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人沉静的自豪与坚韧，它从令人恼火，到了今天让人钦佩，甚至慰藉。
五分钟后，她回来了。她笑着，红了脸，说，“对不起。”
“你想要中止课程吗？”我问。
“不。没事——在上午这个时候我经常有点恶心。”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们今天不用继续。”
“没事，”她坚定道。“现在——请继续说我走之前你说的。”
我照办了。
通过给洛杉矶时报写的几个故事，我挣了点钱，而我把它们捐给了涪陵的天主教堂。我知道李神父一直在找钱，想给院子里一面新墙绘上壁画。我捐钱的时候，他谢了我。
“谢谢你一直对我很好，”我说，握了他的手。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内，墙上挂着毛与邓的画像。李神父紧紧握着我的手。
“你走后，我们会记得你的，”他说。“我会给你念一次弥撒。”
“谢谢，”我说，然后我想起来。“你能为我外祖父念一次弥撒么？”
“当然。在这儿写下他的名字。”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写下了他的名字：弗兰克安塞尔木迪兹。安塞尔木是他成为本笃会修士后给自己取的教名。我小心写下了，把纸递还给神甫。
“当我外祖父年轻时，他曾在罗马做过修士，”我说。“他想要来中国的。”我曾经对李神父说到过他，然而现在我重复一遍，觉得这很重要。
“罗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神甫说。
“是的，”我说。“我曾经去过那儿。”
“我从没去过，”他说，对自己笑笑。
“我外祖父没成为一名神甫。但我想，如果你在涪陵这里给他念一回弥撒的话，他会很高兴的。”
“我会的，”李神父说，点着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会找个时候回来，看看那面新墙。”
“这里永远欢迎你。”
他陪我走入了庭院，这里的高墙挡住了外面城市的噪音。花儿在四个现代化的标语牌周围开放。这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想着我的外祖父与这个老神甫，突然间，非常伤感，我说不出话来。沉默中，我握了他的手，转身离开。
“慢慢走，”他说。但我迅速走出了院子，进入了城市的喧嚣中。
在最后一周，我给文学班学生们安排了期末考试。琳达的父亲现在病得很厉害了，而她提前几个钟头考完了，以便搭中午的汽车回家。我提议让她迟点考试，或者压根儿不用了；她一直是最好的学生之一，而她父亲的情况听起来很不好。但她坚持在离开涪陵前参加测验。
那个下午，我在规定的时间监考。与往常一样，他们相当紧张，很认真作着，虽然我注意到有一个女孩苏三，看起来有点分神。她很苍白，大多数时间都把头放在桌上。
我当时没多想。今天是亚当的生日，在考试后，我们在当地的餐馆，叫上所有同学一起欢宴。每个人都喝太多了，这个晚上很棒，我们又去了学生之家，冯小芹又给了我们更多啤酒喝。
在晚上的某个时刻，莫金钱告诉我琳达的父亲在她考试时已死了。算命人说对了；现在我真希望我坚持让她另选了时间考试。
第二天，苏三从学校里消失了。故事渐渐传出来，点点滴滴的。四天前，她做了堕胎手术，而考试前一晚，她被送去了急症室，因为后发症。到此之前，事情本都保密；我猜想她去找了非法的私人医生，虽然情况并不很清楚。我们能肯定的是，她的急症室之旅惊动了校方，现在他们知道了真相，这是她离开的原因。学生们被抓到发生性行为的话，是要被驱逐的，更别说怀孕了。而且一张纸条会添入他们的档案——不论去到中国何处，那档案都会跟着他们。如果苏三去找任何一份单位的工作，她的上司都会知道她发生过什么事儿。
一群女孩在走廊里低声谈论着，她们的脸色沉重。苏三离开后的那晚，我撞到萨拉与丽萨，在我的办公室外。她们都很严肃，我们说着中文，站在俯视城市的平台上。我问到苏三，丽萨小心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吗？”她说。
“是。”
“你怎么知道的？”
“其他同学告诉我的。”
“你怎么想呢？”
“当然，我想这很不幸。我想她应该被允许毕业。”
“那是不会的，”丽萨道。她是班上较好的一个学生，也比较会思考。我问苏三是否回了家，而丽萨摇着头。
“她不能回家，”她说。“她的父亲非常生气。”
“他怎么知道的？”
“学校告诉他的。当领导们发现了，最初他们答应不去告知她家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说了。同样的事情，几年前发生在苏三姐姐的身上，而当她父亲发现了，他打了她。所以现在苏三不能回家了。她父亲非常生气——对于家庭来说，这很丢脸。这是他们家第二次这样丢脸了。”
“你认为系里应该告诉她家吗？”我问。
“我认为这不关他们的事。这是个私人的问题。”
我告诉她我同意，然后我问苏三的男朋友对她如何。
