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
、寻（邬）
、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２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３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
、毛（泽覃）
、谢（唯俊）
、古（柏）
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的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
罗明、邓小平、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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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抑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
，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
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
这时，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
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党中央书记）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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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
、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地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
，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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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曾去苏联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科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４年１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之一。
１９３７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１９３８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遭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列为“邓、毛、谢、古”之首，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
邓小平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的事情，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是从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知道的。王稼祥是一个正直的中央领导干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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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回国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创立了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他想：临时中央领导人怎么凭个人意气办事，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中央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王稼祥是１９３１年冬天从上海来瑞金的，开始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后来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长、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他年轻有为，善做政治工作，被称为“红军政治工作之父”
，他才华横溢，重视人才，关心干部，为红军指战员所称赞。第四次反“围剿”后，他和周恩来在乐安县谷岗村一座大庙里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被敌机炸伤，这时正卧床养病，总政工作由贺昌一人承担。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正激烈，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到三军团指挥作战去了，后方机关几乎是空的。因此，他提议邓小平任总政代秘书长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分正确的。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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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
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把电话筒一甩，用手捂着伤口，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王稼祥见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同志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一口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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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李维汉支持博古的意见，王稼祥这才会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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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聚奎：
邓小平很早就有烟瘾
李聚奎，１９０４年生，湖南涟源人。
１９２８年随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纵队政治委员、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四野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石油工业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委、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
１９５５年授予上将军衔。
１９３５年５月初，红军主力从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当时，前有急流，后有追兵。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红军想方设法，在皎平渡搜来７只小船，３５０００人经９天９夜，全部渡过江去。
当时的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率部在龙街渡几番设法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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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不成，遂奉命率部到１２０里外的皎平渡渡江。
据他回忆，他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邓小平同志。邓小平一见到他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李聚奎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
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
李聚奎他们抵达对岸时，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渡口一个崖洞里倚望渡江部队。部队渡了几天，他们就在这个洞里望了几天，一直到红军全部渡完才离开。
１９９１年初冬，李聚奎老将军告诉前来探望他的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你的爸爸，知道红七军。这次过金沙江是第一次认识你爸爸，以后，我们就熟了。我以后在他领导下打了好多年的仗！”
１９３５年８月，红军长征到了毛儿盖以后，红一方面军开了个联欢会，在会上，李聚奎再次遇见到了邓小平，这回他们可是熟人了。
李聚奎回忆说：“联欢会上，在河坝里搭个台子，请张国焘讲话。我们几个人在下面讲笑话，其中就有小平同志。那时候，我们一师刚刚得了点烟丝，小平同志对我说：‘你给我烟，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问他：’什么好消息？
‘他说：’你不给我烟，我就不告诉你。
‘我说：’那个简单！
‘就从衣袋里摸出洋铁盒子递给他说：’抽吧！
‘小平同志笑着说：’告诉你个好消息，你升官了！军委决定调你到红四方面军去担任三十一军参谋长，命令已经下来了。
‘那时候，一方面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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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四方面军兵多干部少，所以向一方面军要干部。“
之后，李聚奎又去问聂荣臻，聂荣臻也证实了这个消息。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聚奎就调任三十一军参谋长。
长征后期，李聚奎参加了西路军。
１９３７年３月，西路军失败，队伍被打散，李聚奎只身东返，沿途乞讨，终于找到党中央，回到红军队伍中。抗日战争时期，李聚奎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青年纵队政委、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一纵队副司令员等职，参加指挥了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参与了冀南、鲁西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辟，１９４４年赴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他说的在邓小平指挥下打了好多年仗就是指的这一段，以后就到东北野战军任职去了。
在《李聚奎回忆录》里记述了两桩感人的事迹，一桩是邓小平政委十分重视统战工作。
１９３８年５月，李聚奎随徐向前副师长率部到冀南开拓工作。李聚奎受命前去改造冀中武强地区武装段海洲部，并任该部政委。通过做工作，段部加入了八路军的光荣行列。不久，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来冀南视察工作，住在威县附近，李聚奎去他那里汇报改编段部情况，并请他与段海洲见面，邓小平同志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邓政委置办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段海洲，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说话，肯定了他率部参加八路军的明智之举，勉励他不断进步，使段非常感动。
另一件事是１９４１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太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