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从新时期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和回答了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实现国防现代化，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
早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精辟分析国际新形势后指出，大仗５年打不起来，应当集中精力整顿军队和国防军工企业。
１９８５年，又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工作做得好，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刘华清认为，这个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重大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科学判断，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我军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了现代化为中心的相对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刘华清认为，十多年来，在邓小平正确理论指导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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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如裁军百万，在精兵合成方面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干部四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和法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等等。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得到了调整，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就提出了国防工业要军转民的正确方针，在这一点上，比某些国家早十几年。实践证明，邓小平新时期的军事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纲领，是我军各项工作的指南。
刘华清还分析了邓小平军事理论的特点。他认为坚定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邓小平军事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一再强调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针对我国国情提出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理论和一系列方针原则，都是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典范。善于从战略高度观察和判断问题，是邓小平的重要思想方法。无论国际国内风云如何变化，他总是以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指出事物的本质。他针对国际形势变化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政策，对把教育训练、科技、人才置于战略地位的论述，都表现出远见卓识的才华和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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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
１９２６年加入共产党。
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去苏联学习军事。
１９３０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长征中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率部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为总前委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５４年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１９６６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同指挥了著名的刘邓大军，开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先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双方相互支持、信任和理解，相处极为融洽，彼此了解甚深。
１９７６年，正当已默默地在病榻上度过了多年的老元帅刘伯承在为老战友邓小平的政治前途担忧时，全国一些大城市里广泛流传着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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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传闻：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这则传闻的真实如何，有待考证。
但它是一种当时政治斗争的折射，是一种民意和民心，也说明了刘邓关系非同一般。人们信赖刘帅的预见力，如同刘帅打仗时的预料性一样（当时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古有知上下５００年的刘伯温，今有刘伯承）
，既然刘伯承认定要邓小平为其料理后事，也就是暗喻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只有邓小平才能担当起治理中国的重任，只有邓小平才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整整１０年之后，刘帅与世长辞，真的是邓小平为其主持追悼会。
他最先来到灵堂，向刘伯承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挡，想起了在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奋战，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遗孀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驻足长辈灵前。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能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在中国，也只有这位死者能独享这份礼遇。
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进程中，常常把一些本不相干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组合成新的“名字”
，如马恩、朱毛、刘邓……刘邓的结合真可谓珠联璧合，“刘邓不可分”
，一直是一二九师、二野部队广为流传的佳话。
按邓政委讲的办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
即使因为斗争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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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两人暂时分开，各为一个指挥所，所发出的报告、命令和指示，仍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签署文件的落款都是“刘邓”。
他们虽为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双全。因此，他们能在军政工作中，长期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在许多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往往是惊人的不谋而合。
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是邓小平同志表过态的事，假若你去问刘师长，他必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
；同样，要是刘伯承同志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他也必定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
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同志，可以放手大胆工作，而绝不用担心因为按一个首长的指示办事另一个首长会不高兴的问题。
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刘邓大军神速地强渡了黄河，涉过了黄泛区。接着准备徒步渡淮河的当晚，司令部驻扎在淮河北岸的息县、临河一带。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由他指挥阻击尾追之敌，李达参谋长指挥渡河，刘司令员和张际春副政委先行渡河，指挥进入大别山的部队。大家一致同意政委的意见。
刘司令员说：“政治委员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刘伯承尊重党在军队的领导和信任政治委员是发自内心的，他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我死后，只要能在墓碑上刻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就心满意足了。”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有句名言：“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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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之所以能使敌人闻风丧胆，所向披靡，最大的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在于这“人和”二字。刘邓大军中确确实实是政通人和。曾经在第二野担任过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前线特派记者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很难放进一个‘，’号的。”
其实，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性格、爱好并不相同，邓小平同志业余喜欢在“黑桃”
“方块”
中斗法，在麻将城中摆方阵；捧读各种文史哲书籍。刘伯承同志则在业余时间里主要是编写、翻译军事著作，茶余饭后喜欢谈谈天，说说笑话，在军中他有“口头娱乐家”之称。所以，刘伯承平时总是不失时机地收集各种军事材料。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邓小平在延安开会，刘伯承在发往延安的电报中，还请邓小平同志在后方给他买这方面的书籍。邓小平也是乐意千方百计地给他买。
在平时的工作中，许多的具体事邓小平同志总是抢着去干，他常吩咐下属：一般的事不要找刘师长，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只有大事才去找他。
常言说：“难中好看人，难中好救人。”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关系有许许多多的感人例子。
最突出的是１９５８年那次“反教条主义”事件。那一年不仅是全国“创高产”
、“放卫星”
、办“大食堂”
、“吃大锅饭”
、“大炼钢铁”的火红岁月，也是我国军界飘浮阴云的年代。当时军内大肆掀起了“反教条主义”
，军界元老之一刘伯承首当其冲。一纸电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从病床上爬起来，带着３９℃体温和血压很高的病体，进京去军委召开的大会上作检讨。作为一老军人，对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何命令，从来就是坚决地执行的。
刘伯承来到北京，汽车在怀仁堂前停住。元帅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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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迎上来，紧紧握住元帅的手，默默无语。在讨论这项议程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示：“伯承同志是位组织性很强的老党员，他的身体不好，只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当时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也表明了相同的意见。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难以摆脱惯性运动的规律，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公开检讨，有的意见甚至还相当尖锐。
元帅走进会场，一千多双眼睛注视着他，他竟老泪纵横！
元帅作检讨，台上声泪俱下，台下鸦雀无声。元帅讲完，全场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作检讨还赢得如此热烈的掌声，历史上罕见的现象。这里面交织着多少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为老战友说话：“伯承同志对党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视的，我和他相处多年，深知他的党性观念之强，组织纪律性之强。”
陈毅元帅等也仗义执言。
历史匆匆地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难的道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也迎来了光明。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１９８６年，他又专门撰文再次说：“１９５８年批判他（伯承）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刘邓相互关心
刘伯承一生朴实，他对于老战友邓小平同志的深情厚谊，千万感慨就汇集在他平时多次对部下所说的一句话：“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真是“无声胜有声”
，这其中包含了多少敬佩、多少情意、多少理解和支持！
刘邓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佳配合，而且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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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甚至两家的关系都融洽如一家了。
１９４５年平汉战役前夕，刘伯承、邓小平两家住在涉县赤岸村的一家院子里。当时，刘伯承的大儿子已７岁，叫刘太行。邓小平的大儿子２岁，还没有取名，因为长得胖，就叫他“胖胖”。一天，两家坐在院子里聊天。卓琳说：“咱们孩子都２岁了，总叫胖胖不行吧！
要是长身瘦，就总叫瘦瘦？
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他取‘太行’吧。
叫‘邓太行’。“但又一想说：”不行，不能都叫‘太行’呀！伯承同志，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个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应说：”那么，“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的几个字拿来，”我刚才写了‘朴实方正’４个字，这孩子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叫个‘朴方’好不好？“大家一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很好！就叫‘朴方’吧。“卓琳拉住胖胖说：”快，快谢谢伯伯。“从此，邓朴方的名字便叫开了。
１９４２年，刘伯承诞辰５０周年，中共中央为表彰他的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决定在太行山举行庆祝活动。这天贺文、贺电如雪片飞来，其中包括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林伯渠等人的。邓小平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极富特色的贺文。
文中除了赞颂刘伯承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功绩外，还指出了他的“缺点”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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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由此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