一天一只狗突然跑出宫门，到了一个司徒的府里，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在灵帝卖官与戏狗的政治下，买官的司徒与冠带的狗，无不表明政治的黑暗与污浊。灵帝还好驾驴，在西园驾四匹白驴，亲自执辔头，让驴在园内来回跑，于是高兴得不得了。他这玩法，公卿贵族竞相学习，争着买驴，使驴价涨到同马价一样高。灵帝再一个玩法就是开旅馆。他在西园里，令宫女扮作客店主人，他穿着商人服装来投店，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