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毫无疑问，这里反映出的是邓小平的合法性，而不是邓小平后面的胡耀邦的合法性。
在改组高级领导层的同时，邓小平继续为完善党和政府的各种准则而努力。如前所述，这些努力的目标是要防止个人专断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各种职能机构的权限。
自从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提出应结束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以来，已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国务院已替换下年迈的高级干部，并且开始说服其他老资格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职位，而进入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
虽然邓小平的一些符合法定—理性原则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设想毕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防止个人专断尽管还有一些阻力，但已被官方反复地强调并且已深入人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像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权力的正常更替问题——即怎样才能使领导人以及高级领导层的选举规则化、程序化。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且，最重要的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已不复存在，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地发号施令并让别人绝对服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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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无法与邓小平抗衡
邓小平的政策确实引起过毛泽东的怀疑。此外，周恩来逝世后群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使毛主席下了清洗邓小平的决心。但邓的下台不是为“四人帮”扫清道路，而是导致华国锋被指定为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接班人。尽管老革命家们在猛烈的批邓运动中处于防守地位，但他们对行政机构的控制并没有被打破。
９月，当毛主席终于与世长辞时，“四人帮”便完全失去了最有力的保护伞。
１０月初“四人帮”的被捕，不仅是他们再三违反正统原则的报应，而且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清除“四人帮”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文化大革命”
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一系列不同性质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返回领导岗位的条件和时机，为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间其余受迫害者平反昭雪的速度，对“左”倾分子清洗的程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性评价，对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判断，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毛泽东采取何种态度等等。
到１９７８年底，另一些问题摆在人们面前，例如政治自由化到何种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重新评价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分歧。重新评价以往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相对正统的方针向改革方针的转变，这种改革涉及到下放权力，市场机制和恢复私有成分等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同邓小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力图与过去腐化的、正统的东西决裂。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毛去世后不久的联盟出现解体。到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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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反对向毛的象征性地位提出任何疑问的汪东兴的“凡是派”开始全面退却。
１９８０年底，华国锋被迫提出辞职。最后，１９８１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主席。
某些领导人（特别是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无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灾难怀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但他们都缺乏兴趣去贬低“文化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他既是本来意义上的受害者，又是受害者的保护人）
，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几乎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
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个人的特别的行动，怀有痛苦的记忆。
介于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是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间运动的幸免于难者，这些官员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首。总的来说，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在１９６８年以后，他们的地位有升有降，呈现出不同的情况。作为一种类型，这些幸免于难者猛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但是，比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来，他们受到的个人迫害当然很少。在推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政策尽可能顺利地进行转变方面，他们抱有一定的兴趣。新时期刚开始时，人们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为邓小平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试图阻挠邓小平重新掌权。
“文化大革命”
的幸免于难者怀有不同程度的感情，要求重新启用邓小平，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帮助制定肯定华国锋地位的妥协方案。
虽然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１年期间，人们指责华国锋在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上起了不良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随着邓小平于１９７７年７月正式复出，领导层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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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对毛以后中国的分析集中在华与邓之间所谓的继承斗争上，就无法抓住领导集团中新的力量对比的实质问题。
两人之间无论存在何种程度的紧张状态，他们之间都不可能存在势均力敌的斗争；无论怎样斗，邓小平都会取得胜利。
对此，双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
尽管华国锋的正式职务是主席，但许多事情很快表明：邓小平是事实上的领导人。邓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总能变成官方的路线和人事任命。虽然并没有建立狭窄的邓小平集团，然而遵循邓小平方针的人的权力，却不断地得到加强。对此所作的最好的解释也许是：邓小平可以经受得起政策的挫折，而不必担心对他的地位会产生任何真正的威胁。
有多种原因使邓小平事实上的领袖地位得到保证。关键的因素是：他拥有“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领导核心圈子中主要幸存者这一身份。作为经历奇特的人物，使他既被毛泽东两次清洗，又得益于他曾经是这位主席晚年的“亲密战友”之一。最热情支持邓小平的，是那些同样挨过毛泽东整的人；而更根本的支持则来自那些认定邓小平是毛泽东在革命历史上长期合作者的更加众多的人。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与其说他形成了一种战略策略，不如说是在早期耕作中结出的果实。首先，人们普遍认为他能够“不负众望”。他不仅在１９４９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很高的威望，而且在１９７５年形成了基本的经济纲领。这一纲领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立即付诸实践。这一纲领允诺给大多数部门和人们带来利益。华国锋把这个纲领当成他自己的纲领，并在官方的秘密会议上宣布它。但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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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邓小平是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况且，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作为老革命家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经历，使邓小平在毛以后的中国上层机构中，布满了与邓有着重要联系的人物，以及更加众多的习惯于把邓小平视为最高权威的官员。
