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有时有肉。我们军团政治部有一个炊事员是从江西来的，会做红烧肉，来军团开会的干部都喜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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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吃红烧肉。邓的生活很简单，但很规律。吃完晚饭后，他常去散散步，然后又看书，疲劳了就打打克拉克球，或者看看战士们打篮球。邓同总部联系多，特别与当时的总政副主任杨尚昆联系多，杨每次来信都是鼓鼓的一大信封。邓几乎每天都要去驻在宫河镇的军团司令部看电报，或者和聂荣臻、左权同志他们去谈事情。邓对干部要求很严，他说：‘我这个主任，是要管师长的！
‘一军团的师长、政委们，不管谁到司令部来，都要到政治部来请示邓主任。我那时当总务处处长，机关的一些同志想买点好的东西，买好一点的信封信纸，连浆糊也不想自己做了，想买香糊用，邓批评了，以后就不敢了。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刘伯承、萧克他们率领的援西军经过宫河镇时，他们都来王家楼看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艰巨呀！
‘西路军失败后，援西军停在庆阳一带，后撤回陕北。中央召开了一个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央委托杨尚昆、罗瑞卿和小平同志三个人负责。开会的地点就在我们王家楼。尚昆同志来后，和小平同志、我三个人住一间房子，罗瑞卿个子高，一个人住那间警卫班的房子。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我们政治部负责，要管组织会议、生活和安全保障。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梁必业将军满怀感慨地说：“我们一军团前后一共有过五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两任，时间最长。小平同志两年，在他的那个时期军团政治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来抓。朱瑞任过一段，李卓然时间最短。我学习做政治工作，第一个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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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学习，第二个是向小平同志学习。
小平同志有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强，有用不完的精力。“
１９３７年１月，因朱瑞调任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接替朱瑞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主管一军团的政训工作。
邓接任后军团政治部办了政训班，军团直属机关的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
梁必业将军对那段生活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学习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学员们每天早上起来出操、跑步，学军事、武器、运动战，还搞比武活动。政治课是小平同志给我们讲。他每天早晨起来看书、备课。他备课的时候，不让我们吵。他给我们讲课，讲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讲起。他给我们讲什么是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给我们讲社会主义必然会代替资本主义。我们一礼拜上一堂课，课堂是自己搭的。在院子里，我们用席子搭了一个棚子作教室，一个黑板，向老乡借了二十几个长条板凳。邓每次都是一到时间就讲课。有一次供给部的人迟到了，邓一开课，拿起笔就在黑板上写下：‘供给部迟到。
‘写完就开始讲课。供给部的人来了，一看这几个字，赶快悄悄坐下。邓没有批评人，但是以后再没有人迟到了。小平同志给我们讲的都是基本道理，很朴素的道理。许多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系统教育。他还教我们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外国歌，许多人不会唱或唱不准。我学会唱国际歌的音调，就是从邓那里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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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六、七月时，邓小平接替傅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政治部副主任，也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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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宇：
他们是一座威严的山
杨国宇，１９１４年生，四川仪陇人。
１９３３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四团排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译电员。参加红军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译电员、译电组组长、机要科科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交通队队长，运输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一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基地参谋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
１９６１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杨国宇曾在刘邓大军内工作１３年，并主要在司令部工作。
与邓小平直接接触较多，对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和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与思想发展的轨迹有较深的研究。先后编著了《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邓小平二十八年间》（合编）
、《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一、二、三编）
》（合编）等有关刘邓的书。
陈赓真的只怕邓小平
毛泽东晚年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杨国宇对此是有体会的，他说：“这个‘怕’字，据我的理解，也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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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办事果断，很有权威。而要形成这种权威，决不是单纯地依靠发号施令，而是要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
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
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１９４０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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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中，刘邓部队的纪律强、士气高。
杨国宇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日寇恼羞成怒，集重兵向我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彭德怀命令我们集中全力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关家垴。
发动进攻那天，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
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夜１０时许，接彭老总电令，规定次日４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４时开始到中午，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增大。只见刘伯承在指挥所里拿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
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
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
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最后有些残敌钻进山洞不肯出来，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
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况酷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指战员正遵照这些威严的命令浴血奋战，真是军令如山倒，义无反顾。
这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其实，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刘邓的权威还建立在他们的战略思想上。
杨国宇回忆说：在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速歼羊山劲敌后，毅然南进，千里跃向大别山。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直插敌人战略心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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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并且建立了根据地，扎下根来。这样的战略谋划，使人不能不也不得不服，不能不也不得不“怕”其权威。毛泽东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鼓励，也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高评价。
他们是座威严的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中，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害怕刘伯承，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
；也害怕邓小平，他们曾把邓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在相片下面加了“在太岳”三个字。所以，杨国宇说：“当刘邓连结在一起时，就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杨国宇曾在刘邓麾下１３年，对刘邓的合力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刘邓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于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特派记者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给杨国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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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２年春夏，为了扭转根据地因敌人“扫荡”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去中条山，刘留太行山。两人分手后，刘一直担心邓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一天晚上收到邓的电报，说是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师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等电报。作战科参谋一下子又到机要科来问电报，问得机要科的人都烦了，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天快亮时，刘师长来机要科，适陈赓来电，他就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两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
、“号令”
、“命令”等，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突然改变自己原制订、中央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４个纵队１２万人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驱大别山。
８月３０日，邓小平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把高度集中的部队撒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地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
后来。
蒋介石动用４个整编师，３３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刘邓为了调动围困大别山的敌人，决定一方面内线继续作战；一方面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阵势。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邓再次分开。分手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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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原局机关所住的地方与敌人所宿之处相邻。真险，双方疲惫不堪彼此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于是各机关闪电般集合转移。这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枪声大作，敌机也在我们上空盘旋，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未发现。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
此时，邓小平听到枪炮声，估计刘遇敌情，马上命令六纵派部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南来。直到不久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才完全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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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
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戎子和，１９０７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
１９３６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
１９３７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