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已经决定了”，他淡淡说道，“学院要给你买网球。现在玩牌。”
第二天，网球并没有出现在亚当的门口，然而他不敢大意。他告知我这次谈话。我们两人一起，尝试和校方沟通。这种努力，在未来的两年一次又一次重复，其结果良莠不齐。我们的表达往往是间接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简单。有时，它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正相反。
我们和艾伯特谈了，我们和张书记谈了，我们和傅主任以及其他英文系的教员谈了。我们说网球很贵，而且我又不会打，事实上亚当也不再喜欢打网球了。他在大学期间已经厌倦了网球，只想给自己放个网球长假。这运动很没意思。篮球好多了，足球也是。网球是剥削阶级的玩意儿。事实上，我们的话没讲到那个份儿上，但我们尝试了一切手段，一整个星期我们都在活动，坚决反对买网球的事儿。
在我们的公寓楼边，有一个木槌球场。无疑这是校园里最好的一块地儿，也是我在中国所见的最宁静祥和的地方。在一个拥挤的国家像这样的地儿不多——一块除了享受愉悦外别无用处的土地。一排树木洒下阴凉，平整的土场光滑完美。它被维护得很好，但它平滑完美的原因是因为它被玩得很好。每天清晨，退休的教师与工人们来木槌场碰面，玩一整天，除了午餐的间隙。他们玩得真好，看上去简直不像是在比赛——那球随心而动，好像魔术师手中的牌，技艺纯属而显得和谐安静。这是每日一次的展览，退休的人们犹如艺术家——他们把槌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块地的面积，正和一个网球场相仿佛。
这头几个星期里，为了它，我们一直心怀恐惧。我们的阳台正可俯视球场，每天早晨，我们在那里探视，害怕见到工人，见到铲子，梭子，铲土机，炸药，一切可能和买网球相关的东西。我们真是深深地恐惧着。不确定性乃是最难受的部分。买网球，好似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同时涪陵显然是一个很可以把抽象变为现实的地方。看一眼三峡就足够说明了。
但到得后来，网球并没被买来。饭局宴请在四个星期后也结束了。在一个月之内，校方不再给我们买东西。不久后，我们就如宠坏的小孩般开始抱怨，说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但我们只对自己轻声咕噜几句，在我们高据于校园的干部公寓中。
槌球声在清晨漂游到我的公寓——那轻柔的敲击声，落在硬土上的脚步声，那轻轻的拍掌和笑声，人们玩得不慌不忙。这声音乃是最能抚慰神经的，时常我坐在阳台上就只是听，槌球声的背景音是不连贯的蝉鸣与乌江上传来的杂音。轮船的汽笛在狭隘的河谷中回响，马达击打着流水，平底货船向水岸的火车卸下沙子。离我的公寓一英里远处，乌江消失在长江的棕色急流中，不时的，我会听到大江那儿传来一道孤独的汽笛。
初初的日子里，涪陵对我来说全是声音。这是一个音量高亢的城市，而它的嘈杂声音也和我从前所有的体验截然不同——工地上稳定的凿击声，木柄大锤敲打石头声；这些声音都在显示这地方许多话儿都仍旧靠徒手完成。这也是我第一次住在江边，听得轮船的汽笛及其河谷回声。
我的公寓，乃是在一座立于山丘上的建筑的顶层，俯视乌江。一条漂亮的河，河水迅捷而清澈，它从南部贵州的群山中奔涌而来。跨过乌江即是涪陵的主城区，从山坡上崛起的粗矮的混凝土建筑群，好似一团乱麻。无论我向那儿看，山坡都很陡，尤其靠近北面处，在那儿，白山坪厚重的体型在两江交汇处隐约可见。
这便是我的城堡的视野，高居于六楼，高据于河流与小城之上。没什么阻碍我的视野，也是我的听觉如此丰富的原因。早在槌球声响起之前，我听到楼后公鸡的叫声，我听到早晨六点校园里的玲声。我听到学生们没精打采的跑步声，那是他们的晨练。晨练音乐在六点后不久便响起，通过扩音器广播——快乐的清晨，不断重复的音乐，一日复一日。在晨练后有声明，有宣传，学生们吃早饭的声音；然后是早间上课的钟声，和槌球场上升起的第一个回声。
我住在教学主楼的附近，也能听到那儿的声音。我听到学生们在重复朗读课文，因为在涪陵许多学习都是通过死记硬背。然而这里也有一种抚慰的声音，听到他们声音集体的起落，想到他们全都学到了点什么，叫人心感满足。我也喜欢听到上课后老师的声音，十分钟休息时蹦跳的噪声，电子玲声和午饭时间学生们急急冲往食堂的声音。
这些嘈杂的声音并不妨碍到我。清晨的声音把我吵醒，那也挺好，因为这是学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听到这个让我感到自己好似也跟上了步调。当然，我并没跟上，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但在起初那几个星期里，若不是这围绕着我的每日例行活动，我会感到更加脱节。
所有事情都遵循一个严格的时间表。这里有早晨的例行活动——早操，铃声，上课——在下午时，常有扫帚的挥舞，学生们在做强制的校园清洁工作。在周一和周四他们要清洁他们的教室。周日的晚上，会有政治会议，学生要聚集起来发表演讲和唱歌。有时候他们会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唱的是情歌，他们的嗓音在校园中回荡。
