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住过的乡村。”
“是的，但你必须教你自己的课程。”
“我父母在一家美国大学教了许多年。他们做老师比我强，但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额外上一课。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学生们见识不同的英语老师。”
“相信我，我理解，”王先生说，“我很愿意去听讲座，但谭先生反对。我很抱歉。”
这就是王先生惯用的手段——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个高级别的行政员，负责外办的，通常，他是王先生的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乃是学校里最讨人喜欢的行政员之一，一个友善的人，对我们要坦诚得多。如果允许我们直接跟他打交道的话，情况会简单多了，但把他放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会更有用，让他当个坏干部。
“这样如何？”亚当说。“我会上课，然后学生们可以问我父母些问题。行吗？”
“恐怕不行。”
“所以说，我父母不能跟学生们说话？”
“哦，他们当然可以跟同学们说话！”
“但如果我上课的话，他们不能说什么？”
“是的。”
第二天，亚当点名后，就下了课。他说，同学们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想留下来听梅尔先生，梅尔太太讲话，那也很欢迎。没有人离开。他的父母放了幻灯，上了堂美国农业的讲座。学生们提了问。问题回答了。没一个干部到场，但无疑他们后来听说了。
到那个学期，我们对那种没脑子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难容忍了。一般说来，我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还不难。我从来不去外办，除非绝对必要时，而我也尝试不跟任何一个行政员说话。在我的公寓里，有两台电话：一条外线，一条校园内部线。这个安排很好，因为只有干部会用校园线，而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乃是唯一一个我真的不喜欢的——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他特别油滑，不诚实。我对其他人没有这种感觉，然而他们身上某些东西让我觉得压抑。傅主任可能是最惨的一例，因为我知道他真心喜欢我们，关心我们的福利，然而他看起来有巨大的压力，来自上面，有几次，这种压力阻止他向我们坦诚以对。毫无例外，事情总是那样——总有压力来自上面，坏干部压着好干部。这里有无数的好干部，然而你却从来见不到坏的那个，但好像总是他们来做决定。
回到去年的十二月，桑尼，亚当，还有我一起写了个缩短版的“一首圣诞颂歌”，来让我们的口语班演这出狄更斯的戏。在我们准备期间，傅主任叫我过去，他焦虑不安，跟我说，我们怎么也不能教同学们圣诞颂歌。
“你知道共产党对传播宗教非常敏感的，”他说。“我很抱歉，但是同学们不允许在课堂上唱圣诞歌。”
“那我们还可以谈论圣诞节吗？他们在学习美国文化。”
“是的，可以。但他们不能唱歌。”
“那么非宗教的歌怎么样？戏中间有个部分，他们得唱圣诞歌，我可以叫他们唱一点儿也不宗教的歌。你知道，在美国，许多人都不觉得圣诞节是个宗教节日。比如，有这样的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我们祝你圣诞快乐，还有新年幸福！’”
“不行，”傅主任说，还是笑得很紧张。“恐怕我们不能唱跟圣诞节有关的歌。我抱歉，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决定。”＇4＇
我本可以指出，在春天时，即便校园里的宣传喇叭，也经常放莫扎特版本的“那个孩子哪儿去了”，作为中午娱乐节目的一个部分。但我知道这争论是没用的；在这种事里根本无逻辑可言。以同样的无厘头精神，我指导我的班级，用一首共产党的爱国歌曲，替代了圣诞颂歌，这可能是对狄更斯的作品最没提升价值的了。我最喜欢的那一幕戏，乃是一个狂怒的思科鲁乔，挥着他的拐杖，向着一个快乐演奏着“东方红”歌队，一边唱着歌颂毛泽东，而另一边，那老人大吼道，“汉堡包！”
我们和行政方的问题，大多比那个更荒谬，而且，很少是关于重要的事情：对于教唱圣诞颂歌，我实在也不怎么关心。然而，过了一年半，我以为部分的尴尬感已经不在了；我们本可以成为好朋友，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进行自如的交流。
但其他的限制就不是小事了。桑尼与诺林的汉语家教是两个年轻女人，来自英文系，在学习过程中，她们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春天里的一个节日，其中一个老师请她们两人去她家，然而，最后一刻，她反悔了，解释说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很奇怪——春天的雨还没来，没理由马路会被冲掉。后来，我们了解到，系里的官员向那年轻老师发出指示，不要请外国人去她家里。表面看，他们是担心桑尼与洛林会出什么事，而那老师要负责。但更大的可能是，这指令源于同一种莫名其妙的猜疑症，从一开始就悬在我们的头上——总觉得外国人很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5＇
