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30部分

　　　　有必要指出，国外不少人把邓小平看成是所谓“自由主义者”

　　　　，魏克德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还特别指出，邓小平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魏克德的这一见解显然是正确的。

　　　　下面的文字是从魏克德先生的回忆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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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使》一书中摘译出来的。

　　　　他身材矮小，也许他是这个伟大国家的领袖人物中最矮小的一位。但如果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

　　　　他和其他中国领袖人物一样，很少谈自己的事，但却非常健谈。他不谈他本人和他家庭的不幸遭遇。他遭到过谴责和诽谤。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对他的攻击是如此蛮横，以至人们为他的生命而感到担忧。他的一位亲密的同志，一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曾对我说，他当时决定把左轮手枪常常放在身上，以备安全。

　　　　若有情况，就击毙“四人帮”。

　　　　我相信，他当时有这种考虑。

　　　　在一生经历中，邓小平有过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１９３３年，他当时２９岁，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被毛的政敌打倒了。第二次更为严重，在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打下去了，７年之后，１９７３年他才东山再起。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他在这一年第三次被打下去了，这一次撤销了他的一切职务。

　　　　在第二年——１９７７年的８月又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他和客人谈话时从不涉及这些已流逝的岁月，也不谈他的第三次复出。记者却常常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的经历像《圣经》上的传奇故事。可是，对记者们的这一提问，他默不作答。

　　　　他喜欢谈他老了，谈他现在的生活。

　　　　１９７８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到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中国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作了回答。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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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报纸报道：“我不知道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邓小平说话敏捷，不乏风趣，富于幽默感，带有讽刺性。

　　　　他很活跃，口若悬河，但又十分持重，能克制自己。他久久地认真地听完别人的讲话，然后思路清晰地予以思考，对问题做出中肯的言简意赅的回答。如果他对客人的谈话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很客气很礼貌地说出他的看法。

　　　　我碰到过一次，他笑声朗朗，然后严厉地批评了中东的一个国家。如果对方谈话很单调，讲不出什么内容，他就捺不住了。在接见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议员齐默尔曼的时候，他常常看他的手表，大家都注视着他，如果客人未意识到的时候，他就冲着茶几前面的痰盂吐两口痰。

　　　　最后用食指敲打他的表壳。

　　　　他这样做，我不认为是不礼貌，人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他。

　　　　１９７８年，一个德国记者团访问中国。当时我说了美国人希望明年就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记者就这个问题问邓小平，他是否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他笑了一笑说，我希望今年有这种可能性。听他这样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是１０月中旬，２个月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北京和华盛顿事实上已达成协定，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邓小平喜欢谈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１９７８年，中国放映了几部日本电影，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放映国外新电影，其中一部片子叫《望乡》，是描写从农村来的少女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她被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她卖到一个妓院。影片中描写妓院里的暴行的情景是逼真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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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的观众都为此而激怒了，引起轩然大波，群众将批评信寄到报社。最后，官方决定这部影片停止放映。当时，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后回国，听到这一消息。

　　　　他看了这部影片后说，这没有什么问题，于是，这部影片又重新上映，并且还在电视上播出。为什么要放这部影片？

　　　　他说：“我们的人民必须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的情况，也不能对自己国家的真实情况闭眼不看，国内今天还有暗娼。”

　　　　人们也不要把邓小平看成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对所谓的“民主墙”

　　　　，即批评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大字报采取压制的办法，压下去了。

　　　　１９６１年，中国的人民公社出现不少问题，邓小平对人民公社表示怀疑，他没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就撤销了人民公社。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发火了：“是哪个皇帝的手谕？”

　　　　事实上，他既无金钱又无权力。人们没有指责过他与别人同谋争权。

　　　　他不是一个搞阴谋诡计的狡猾小人。

　　　　有一次，他的一位同事对我说：有人说邓小平投机自己想当总理，或者说毛泽东逝世后他曾要求出任总理，这是不真实的。他总是说这个职务要年轻一些的同志来担任。

　　　　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东南亚国家访问时谈到中国革命的目的，他说：“我们不想输出革命，也不愿把我们的贫困向国外输出。”

　　　　他知道他的国家落后。

　　　　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２０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

　　　　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３０年，在其他领域落后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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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中国在本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因此，我们今天尽可能让中国人到外国去，让外国人到中国来看看。

　　　　我不知道，在你们德国有没有一些人，他们害怕中国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在政治上影响他们。他们不必害怕，我们不会那样做。“

　　　　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这种人不要占着位子。应该走开。他严厉批评说：“那些一向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人，走开好了，干别的去。”

　　　　我们没有听到过他谈思想教育的目的，以及社会改革、城乡矛盾、不断革命、两条路线的必然斗争。我相信，他不是乌托邦式的人物，他认为人们判定方针政策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通过检验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人们对此无需多加说明，情况已非常清楚。