在每年的开初，新人要接受军训。每一个班级组成一个军团，男孩和女孩们一起，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会来教他们如何敬礼，走鹅步，转弯，立正。在军训期间他们也要学习歌曲，看上去是要给共产主义增添一点趣味。我们的学生们总要为一个或另一个组织唱爱国歌曲。
在军训中，新生们穿着校服，包括粉蓝色的阿迪达斯汗衫。他们和他们身着的明亮的制服都和身着迷彩服，态度僵硬的指导员很不协调。他们都在二十出头，但大多数看上去还要年青，刚从农田出来，在领导的指示下蜷缩，战抖。在炎热的日子里，他们中有些人会晕倒，被安置在树荫之下，而其他人继续联系鹅步。在两周的训练尾声，待他们练习好了步伐，他们会行进去磨盘山谷某个角落，在那里，作为他们入会的句点，他们用来福枪对着靶子狂射一通。我听到了那声音，枪火的爆炸声把乌江上的声音统统淹没了。
校园在夜里很早便安静了。宿舍的灯光在十一点整突然集体熄灭，一整排的建筑变得漆黑，电源被切断了。有时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又一次的，有一种抚慰感觉从这种整体的秩序中生发。
从我的阳台上望去，城市在夜里可算美丽。在白昼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能看得出，这里的一切都被建设得过快，而在夜里，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只是水与光——明亮的灯光与幽暗的江水，乌江的黑色镜面被染成一条条红，黄，白。有时在夜里一条船逆流而上，稳稳地推进船首的一个三角状灯光，马达在河谷的黑暗中突突突响。每过半小时，长江上便有一艘大型客船经过，一条明亮的光带游过，在庄严的寂静之中。
我并不真的理解这些每日行径。我不晓得那些船要去向何方，也不知为何学校要实施那么严格的纪律。他们槌球的玩法也不同于我们美国，但我对涪陵的规则并不求甚解。我只是喜欢他们每日如此进行——秩序规则本身才是重要的吧。我也没花心思去多想军训的事儿，直到我读到了一篇学生的日志，她描述了学校里典型的一个下午：
今天天晴，一年级的学生在做军训。他们不停走了又走。虽然汗水从他们的头顶不停滑下，没有领导的允许他们不能停下。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会了解到军队生活有多么艰苦。他们的精神不能受到打击。
每个人都必须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大学生们。我们的国家耗费了许多资金来教育他们。他们必须对祖国保持忠诚。军队力量乃是一国力量的象征，所以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在1989年，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思考还未成熟，他们没有自己的观念，而环境会很轻易就影响到他们。他们也分不清对错。当哪儿有兴奋的事情发生，他们就参加了。在这次事件后，我们国家决定要在大学里进行军训，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如今的生活是得来不易的。
这就是我真实听到的——操练和远处的枪声乃是天安门事件的回音。我意识到，学校的每日例行活动背后的含义，多过我起初的理解，从此之后，我便更小心地倾听传到我高踞于乌江上的城堡的种种声音。
起初的日子里，我所学的大都来自我的学生们。我的中文还不足以和城里的人们直接聊天，这使得这城市对我来说仿似潮汐般汹涌——一堆无法沟通与理解的纷纭乱象。是以我认真倾听我学生的声音，阅读他们为课堂所写的日志，慢慢的，涪陵的一部分逐渐聚焦清晰起来。
我所见的第一样物事，乃是我自己和亚当。这有点吓人，因为在我人生中从未被人如此密切观察过，一举一动都被复述，被评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谈论，被记录。我们每个习惯或癖好都被赤裸裸展示。学生们写到我总带一壶水来上课；他们写到我如何在上课时踱步；他们写到我的笑，觉得很是滑稽。他们写到我那外国式样的鼻子，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长，那么直，许多人还写到我的蓝眼睛。这大概是最奇怪的细节了，因为我的眼睛乃是淡褐色——但我们的学生读到过说外国人长着蓝眼睛，是以他们见其所欲见。
他们最想见的，乃是微缩了整个的外面的世界的两个年轻的外国人，在涪陵他们是这么叫的——“从国家外面来的人”。一个下午，亚当和我在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这项闲散的运动变得奥林匹克起来：
当我正在写我的作文时，有个人对着全班大叫：皮特和亚当在玩飞盘！我立刻放下手中的笔，冲出了教室。真的，他们真的在玩飞盘。我想看得真真切切而不错过一个细节。我奔回了教室，戴上我的眼镜，又冲出教室。我现在看得非常真切了！这两个运动员离得远远的，开始比赛。看上去多么美妙啊！这飞盘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很久很久。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
另一个描述则没那么强的英雄气息。我最喜欢的一篇来自一个学生，理查德（richard），在标题为“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的文章中：