“他挺好。她和他父母的关系挺好，我想他们会帮助她的。也许她就是去了他们那儿。但你知道，她花了几千块钱，想去在他家乡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现在她不能毕业了，而她也丢了工作。她也没了那笔钱。”
那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老实说，我更担心苏三会不会从哪座桥上跳下去。但我没说出口。
“这种事儿在哪里都会发生，”我说。“在美国，它也非常普遍。”
“人们会怎么处理那种问题？”
“这很困难，跟这里一样，但通常这种事儿都不会公开。也许那是最大的区别。”
“本来就应该那样。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学校都听说了这件事儿。”
“多数人怎么想？”
“有些人觉得很滑稽；有人觉得她是个坏女人。但我们班上多数学生都为她感到遗憾，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她摇摇头，望向江面。“没办法，”她说。
第二天，我二十九岁了。在过去，我过生日时，总觉得这是别人的事儿——我真的又长了一岁，好像不可能似的。但这次，我知道我是二十九了；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自己要更老一点。过去这两年是漫长的，在此期间，我没有离开过中国西部。
在上午，我跟亚当，以及莫金钱去了汽车站，因为琳达要求我们去接她，在她回来时。她带着黑色的袖章，眼睛红红的。在下车后，她想笑笑，一种中国式的勇敢的笑容，把情感收敛起来，压缩起来，控制起来，推到边缘地带——嘴巴的一角，或者额头上一条痕。但今天，那悲伤太重了；她的嘴巴颤抖着，转头望开。
晚上我给文学班的期末测验打分。我想着，在我监考时，所有事情看起来多么愉快啊，我走在一排排低着头的学生中间，他们努力工作着。我喜欢环绕在他们的沉默与专注气氛中，而且我还喜欢这些认真地低着的黑发脑袋。在这个场面中有一种单纯感，考试也有种类似的单纯，这些跟涪陵生活的复杂，跟中国的政治问题，或者席卷全国的改革开放都无关。这就只是一次文学测验。
在最后那一部分，我要求他们分析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nothing gold can stay”（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nature’s first green is gold；
her hardest hue to hold
her early leaf’s a flower；
but only so an hour。
then leaf subsides to leaf。
so eden sank to grief；
so dawn goes down to day。
nothing gold can stay。
大自然的第一抹绿意乃是金色，
她最难留住的颜色。
她最早的一片叶子乃是一朵花儿；
但是只停留一点钟儿。
然后叶子便褪为了叶子。
如斯，乐园落入了哀伤，
如斯，黎明落入了白昼。
人生的金色不可永久。
我们在五月里学习了那首诗。我曾经细致地分析过它的节奏——我一直是那么做的，因为学生们喜欢分析那语言的声音，你可以分解一首诗，不会让他们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理解我所说的，而就是那种课堂时分，让我感到讲授文学之美。在考试中，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走在一排排学生当中，看他们工作。
但现在我意识到，那种单纯，只是海市蜃楼。琳达的父亲在她参加期末考试时，濒于死亡，而苏三在跟恐惧斗争，现在已被驱逐出校。涪陵的许多事情结局都是如此——甚至教书也是，它看起来像是简单直接的工作，其实却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人们给外面世界，尤其给外国人看的，乃是一个掩盖了情感的外饰，然而当你住的时间足够长了，能瞥见点事情的真实状况，感觉更其艰难。当然，在某个程度上，这种困难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在我居留涪陵期间，两个学生死了；另一个学生堕胎，被开除；一个父亲死了；一个孩子死了；人们的婚姻在破裂。那些事情在哪儿都有发生。但在涪陵，看见生活的那一面，花的时间较长，因为开始我被当作一个外国人，保持着距离，而当距离消失了，却反而更难处理。这就好像看着一个空白而无意义的笑容，突然间发现，一生的苦难悲伤都堆积在那笑容四角。
我对我的和平队中国“服务”从来没有理想化的幻想；我不是来这里拯救谁，或是给这城市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如果要说有什么的话，我很高兴在我的涪陵两年生活中，我没有建设什么，或者组织什么，也没有给这地方带来任何重大的变化。我做了一名教师，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尝试尽可能地了解这座城市，及其人民。那就是我工作的范围了，而我对那些角色感到舒服，也察觉到了它们的局限。
