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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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４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１９８９年春天，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中苏最高级会谈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这使中国将来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方面执行的方针的关键问题鲜明地显露出来。这两个事件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不相信西方需要担心５０年代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苏集团会恢复。

　　　　１９８２年，齐奥塞斯库曾经对我说：他相信这两个主要的欧亚大国会消除它们的分歧，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完全恢复关系，不是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有长达几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中国对关系正常化提出的３个条件：即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减少驻扎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带的军队，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许多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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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行了１０年的进步的改革一扫而光。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已经使他的国家发生了无法扭转的变化。强硬路线领导人无法把时钟完全倒拨过来，当中国的领导人看了世界上的其余地方，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周边地带时，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惊和羞愧。特别使他们不安的是，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贫困和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之高形成强烈的对比。

　　　　当中国人民观看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电视报道时，现代化城市、先进的工厂和高技术奇妙产品这样一些背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中国是中央王国——文明的中心，因而由于他们猛烈觉醒过来而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觉醒是必要的。虽然单是这一点不能使任何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这的确使他们不想回头走老路，并且促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在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曾经同他们坦率地讨论了改革的进程，既谈到变革的必要性，也谈到变革引起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说，虽然邓小平年纪很大了，但是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准备把他的进步的政策执行下去。

　　　　在１９８５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２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８２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７８岁的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在我们广泛进行的交谈中，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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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他首先照例提出官方的说法，说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同样的威胁。但是，他后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同这种立场大相径庭。我不禁想到，如果邓说的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怎么中国没有为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提出“三项条件”

　　　　，这是多么奇怪啊！

　　　　无论如何，邓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还强调说，美国永远不必担心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最后会落到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拴在一个战车上。”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的语调远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绝对化。他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他接着说：“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

　　　　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他说，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但是，只要改革行得通，这些势力将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最初实行的农业改革已经改善了中国９０％的农民的生活，邓相信改革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在我们的会晤快要结束时，我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模式已经名声扫地，而美国的模式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过于先进。邓用很响亮的语调说，他不赞成输出经济模式，苏联永远不会承认中国的做法优越。他强调说：“他们想使大家仿效他们的模式。”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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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

　　　　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

　　　　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

　　　　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

　　　　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

　　　　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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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

　　　　，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

　　　　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例如能干的教育部长李铁映、出色的宣传部长李瑞环（原文如此——译者注）和才华卓越的上海市长朱镕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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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不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

　　　　我清楚地记得１９８９年会见邓小平的情景，那时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刚刚过去４个月。他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了我，我对他说，对于我们两国关系的批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中国应当采取行动平息文明世界的愤怒。当着世界各地的几十名记者，他如背新闻稿似地讲了一通不会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话。

　　　　当摄影记者走了以后，他变得活跃了许多。当时，这位中国身经百战幸存下来的年长的领导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听力。

　　　　他谈话有一种超现实的性质，翻译把我的话翻成汉语，对着他的左耳大声喊，而他的女儿又用尖嗓音把这些话传进他的右耳。尽管他在听力上有困难，但作为他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却毫无困难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我说，中国在经过若干年对外国人卑躬屈膝之后，现在是团结的和独立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饶恕他们的领导者向另一个国家道歉。紧接着，他提到了方励之问题——当时，方励之正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里，并对结束这一僵局提出了非常建设性的意见。

　　　　邓小平的意思明确无误：我们的分歧能够通过幕后谈判加以弥合，然而公开的、激烈的论争只会使它们更趋加深。

　　　　几个月之后，方励之获释（原文如此——译者注）

　　　　，但这是中国做出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对美国的要求做出反应。

　　　　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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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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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卡特：

　　　　邓小平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他当政时期，由于他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追述了同邓小平会晤的情况，披露了邓小平当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中美两国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１月２９日至３１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来访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由卡特亲自主持的，机场上的红地毯长达一公里，鸣礼炮２１响。

　　　　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包括国宴的菜单在内。

　　　　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

　　　　１９４６年，温斯顿·丘吉尔正式访美，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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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他已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

　　　　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

　　　　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绝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上的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共进行了三次会谈，并且一起出席了白宫的欢迎仪式和美国国宴。

　　　　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特别长，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卡特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曾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的会谈情况和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在卡特看来，邓小平是一位极其令人愉快的谈判对手。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

　　　　邓小平和卡特第一次会谈结束后，邓在美国国务院的休息室里撞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他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幽默、诙谐地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对邓如此回答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亲自领略到了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

　　　　卡特总统和夫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