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部没有批？多少部点了邓的名，多少个部只批不点名？点名当中，在小平名字后面带“同志”二字的多少，不写“同志”二字的多少？
有一次，国务院办公室的简报上把“同志”二字抹掉了，他十分愤怒，吼叫着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办公室的人叫来。后来国务院派了值班室的主任来，王震在病床上说：“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国务院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你们不清楚？为什么你们也昧着良心来批邓小平？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带到上面去！“
他看到中央“批邓”的文件，就拿起笔，在文件上针锋相对地写下“人才难得”等话。可是这些文件按规定是要交回去的。等到要收文件的时候，工作人员急了，给国务院有关同志打电话请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橡皮把王震写在上面的话全部擦掉。
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再一次受到隔离软禁。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王震一直因病住院，一是为失去他极其尊重的周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为“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而怒气积心，而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义愤至极。
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要喊、要叫，还骂娘！他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
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他问一些老将军：”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可见他已到了何等悲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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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工作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王震将军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形势非常严峻。
王震第一个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之间“穿梭”
，商讨抓“四人帮”的方案。打倒“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他非常着急。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甚至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的情况下，到西山住地看望邓小平，作长时间密谈。
同时，他又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到李先念副总理那里，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奔走疾呼，要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１９７７年３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王震在会上又直言不讳提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他也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的强烈呼吁下，１９７７年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顺应民心的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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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邓主席的命令
邓小平恢复领导工作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极力支持邓小平推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是开创特区的急先锋，他带领国务院十多位部长去深圳。以当年屯边的精神，亲自选项目，亲自下命令。
１９８４年初，他随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特区，为特区正名，为特区呐喊。
１９９１年，王震不慎摔伤，骨折，卧床半年之久。
１９９２年，王震病重，需要切开气管，他不干，医生和家人都没办法，只好求助邓小平家。
邓小平夫人带着女儿毛毛去医院劝慰，说：“小平同志很关心你，问候你，让你一定要服从医生。”王震说不出话，用颤抖的手，一笔一画，郑重地写下几个字：“尊重邓主席的命令！”结果，他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１９９３年２月，王震逝世前不久，在广东休养时，还同正在广东的杨尚昆同志一起盛赞邓小平同志为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宏伟蓝图，使国家日益强盛，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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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
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湖南祁阳人，黄埔军校毕业，１９２７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１９２９年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
１９３３年被捕，发动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后被派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１９４０年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四野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南局常委、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１９６０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
１９６５年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６６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一屁股坐到“刘邓”一边，而被诬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刘邓陶”。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含冤逝世。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谈及陶铸与小平同志的关系，陶铸说：“１９４９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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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
１９５８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
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１９５４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和邓小平，没有很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刘邓陶”是连在一起的，陶铸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在“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从中南局调来北京中央，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字报上登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说，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党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曾志不相信毛泽东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写成“不老实”？为此，还写信问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横杠，并且打上了“？”然后将原信退给曾志。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很猖狂，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中央，是很有用意的。
“中央文革”小组那班人对陶铸起初也是欢迎的，因为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再说，陶铸是个直性子，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
陶铸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陶铸来京，先是住钓鱼台，不久即搬出，因江青想拉他带头向邓小平同志发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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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绝了。因为保一些干部，陶铸跟江青、陈伯达他们顶得厉害，江青对他发了好几次脾气。
特别是１９６６年８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江青会前私下找陶铸布置。
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陶铸不仅自己没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
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以党的会议的形式，组织对刘、邓的围攻。尽管刘、邓还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实际上被“拉下马”了。但陶铸依然认为，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看待。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毛、刘两位主席在一起的照片，陶铸依然照办。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以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一伙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是为“文化大革命”扫除阻力，林彪、陈伯达在会上把矛头直指刘、邓，指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煽动群众、学生起来喊打倒，贴大字报。陶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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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仍认为刘、邓是犯错误，不是敌人，不能喊打倒，不同意学生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毛泽东在会上也对西南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Ｑ正传》。”毛泽东在同李先念谈话时，还将目光转向全体说：“要准许刘、邓革命，允许改。
你们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我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
当林彪于１０月２５日在会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是一条压制群众、反革命的路线”时，毛泽东松弛地摆一下手，语气平和地说：“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我的责任分二线，为什么分一线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地大权旁落，万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
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里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时，毛泽东紧接着纠正道：“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叫他们两个负责。”他吮吮下唇，又强调：“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毛泽东讲话后，虽然还有些人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甚至言词尖厉，但毛泽东对刘、邓所采取的谅解态度是再明白不过了。
陶铸回到家里，痛痛快快地对妻子曾志说：“毛主席讲话了，对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保护的。”
“保刘邓，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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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直、豪爽而又十分天真的陶铸哪里想到，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展开。由于陶铸始终不能遵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相反地，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他总是与“文革”小组那帮人格格不入，越来越对立，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经历过“文革”的人，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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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
邓小平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
刘华清，湖北大悟人，老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师组织部政治处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六旅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第六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
１９８２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８７年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副主席。
１９９２年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从任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起，长期在邓小平部下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华清作为中央军委主要成员之一，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他对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直接和深刻的领会。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共同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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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研讨会”
，刘华清作为军委副主席在开幕式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比较全面地谈了他对邓小平军事理论的认识和体会。
刘华清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军的主要领导和创始人之一。
长期革命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活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