由于“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动乱削弱了制度模式，这些广泛的联系必然加强邓小平的地位。同华国锋这样的官员相比更加如此。
鉴于邓小平强有力的地位，自从１９７７年年中（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以来，谨慎的中国政治家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适应他，以便赢得他的信任。取得他对他们的纲领的支持和他们的利益的维护。然而，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那种形势。首先，正统原则，特别是集体领导的要求——更有约束力。邓小平不仅缺乏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领袖才能真正拥有的超凡魅力性权威，而且，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所强调的毛泽东滥用权力的教训，也成为限制过分的个人权力的强大障碍。此外，几乎拥有与邓小平差不多威望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最著名的是陈云——与邓小平同在政治局，他们也有自己十分广泛的个人和机构支持的基础。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只能依谨慎原则行事，即尊重主要领导人的利益，必要时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妥协让步，努力建立一个支持他的纲领的联盟，以及把他的支持者放到关键的职位上又不忽视其他集团的利益。
１９８０年２月重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选出的书记，以及１９７７年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增选的政治局委员在职业、经历上的多样化，表明了邓避免在人事任命上过分插手干预这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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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小平在权威上存在所有这些限制，他仍然是一位调解各种利益的强有力的领袖，而不是一个依赖任何特殊基础支持的脆弱的人物。相对来说，在有些重大的问题上，华国锋对维护他的地位几乎无能为力。无论如何，他的领导才能是无法与邓小平的能力相提并论的。
除了新的政治局以外，在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前９月份的省级领导大改组过程中，所任命的大多数官员，在经历方面更多地是与邓小平而不是与华国锋有关系。华国锋的长期合作者甚少，且资历太浅，不能胜任许多重要的职务。然而，有足够资历的官员，即使与邓小平缺乏亲密的个人关系，至少也与邓小平有过交往。
在建立联盟方面，华国锋面临一些令人不快的抉择。如果他过分地站在他的“自然”支持者即“文化大革命”受益者伙伴一边，这就意味着他依靠的是上层人物中最脆弱的力量，并且要冒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幸免于难者两方面人士愤怒的危险。但是，如果他全心全意地认同邓小平的所有政策，那么，他又会失去所有独立的支持。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就是，加强他与“文化大革命”幸免于难者集团的联系。这个集团以保持连续性的名义支持他，并且对邓的某些政策明显心存疑虑。但是，这个集团最终必定会支持邓小平，并且视邓为老一辈革命家中的头面人物。况且，在这种情况下，与邓小平相对照，华国锋的大胆的进取心往往要冒重大风险。这一点也很不利于华国锋。但是，邓小平却由于他的地位，由于整个领导层指望他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因而，他可以提出并且实施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欢迎的改革措施，这样做又不会招致对他地位的严重威胁。华国锋内在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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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他提出的任何创新措施，都会引起他不能与之疏远的集团的愤怒。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国锋只能采取小心谨慎的策略，避免与任何集团过分的认同，同时，又试图利用他的主要资本——他明显作为毛的接班人的地位以及政权和统一的需要，等等。但是，不论华国锋有何长处，或者作为政治家的技能如何，都无法与老练坚定的邓小平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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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贝热尔：
邓小平真正把四个现代化付诸实践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是法国知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１９８５年７月６日，她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文章，对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作了专题评论。她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她还认为，“邓小平也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辩证的思想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
，邓小平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经过革新的党既是政权和国家统一的保证，又可以成为经济进步的工具”。
下面的段落是从玛丽—克莱尔·贝热尔的文章中摘译的。
１９６４年，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政策，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又重新提了出来。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邓小平才真正把它付诸实践。这一政策的目标是要纠正从苏联抄袭来但又不适合中国需要的经济体制。
起初，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好像是一种短暂的、有限的、随时可以改变的解放措施。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朗了，这不仅仅是要改善体制的运转情况，还要通过市场法则来改造基本的结构，由于经济结构的改革，在这项现代化政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特别注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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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改革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二是改革与政权能否相容。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领导人提高生产力的能力，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耕地面积的可能性，而且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现代化要靠已投资的资本、生产机器和劳动力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生产率水平很低，所以提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改革得以提高生产效率吗？农业的非集体化已经实行好几年了，它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回答。改革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是惊人的。据中国的统计，８０年代初，农业生产效率平均每年提高４．８％。然而，这些好处将减少。因为通过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使用物质刺激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已经基本结束。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农业的继续增长只有靠技术进步了。但是，农业技术的现代化需要有大量的投资，而国家只能提供很有限的一部分投资。因此，北京的领导人打算把这一技术革命提供资金的任务，交给目前正在中国农村出现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这样一来，政权不仅仅是按改革的经济逻辑来办事，而且也是按社会逻辑来办事了。
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得纪律松懈了，并且损害了政权赖以表明它的权威的思想基础。尽管中国报界曾大力谴责过“资本主义污染”
，但这种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外来的传染之外，还有另一种危险，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颠覆。
作为共产党人和爱国者，中国领导人只能尽力防止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反面东西。他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