这种指令总是在我们的背后发生，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它把猜疑症转移到我们这边了，发展到我们过度分析每一次小小的交谈，每一个微小的变化，寻找人为操控的痕迹。当桑尼与诺林告诉我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冲去了当地汽车站，而司机们跟我说的和预料的一样——道路没有问题，这就是说，学校里有人对桑尼诺林她们说了谎。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系统的经典范式，恐惧与猜疑，从一个层面传导去下一个层面，制造出一个互不信任的网络。＇6＇
但我们逐渐发现，这种不信任，我们的猜疑症，是有依据的。我们有朋友来告诉我们事情乃是如何运作，而我们受到控制的程度有点惊人。当电影铁达尼号在春天上映时，有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在vcd上看片，但再次的，这邀请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后来，他直率地解释道，干部们害怕外国人发现这片子被盗版了——一个可笑的掩饰，在涪陵任何地方，你都不可能不见到铁达尼号的盗版碟，小贩们把碟片都塞到我鼻子下了。这片子非常受欢迎，在当地戏院，挂了一幅非常大的推销板，上面结合了宣传与广告：
富通珠宝店是铁达尼号的唯一赞助商
国家主席与党书记江泽民推荐
现在，系里的指令经常是双重的自我欺骗：我们不但知道电影被盗版，我们也清楚看到了学校是如何想要操纵我们周围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出，这种控制很缺乏持续性，因为在许多方面，学校又给了我们很大的腾挪空间。在我们的教学上，这一点就特别真，逻辑上来说，这方面应当是我们最受限制的领域才对。除了偶尔的小事故，比如亚当的讲座，以及狄更斯的戏剧，我们的教学自由度，比在美国还大。没有人来查看我们的大纲，或者就教学内容来找麻烦，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编排课程。我尤其敬佩的是，他们居然让我们上英语文学与美国文化课，那里面不免时常有弦外之音，涉及政治。
在大多数方面，他们待我们不错，而且，考虑到涪陵的偏远，外国人很少，他们对我们也算给予不少信任了。然而，那最后小小的几步，依然没有迈出，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更重大的壁垒已经不在那儿了。到春季时，我意识到，我在涪陵期间，这些最后的障碍不会移除，我尝试不去想它了。生活的其他方面比从前好多了。
特别是我们和学生的关系，在第二年里，改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是亚当的缘故，他总是一个很尽心的教师，花了很多额外的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帮助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建立起一个图书馆。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同学们信任的外国教师，而由于在同学们心目中，我们两个几乎区别不开来，很自然的，他们也将这份信任延伸到我身上。
而时间也起到了作用——他们已经认识我们两年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学会接受外国人；我们的改变非常大，现在，对于如何跟他们接近，我们学会了很多。他们依然喜欢我们的非正式感，随意感，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和其他老师区别开来。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可以变得严肃，认真，而在那些时候，我们并不是宣传人员；特别是，当讨论美国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很直率。那个学期，我教了“德赛尔的宝宝”，以及兰顿休斯，而亚当的美国文学课集中于民权运动。他对那个部分毫不避讳，放了一段录像，是詹姆斯梅里迪斯躺在密西西比的高速公路旁，被一个种族主义狙击手打死在那儿。学生们知道，没人强迫亚当去放那些片子——他可以上一些关于美国的正面课程，关于它的成功之处，在科技，或者经济，教育方面——亚当的这种行为，让同学们更愿意去诚实讨论他们觉得重要的话题。
另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们现在能说中文了。在秋季时，我开始跟几个同学用中文交流，当我在课堂外碰见他们时。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这不仅仅是出于新鲜感；像我一样，在说中文时，他们变得截然不同。他们感觉放松多了，而这不单是语言的问题；这也有政治意味。
在亚当父母离开后的一个晚上，我在学生之家吃饭，这时，吉米，莫，还有佐治来了。他们是我最喜欢的几个三年级学生，我们用英语稍稍聊了会儿。他们问到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喜欢的，除了对干部的印象外。
