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被取消，平均主义在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三年辛苦，万年幸福”这一口号的实践结果到底如何。１９６１年的工业生产与１９６０年相比，几乎下降了５０％。
粮食收成低于１９５２年的水平。
作为旧中国化身的饥饿，已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现象。
今天，中国对于５０年代末的这场唯意志论的实验已持批判的态度。但是，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国民经济中贯彻与之完全相反的路线，在极“左”的口号下绝非易事。看来，正是在那个时期，邓小平开始批判地思考领袖的“指导”
，并且越来越看清楚，必须以现实主义态度来解决国内的紧迫问题。
７０１
据说，６０年代初，在贯彻“调整方针”的过程中，作为这一方针制定者之一的邓小平，就讲了那句著名的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句话成为在经济战线支持贯彻执行务实方针的人的一个宣言，但是在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在７０年代中期（第一次为他平反之后）
，这句话成了一些人憎恨他的原因。
“大跃进”
的灾难性后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层中引发了严重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分歧的产物。邓小平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旋涡之中。１９６６年底，北京一些建筑物上，出现了“北京大学红卫兵”
书写的大字报。
邓小平一家人遭到了迫害和审查，并被流放到全国各地。
然而，逆境并没有摧毁邓小平的身心，也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理想的信念。
邓榕写道：“５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１９７３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帮助下，邓小平从流放地回到北京，重新担任领导工作。
１９７５年，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当时实际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开始积极而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国内的形势使他深感不安。他对形势的评价是“今不如昔”
，作出这一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
邓小平亲自到各地去了
８０１
解农业和工农生产情况。为了扭转国内局面，他提出了“三自一包”计划：扩大自留地，扩大城乡自由市场，扩大自负盈亏小企业的数额，包产到户。
邓小平概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应当成为中国的主要任务。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基础的农业，应该居于首位。
应当承认，并非每一个人在经受迫害之后都敢于坚持曾经被领袖批判过的观点，况且这种批判就像咒语一样，通过大众的传播媒介已为每个中国人所知晓。可是邓小平却在自身中找到了重新奋起捍卫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捍卫市场、自留地和个人积极性的力量。他对国内形势作出现实主义的评价和为使国民经济摆脱严重危机而提出的务实的建议，是同毛泽东及其亲信（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上台掌权的）的极“左”的唯意志论路线背道而驰的。其实，在邓小平重新任职的第二天，他们就掀起了反对他及其改革路线的宣传运动。
那时，中国领导层中的尖锐的思想冲突，常常可以从发表在报刊上的用隐讳的语言写成的重要文章中透露出来。
１９７６年４月，一场政治风暴又降临在邓小平头上。
４月５日，清明节，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悼念变成了一场政治大示威，出现了骚乱。制造骚乱的罪名强加到了邓小平头上。
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中国首都“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是在全面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
的声浪中进行的。
号
９０１
召打倒“资产阶级白猫黑猫论的作者”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席卷全国。这场运动就其猛烈和狂暴程度而言，与“文化大革命”
很相似。
这位被贬黜的领导人往中国南方某地躲藏起来，避开了兵营式共产主义支持者们的怒潮。
毛泽东逝世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坚持极“左”路线而著称的“四人帮”
，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一年之后，在一批党内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又回到了积极的政治生活中。
他又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在１９７７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１９８２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１９７８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作出了一项战略性的决议：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此取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中国开始抛弃了唯意志论的路线，走上了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之路。
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是经历了阵痛的。为了说服自己的反对者，甚至邓小平的权威有时显得不够用，因为在他的反对者当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在几年前曾经帮助他免遭“四人帮”
的迫害，并且为使他重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出了不少力。其中的一些人指责他“复辟资本主义”
，另一些人则恰恰相反，要求他在国内外政策上向自由化迈出更大的步子。
生活已经证明，在与平均主义和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的多年争论中，邓小平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１９８１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
０１１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文件彻底否定了给国家造成１０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纠正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同时对他在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正确而全面的评价。
对于那些企图使中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邓小平给予了坚持回击。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所通过的文件都一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思想是贯穿中共“十三大”
（１９８７年）所有文件的一条红线。
那么，中国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邓小平在与什特劳加尔谈话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
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中国，人们把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不能不同意对过去１０年改革作出的这种评价。的确，眼看着中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改革触及到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一个拥有１０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０年改革的经验还证明：改革不可能不遇到困难和矛盾。
