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励他不断进步，使段非常感动。
另一件事是１９４１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太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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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作了详细的指示，邓政委特别叮嘱李聚奎：“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
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李聚奎回忆说：”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该好好注意。“
薄一波在《李聚奎回忆录》序中，对他们一起战斗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然而这与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教导也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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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月琴：
邓小平与罗荣桓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非常合得来
林月琴，安徽金寨县人，著名女红军战士，罗荣桓元帅夫人。早年在家乡参加革命，加入红四军，长征途中任女工兵营长。
１９３７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月琴随罗荣桓奔赴山西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期间，林月琴陪罗荣桓从苏联回国后，在哈尔滨创办东北部队子弟学校。建国之初仍办教育，是北京“十一”学校的创始人。林月琴一心一意当好罗帅的助手，有贤内助之称。
“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月琴担任总政干部部顾问，１９７８年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３年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与罗荣桓就认识。罗荣桓在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中历任要职，后担任红四军政委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也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职，直到１９３５年９月长征途中，才又被任命为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从过草地开始，罗荣桓与邓小平一起行军。他们一个是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一个是一军团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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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只差两岁，遭遇也相同。因此，长征路上，他们“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
当年一起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罗帅夫人林月琴对前来访问的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罗伯伯和你爸爸两个人，一个人一匹马，１９３５年长征一直在一起。那时候天天就是行军，罗伯伯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你爸爸就经常说笑，哈哈地笑。他们这些人在一起就经常一块儿吹牛，吹牛吹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好吃。说辣椒好吃，一说辣椒就直流口水。说回锅肉好吃，一个说四川的回锅肉好，一个说湖南的回锅肉好。反正没有吃的，精神会餐嘛！那时候他们没有烟抽，就沿线找点破纸，找点干树叶子，拿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你爸爸还说：‘我是香烟厂制烟的！
‘过草地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在河沟里洗澡，四川人、湖南人都爱干净。“
林月琴还说：“你爸爸和罗伯伯，性格上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他们长征时行军在一起，宿营在一起，非常合得来！”
邓小平自己也曾说过：“我们是无话不谈。”
其实，无论是长征，还是以后的战争年代或者解放后，他们都十分合得来。尤其是解放后，他们经常往来。罗荣桓病了，邓小平和夫人常去看望。
５０年代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４幢房子，本来分给邓小平一幢，邓小平让给了罗帅。
１９５５年，罗荣桓被授元帅衔，还特意请邓小平等老战友的客。林彪虽长期同罗荣桓共事，但两人私交并不好。
６０年代，林彪制造顶峰论，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对此，罗荣桓表示反对，邓小平坚决支持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对罗荣桓十分尊敬，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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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他为人朴实、诚恳和厚道，在干部中很有威望。
１９６３年罗荣桓逝世，邓小平及全家都很悲痛。现在，这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卓琳与林月琴两位老太太还时不时相互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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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业：
邓小平很会做政治工作
梁必业，１９１６年生，江西吉安人，１４岁参加红军，是从“娃娃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历任红四军政治部干事、十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抗战期间，任八愿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教导团政委。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副政委、政委、四野三十八军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长，解放军政治学院教育长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军事科学院政委，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任职，先后任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直至抗战爆发后调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段时间里，梁必业也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对邓小平了解最多。几十年后的１９９１年，梁必业将军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谈论起小平同志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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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注意宣传工作
邓小平是１９３５年六、七月间，由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的。
梁必业说：“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思想，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