但现在，我发觉自己在想着，从那些天的讲课中，是否有什么东西留下了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那个记得那首弗罗斯特的诗，或者我们学过的别的东西。可以小到某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莎士比亚诗中的一片银色——但我希望总有些东西被记住。我希望他们能够在意识的某个角落里保留一些东西，而在其单纯之美中，他们会发现一些稳定而真实的东西。那是我对文学所抱有的信仰：它的真是持久的，不受日常生活的挣扎所困扰。但同时，那里也总有些启示，而有些时候，一首“nothing gold can stay”这样的诗，面对涪陵这种地方的严酷现实来说，仿佛毫无用处。
我想了一阵，然后我回去批卷。我并没有任何答案；在最后，我只能做最善意的希望。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好好地过。当然琳达会好的，而莫金钱也会好的，而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也会好，安妮也是，她去深圳工作了，而我的中文老师们也会好，在学生之家的那一家人也是。大多数人们都会继续生活，做到最好，而大多数的孩子也会比他们的父母做得更好。那真的就是你所能希望的了。也许苏三的情况会不太好，但对此无能为力，就好象珍妮，丽贝卡的情况一样，她们已经失去了她们的人生。没办法。
几天后，吉米给了我一卷磁带，问我能否把所学过的诗歌都录下来。他是最活泼的男孩之一，然而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都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但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现在，我被他的请求打动了。
“我特别想听你念‘渡鸦’”，他说，“还有任何莎士比亚的诗。这样我可以记住你的文学课。“
我告诉他我会在晚上录这卷带子。
“还有，在你念完诗歌后，”他咧嘴笑道，“我想让你念出所有英文中的脏话，把它们也录下来。即便有些是你没有教过我们的，我也想你录下。我会非常喜欢那个的。也许其他的学生也会拷贝它。”
分了两次，我才录完我们所学过的所有的诗。在那之后，亚当跟我花了五分钟时间，对着录音机大喊着脏话，然后我把磁带交还给吉米。他也会没事的。多数人都会那样。他们都是强韧的，可爱的，有笑，有泪，像那样的人总能存活下去。那不能算是金色的人生，但也许正因如此，它会长存。
我坐快船，逆流往重庆，离开了涪陵。那是一个温暖，下雨的早晨，在六月的尾声——长江上厚厚的雾气好似脏脏的灰色丝绸。一辆学校的车把亚当与我送到了码头。城市急速掠过，在雨中，灰暗，熟悉。
前一天夜里，我们最后一次在学生之家吃了饭。他们刻意为了我们，把店开到很迟，因为整晚我们都忙着跟人打招呼，说再见，最后，坐在那儿吃着我们的米粉，感觉很好。我们跟女人们开着玩笑，说着下个学期要来替代我们的新的洋鬼子，说多么容易去骗他们。
几天前，黄能，家里的祖父，跟我谈到了离别。
“你知道，”他说，“当你回到你们美国，那儿不会跟这里一样。你不能走进一家餐馆，说，‘我要一碗抄手。’没人知道你说什么！”
“是的，”我说。“而且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抄手。”
“你必须用你们英文来点菜，”他说，“你不能跟那儿的人说我们中文了。”然后他笑了——这是个很滑稽的概念，一个既没中文也无抄手的国家。在我们最后一餐后，全家人在门口站着，挥手道别，他们站得直直的，带着紧紧的中国式的笑容。我猜想我看起来大概也是那样——两年的友谊也被收藏进了我的嘴角。
在上午，我们跟桑尼与诺林说再见，她们两人都有上午的课，然后我们去了码头。有些学生那个上午没事，来给我们送别，同行的还有傅主任。中国人的告别从来都不那么舒服——没有拥抱，很少话语，眼泪尽可能忍住。我们很笨拙地握了手，上了船。
水翼船相当拥挤。电视机上放着卡拉ok带子，我们在码头那儿呆了有三十分钟。外面下着雨，而学生们一直等着。要向朋友表示敬意，你得看着他离开，直到他彻底不见了，无关天气如何。
望向江面，他们中多数人都在哭。莫金钱靠着码头边缘一根黑色铁杆上。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望向白山坪，而罗杰蹲在一根绳子边。卢克靠住一面墙。还有其他人——查克，迪亚兹，刘易斯，理查德，dj。他们的眼睛红红的，而他们尽可能收敛住自己的表情。
我看着他们站在雨中，心想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呢。威廉姆斯杰弗逊弗罗斯特会去浙江一所私立学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