我是个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乃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是以我们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有些保守的思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皮特和亚当，从这个学期开始教我们。这是一个了解美国生活方式的好机会。在我看来，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要轻松随意得多。为什么我这么想？我给你几个事实来解释。
比如说，当哈斯勒先生上课时，他会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穿得很随意，通常是皮带耷拉下来晃着。但告诉你一个事实，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没礼貌，特别在老年人眼中。在我看来，我觉得很自然。
上周，当托马森小姐（另一个访问涪陵的志愿者）给我们上美国选举讲座时，她脱下了羊毛衫，把它绑在腰间。对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一个教师怎么能在上课时那么做！但谢天谢地，我们英文专业的多少对美国有些了解，这并没有让我们太惊奇。但如果其他人看到了，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这地方犯错误是很容易的，而且很多错误依然犯下了。但当地人是很能谅解的——通常他们会给我们一点暗示，往正确的方向轻推一把。在课程的头一周，亚当让同学作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keller）的女孩站起来。她介绍了自己家乡的名字，并解释说她选择此名字源于海伦凯勒。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模式；不少人从他们的仰慕对象那儿取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个芭芭拉（barbara）（从芭芭拉布什那儿来），一个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内尔阿姆斯特朗），有个理想主义的二年级生叫马克思（marx）。有些直接从他们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房子（house），黄色（yellow），北方（north）。有个男孩的英文名字叫懒惰（lazy）。“我叫懒惰”，他说，在开课头一天。“我很懒。我不想玩篮球或足球或任何运动。我的喜好就是睡觉。”
其他名字就较没道理了。这儿有一个草房（soddy），一个三菱（sanlee），一个科（ker）。有些名字只是不好彩：一个很小个头的男孩叫笔（pen），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椰子（coconut）。一个男孩叫戴茜（daisy），让傅主任很是郁闷。系主任是个俊朗的男人，发色蓝黑，他是我们与英文系之间的联络人——这位置上有太多的责任，给他罩上了层悲哀的空气。他在叫我去办公室里讨论戴茜时，看上去特别阴沉。
“这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吗？”他问。
“对”，我说。“只是当前在美国，连女孩们都不喜欢这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兹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说，笑得很悲哀。学生时他的专长在美国文学，他几乎对所有伟大的二十世纪小说家都了如指掌。他叹息一声，摇头。
“去年这学生有个男孩的名字”，主任说。“他在夏天改了名。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从没跟戴茜谈论过这个。他不是很容易交流的，关于他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当一名军人，而该追求因为他糟糕的视力被人民解放军粉碎了。这个失败，也许能照亮戴茜存在之秘密；他个头很高，沉默寡言，气质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惨。每天他都穿迷彩服来上课。不知那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自我惩罚。我只是喜欢有一个高高的，身着迷彩，名叫戴茜的男孩坐在教室的后排。我永远也不会叫他换个名字或服饰。当然，我没把这些想法告知傅主任。
而凯勒的名字是一目了然的。海伦凯勒是学生中普遍的英雄人物——即便一些男孩也把她作为榜样，部分原因，大概是由于她对共产党表现过一些同情。在凯勒自我介绍的那一天，她解释了一下原因，接着便微笑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