　　　　邓小平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他认为包产到户比人民公社的生产效果好。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并用一句口头语来表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北京的一次大学生的大会上，江青指责他不要共产党的思想教育，说他的思想混乱不堪、偷换概念。他说：“无关紧要。”事情是谁引出来的？

　　　　毛泽东对此负有责任，他把人民公社搞过头了。要是事情脱离了实际，起不到作用，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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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改变它，修改计划。

　　　　如果我们怕因改变政策而丢了面子，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

　　　　人们认为，他对同时代的伟人，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尊敬不够。

　　　　“文化大革命”中间，人们抨击了他。但是，他对自己不同意的问题，有礼貌地、理直气壮地公开发表意见。他对毛泽东也是这样。在毛泽东手下工作，他吃了不少苦头。

　　　　１９５８年以后，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职务交给他的老战友刘少奇。

　　　　以后他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负责重要的领导工作。

　　　　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失去了很多的权力，是刘少奇决定中国的政策。

　　　　刘少奇当时亲密的同僚是邓小平。

　　　　人民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

　　　　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权力。

　　　　“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从１９２０年以来，刘少奇站在毛泽东一边有４６年之久。

　　　　他们曾一起南征北战。

　　　　现在他被孤立了，被否定了。当时邓小平可以利用一个机会，如果他愿意公开作自我批评，人们能理解他，这样他还可以有惊无险地躲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毛泽东逝世以后，重新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消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同时也成功地摘下了华国锋的标准像。

　　　　今天，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可以肯定地说，他当初也是这样看的。有这种觉悟的一个人怎么会消极厌世呢？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那样的人。

　　　　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

　　　　相反，宁可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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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

　　　　１９７５年，他和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生争论和分歧。在那次会上，他以四川省为例，描绘了中国农业形势的黑暗面。江青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她断言，人们今天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对此，邓小平尖锐地予以反驳。他并不害怕对他和他的同志的攻击。

　　　　对别人反对他的政策不加理会。

　　　　他反驳极左派。

　　　　一些中国人认为，在邓小平那个时代的人，没有谁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工作比他更受欢迎。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去世之后，邓小平成了人民的希望，极左派被捕，人民要求邓小平复出，重新担任领导职务。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犹豫不定，也许他觉得自己在经验和才智上比不上邓小平，当然，他还是将邓小平接回来担任领导。华国锋的这一举动仍受到人们的赞誉。人们看出，邓小平是适合很快推进改革的人物。许多中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冷静、思考缜密的人。人们不必再担心出现突然转变航向的事。邓小平和拥护他的人不急于上台。

　　　　１９７９年夏天，他的作用还不大。当时，我们在香港的一些同事认为他最后会靠边站。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把他们的力量系统加以扩大，同时把那些老式的、讲两条路线的政策的代表，也就是说那些认为凡是毛主席所作的、所说的都是对的，即“两个凡是”的人——慢慢地从政治局排出去。

　　　　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它赢得了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它部分地失去了这一信任。邓小平看到了这一事实，并认为首要的事情是要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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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戴维：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

　　　　Ｃ．戴维是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学教授。

　　　　曾有多种著作行世。

　　　　他的两本最著名的著作都是关于邓小平的，一本是《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１９８４年出版；另一本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１９８９年出版。为了写好这两本书，作者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别是来中国实地作调查研究，采访了许许多多的干部、学者和普通群众。他是抱着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的态度写完这两本书的。他在书中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不仅描写出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邓小平的人品和治国艺术，介绍了邓小平的一些基本思想，赞颂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

　　　　Ｃ．戴维教授的视角和手法新颖独到，看问题比较符合实际。由此可看出Ｃ．戴维这位美国研究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著名专家的大家手笔。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作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他说：“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那么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

　　　　，“是一个带有传统色彩和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

　　　　他指出：“即使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地方工作经验也没他丰富，同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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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比不上他。“他特别认为，近年来，”在物质进步、社会安定、自由民主以及贯彻四个现代化政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超过了他前面的任何一位领导人“。他的这些看法，不无启迪思维之处。

　　　　当然，由于Ｃ．戴维教授生活在美国，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阅历势必影响他的观察与分析判断，因而他的一些提法观点难免不妥、甚至有错误之处，他引用的某些史料也难免不十分准确，这不足为怪，相信读者能够鉴别。

　　　　下面的文字是从Ｃ．戴维教授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两本书摘译的。

　　　　邓小平以另一种风格开展斗争

　　　　毛泽东去世前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设计出了国家新的领导机构，这一结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邓小平长期离开政治生涯之后的中国的发展。……林彪的失败使得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地位得到上升，从而有可能在仍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