他们三个靠近来。“为什么？”吉米轻声问道。我用英文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对他们不礼貌，而且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现在我用中文回答，讲了那个故事。在中国，让某个人的父母不愉快，是很大的不尊重，在学生们眼里闪现出失望。我坦率地告诉了他们我对系里的看法，以及那些小事件如何随时间累积起来。莫和佐治都是党员；一年前，我绝不会如此诚实地跟他们交谈。但用中文交谈，让每个人都更自在了，也包括我。
随着我在课堂外与学生的交流更频繁，我发现这种模式多么有用：每当有敏感话题，我们就用中文。这让我惊讶，因为英语本可作为我们的秘密工具——在校园外，几乎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用它来讨论上述话题是最安全的，不怕有人听到。但即便在这么一个拥挤的餐馆里，说到关键处，我们转向中文，我们谈到政治，或者性，或者我们和学校的关系。即便最好的学生也经常这么转换语言，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中文好得多。
终于，我意识到，那惧意，不是说怕别人偷听。关键是他们要觉得舒服自在，因为那些带有不确定性的话题，用他们的本国语言来处理更容易一些。但我也察觉到，真正的惧意，他们真正怕的，是他们自己：几乎所有的限制，都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头脑意识中（自我审查）。英语是在学校里学的，是以它就跟这个教育系统不可区分，跟学校的政治管治紧密联系。当他们说英语时，警钟会自然在他们脑中敲响——这是门学校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这双重的背景下，他们已习惯于谨慎了，无论是想，还是说。一旦我发觉到这些限制是内在的，我开始想，对于那些坏干部来说，情形是否也一样。也许，他们只是存在于好干部脑子的一个角落里，一种烦人的畏惧，抵消了每个人的良好意图。
那年春天，几个男学生决定要起英文的姓氏。外国老师们都有中文的姓，中国学生凭什么没有英文的？
我是在某天批作业时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的：谁是这个乔治·贝克·弗罗斯特（george baker frost）啊？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可他骄傲地用大字把大名满满地写在作业纸上端。
我看了作业，发现是乔治写的，他是班里最自命不凡的学生，长得很帅，体育也是最好的。他也是个潮流引领者，很快我开始收到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交来的作业，这个原本叫威利的家伙跟风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弗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没过多久，威廉·杰弗逊·福斯特说服了自己的女友改名叫南茜·朱尔（nancy drew）（译注：美国著名侦探小说和游戏的女主角），这是亚当出的主意。接下来，作为班长的莫无法容忍旁人眼中的缺陷损害自己的权威，开始寻访英文姓氏。他向我寻求建议，很快他的作业签上了莫·莫尼（mo money）的大名。
一些男生答应帮助我和亚当提高方言水平，当我们开始在闲谈中使用新学来的词句时，学生之家的人可高兴了。黄能（音译）自豪地说：“你现在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系里发现这个新动向只是个时间问题，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一天课间把我拉到一旁，作为党员，他跟上边显然有些联系。
“英语系不让我们教你那些词。”他说。
“那些龟儿子，”我用中文说，“他们真牙刷。”
乔治笑了，朝身后扫了一眼。重庆方言里，说某人牙刷是很尖刻的骂人话。在四川其它地方，这个词完全没什么含义，可不知为什么，在东部江岸这个词当作形容词使用，有着很强烈的暗喻。它或多或少是你没用的意思。“我们得小心点，”乔治说。
我本想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我还是笑了笑，点头同意。
“也许你离学校太近的时候可以不说那些词儿，”他说，“不然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商量好在教学楼附近搞个停火区，不说方言，不过这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这是个危险区——…叫人牙刷比唱圣诞赞美诗更大逆不道——很快，对上边共同的看不惯让我们和学生们更接近了。这时，两种语言的往来交流已经彻底失控了。自打第一学期我们学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就迷上了“yahoo”这个词。它发音像中文，实际上还有点像“牙刷”，yashua。不管什么原因吧，学生们经常说“yahoo”，更可爱的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四川口音容易混淆f和h的发音，结果发音成了“yafoo”。黄凯（音译）也是这么发音的，这算是他第一堂英语课。经常，我到学生之家来吃午饭时，他抬头看见我，严肃地喊道：“yafoo！”作为文学教师，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骄傲的成就，我知道斯威夫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