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51部分

　　　　刘邓相互关心的许多事例是很令人感动的。

　　　　１９４２年，邓小平去中条山，刘伯承留在太行。他们分手后，刘伯承极为关心邓小平的安全，老是到作战科和机要科去问邓政委过了白晋线敌占区没有。一天，机要科收到陈赓的电报，说是当晚将通过白晋线。那天夜里，刘伯承一夜未睡，守在作战科等消息，直到快天亮时，陈赓来了电报，刘伯承就站在译电员旁边，译一个字看一个字，还不时地猜一个字。电报还没译完。他知道邓小平已完全过了白晋线，就回去睡觉了。

　　　　在大别山，为反敌人围剿，刘伯承去外线指挥。邓小平留在大别山。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风雪给刘伯承送行。

　　　　他们并肩步行，过了一坡又一坡，走了一程又一程，像有说不完的话。刘伯承知道，一旦敌人发现我军转向了外线，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将会更险恶。于是，刘伯承执意要把警卫团留下，说：“我带一个排去就足够了。”并叮嘱李达参谋长，一定要注意邓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

　　　　，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给刘司令准备一盏美孚灯。他们分手后，刘伯承立即吩咐各部：“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找我们的邓政委。”

　　　　他还反复交待：电台要按时与邓政委联络。

　　　　此后，每天早晨起来，刘伯承的第一句话总是：政委在什么位置？几时取得的联系？他周围的敌情如何？我军的位置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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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同志在《悼伯承》中深情而又沉重地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们一起工作，是１９３８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

　　　　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１３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

　　　　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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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

　　　　按邓小平的思想搞下去，中国就会有更大发展

　　　　聂荣臻，四川江津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赴苏联学习。

　　　　１９２５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北伐战争，任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区执委军事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南昌起义中任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１２月参与广州起义。

　　　　１９２８年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

　　　　１９３１年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五师副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

　　　　１９４９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兼军管会主席、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１９５４年任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同年１１月任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８年兼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上当选为国家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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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与邓小平是四川老乡，在７０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们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一起走过长征。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调中央后，他们两家住隔壁，加之都是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来往更加频繁。

　　　　后来不住在一起，但仍亲如一家，即使逆境中也不变。

　　　　１９７５年冬，周恩来病重，“四人帮”猖獗，全国掀起“反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处境很困难，有的人不敢去见他。聂帅知道后批评说，小平同志还兼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为什么不向他请示报告工作？周总理逝世后，聂帅在去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后，还特意转到东交民巷看望住在那里的小平同志。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聂荣臻十分担忧，时刻关心着邓小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１日，聂荣臻对前来看他的杨成武将军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

　　　　‘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并要杨成武立即将此转告叶帅。正是老帅们的支持，才顺利地抓获了“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聂荣臻极力支持邓小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１９８８年，邓小平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元帅得知，便与彭真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暂不能退，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再干几年，这是革命利益的需要，是全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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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全国人民的期望。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８６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９１岁的老兄聂荣臻。而聂荣臻，即使在病榻上也时常不忘问候邓小平，临终前不久还高度评价邓小平。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聂荣臻让秘书先后读了三遍，没听清的地方，他都要再仔细询问一遍。

　　　　他边听边深有感触地说：小平同志了不起！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就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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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毅仁：

　　　　中信公司的成绩归功于邓小平

　　　　荣毅仁，江苏无锡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国乃至世界著名人物。

　　　　１９８６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刊物《幸福》半月刊组织评选出世界５０名知名企业家，荣毅仁赫然榜上。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荣毅仁出身于中国工商界有名的荣氏家族，１９３７年在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也投身于实业，并很快显露头角，成为年轻有为的实业家。

　　　　１９４９年初，中国大陆面临全部解放，不少富豪大亨离土而去，荣氏父子却留了下来。然后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有“红色资本家”之称。

　　　　１９５７年，荣毅仁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１９５９年调任纺织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地成了“专政”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又重返中国政治与经济舞台。

　　　　１９７９年，邓小平找到荣毅仁，希望他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出谋划策。荣毅仁拿出了“走国际惯例，成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方案。这一建议马上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说：事情归你管，人员由你选。

　　　　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５０万元资金，十几个人，租房办公起家，现已发展成拥有５１０多亿元人民币资产，海内外企业数百家，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中信公司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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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受到社会普遍公认。在中信公司建立５周年之际，邓小平为之写下了８个期望与赞誉的大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在１９９２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荣毅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辞去了中信公司董事长职务。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荣毅仁十分感慨，并联系中信公司发展的历史，在《人民日报》撰写文章，畅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荣毅仁说：１９９２年是具有不平凡意义的一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反复学习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愈加觉得谈话阐述的理论如高屋建瓴，剖析问题切中肯綮，充满真知灼见。它对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对此，荣毅仁深表赞同，并做了深刻阐述。他说：认真学习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就会理解，实事求是是其思想出发点，也是小平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贡献。

　　　　４０多年来，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过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的时候，也有过艰难困苦、曲折反复的时候。失误的教训，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脱离我们的国情和实际，照搬本本，搞形式主义。

　　　　１９７８年，小平同志十分英明地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左”的僵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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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藩篱，为把中国推上改革开放航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正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一思想出发，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方针。以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十几年来，根据这条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荣毅仁认为，就经济工作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只要符合经济规律，行之有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科学，就可以利用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中信公司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创立的。荣毅仁说：回顾小平同志关怀下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走过的十余年历程，感触良多。

　　　　中信公司筹建之初，小平同志即指示，公司要为对外开放服务，按经济规律办事，排除官僚主义干扰，并给予公司以经营和人事自主权。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在公司章程中明确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现代化的科学经营管理”。十余年来，中信公司努力开拓创新，按国际惯例办事，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中行之有效的作法，积极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走的道路并不平坦，而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阻力中前进的。如果说中信公司十余年为国家的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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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作出了一些成绩的话，那完全是由于公司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同志“勇于创新、多做贡献”的指示，实事求是，努力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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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震林：

　　　　邓小平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早年参加革命，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区特委书记。

　　　　１９２９年后，任红军纵队党代表、司令员、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兼政委。

　　　　１９３４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第四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师师长、政委兼苏南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副政委，内线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七兵团司令员。

　　　　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委员。

　　　　１９４９年后历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企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５４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９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农村办主任。

　　　　“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１９７４年恢复工作后，历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中共第七届、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谭震林与邓小平曾在淮海、渡江战役中同在总前委共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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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又与邓小平同为中共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大。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