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８年底，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将近１０％，工业总产值为１２％，农业总产值为６．５％，对外贸易额为１７％，这种速度高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１１１
问题是有的，显然，在通向２１世纪的道路上，问题也不会少。须知，新事物是在困苦中产生的。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严肃实验已经开始。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报刊指出，未来的５年对中国来说，是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体制转变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方面，中国所采取的全新姿态，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７０年代末，他重返政治舞台后，为解决台湾和香港回归中国大陆的问题，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构想已经具体化并取得了进展。
邓小平十分关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考虑如何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不止一年了。
他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方式，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解释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需要顺利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
这位中国领袖并不是只顾眼前，他明确地提出了今后几十年的构想。为了加强国内建设，中国至少需要２０年的和平环境。
在这２０年内，预计年生产总值将翻两番，人均总产值达到几千美元，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今后５０年内，使人均产值达到４０００美元。
考虑到中国人口数量的因素，这将意味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邓小平认为，用偏袒式的或者用投票表决式的方法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是根本不行的。邓小平批评了那种认为只需要同两个方面加强外交关系的看法，他主张从三个方面扩大对外联系，即扩大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扩大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联系；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
２１１
目前苏中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是贸易。尽管近年来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包括世界原料价格下跌，但是两国１９８８年的贸易额还是比１９８７年增加近３０％。
近几年来，就像边境贸易这种富有前景的交往形式，获得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当然，这一切还没有到头。我们合作的潜力还很大，一些经济贸易的重大问题待我们去解决。
中国领导人对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并且相信，这方面存在的一切障碍都会克服。邓小平指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应该建立新型的关系。中苏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邓小平曾经说过：“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他认为，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是中国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一部分，是中国为巩固和平和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的一个新贡献，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
１９８９年５月苏中的高级会晤为此开创了广阔的前景。
３１１
〔英〕霍林沃思：
邓小平是“活着的周恩来”
克莱尔·霍林沃思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新闻作家。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她最早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新闻，因而闻名遐迩。她长期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负责报道世界上重大的政治的军事新闻，霍林沃思多次访问我国。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年，她担任《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其间曾多次会见和访问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她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同时兼任香港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１９８５年，霍林沃思完成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一书，由于该书用以观察、分析、记述问题的基本方法比较科学，态度也比较客观，并且占有作者大量亲身采访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在国际学术界和我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不仅明确指出了“毛泽东还将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而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彭德怀等人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巨大贡献，对他们卓越的智慧才能和优秀品格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和钦佩；同时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表现了明显的贬斥和厌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霍林沃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邓小平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在政治上的沉浮；记述了邓小平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期间，人民群众是怎样同情、拥护邓小平的；记述了邓小平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下面的内容是从《毛泽东和他
４１１
的分歧者》一书中摘译的。
毛泽东热烈支持邓小平复出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在政治上有分歧，因为江比毛更“左”。毛泽东知道江青的长期策略是不让邓小平“上来”
，或者最好是仍然“不进来”
，以便使张春桥在周恩来逝世后继任总理，而她自己则逐渐升任为党的主席。事实上，毛泽东和妻子的关系，是从１９７３年８月党的“十大”
结束到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总理逝世这段期间，使负责内政外交的中国部长们最感棘手的问题，虽然部长们当时没有明说。在周恩来总理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乎长期住院后，这种状态更加严重。
１９７５年１月，权力斗争出人意料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据说，这是“党指挥枪”的又一措施，但更耐人寻味的则是５６岁的上海极“左”派头子张春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或者叫总政委。这两个人——务实派邓小平和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