过了草地后，干部们经常下到部队去，那时候队伍不多，早上去，晚上就回来。过了草地以后，宣传工作的内容也多了起来，主要是教育干部战士，讲形势，讲英雄事迹。到了吴起镇后，一军团组织了一个参观团，由李富春、黄克诚带队，去十五军团参观。还组织了一个战士剧社去慰问演出。“据梁必业说，那次慰问演出，小平同志没有去，但对他们交待了注意事项，还专门从中央请了一个艺术家来教他们排演节目。
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０岁的梁必业养病归队，到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当队长。
梁必业说：“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常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那时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干部。
在宣传队，我们经常进行政治学习，还要测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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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后政治教育就更多了。我们办宣传队需要人，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兵入伍，有点文化，可年龄较大，有３０岁了。邓小平叫警卫员把他分到宣传队。我一看，是个老头儿，就不要。警卫员告诉邓小平。邓就说：‘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邓小平处理问题就是这么简明扼要。结果这个人很不错，演老太太很像，工作勤勤恳恳，宣传队里的小娃娃也全靠他照顾。“
据梁必业介绍，宣传队还编了一首《中央红军长征歌》，歌词是这样的：“中央红军出发自江西，十二月长征历尽险山和恶水，战胜白军与团匪，行程二万五千里，大小五百余仗，都打垮敌人，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英勇的、红色的英雄无坚不摧，终于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的‘围剿’，胜利向前进！”
７０多岁的梁老将军至今一字不忘，唱起来依然气宇轩昂。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１９３６年２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亲自率领下，实行东征。邓小平带领的政治部宣传部也东渡黄河。梁必业将军说：“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
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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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调查研究
邓小平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中央两次直接派邓小平到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第一次是一军团驻陕北雨珠时。当时红军东征回来不久，邓小平刚接替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调红军大学学习。
邓小平是和罗瑞卿一起，受中央直接派遣，在一军团的一些部队做调查研究、考察干部的。据当时在红一军团第四师当团政委的王平将军回忆：中央派中央保卫局长罗瑞卿和邓小平来了解情况，找了大部分干部谈话。王平是第一次认识邓小平，那次他对邓小平的印象是：很冷静，严肃认真，讲话不多，但简明扼要，讲话句子短，好记录，而且观点明确，讲的都是有用的话。调查完以后，罗瑞卿和邓小平二人向中央做了汇报。
第二次是１９３６年８～９月间，军团政治部驻宁夏的豫旺地区的五里洞。这时中央军委托邓小平带一个检查团到十五军团检查工作。梁必业将军说：“邓小平带了我、唐亮和蔡元兴三个人，由一个１２人组成的精干的警卫班掩护，到驻陕北的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和七十五两个师去检查工作。邓主要是和师团干部谈话，我们是和下面的干部战士谈话。
这个任务，是中央和中央军委派邓去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回来后，邓向中央做了汇报。
中央两次派邓小平去做调查研究，说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邓小平是十分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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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梁必业说，这个时期，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的社论，都是由邓亲自撰编的。他说：“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
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是他的特点。“
特别抓干部教育
红军东征回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宁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向陕、甘、宁三省交界之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实行西征。
从１９３６年５月至７月底，红军迅速扩展了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都得到相应发展。
此后一段时间，局势相对稳定。利用这个机会，部队进行了训训和教育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宁夏七营川办了一期学习班。
据梁必业将军回忆：“东征回来以后，我们筹了款，筹了粮，还从山西带回不少的骡子。西征以后，仗打得少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已开始与我们搞统一战线。
这段时间里，小平同志任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朱瑞。邓管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和教育工作，特别是抓干部教育。我们这些人，从小参军，要讲比较系统地学政治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习班的课，从政党、领袖、群众讲起，讲社会发展史。我们听课，讨论，还测验、打分数。朱瑞、小平同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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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课。
许多部队的同志在这里把参加革命的朴素的阶级觉悟，逐渐向理性上升，建立了理性觉悟。“
当时在一军团做侦察工作的苏静将军也说：“１９３６年小平同志组织我们学习，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
学世界知识，学社会发展史和马列主义。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课，给我们发学习资料，出卷子考试，还打分数。有时开讨论会，我们问问题，他解答问题。以前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打仗走路，这次小平同志组织的学习，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据梁必业将军介绍，政治部除了抓学习教育工作以外，还要管敌军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宁夏是回民居住比较稠密的地区，因此，还要开展对回民的工作。另外当地哥老会的势力很大，也要注意对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邓小平管的。
对干部要求很严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２日，红一军团到达甘肃宫河镇一带，军团政治部驻王家楼。
梁必业将军说：“在王家楼，我们住一个小院子，两个窑洞，小平同志和我住北面的一个，警卫班住南边的一个。周围有一个小围墙，东面有一个小菜园，我们租来修了一个‘克拉克’球场。我们每个人每月发５元钱，邓的钱由我管，他喜欢喝可可粉，我有机会去三原时就给他买点。吃饭政治部一个锅，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