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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有切身感受的。当时由于张香山只经历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所讲的在正确路线领导下能够不断地获得胜利的这个论断，通过自己３年来的战斗生活，是易于领会的”。而邓小平则在１９３３年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受到批判，并被撤销职务，最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自己所谈到的“三上三下”中的第一次“下”。因此他对正确路线下工作如何幸福，要比张香山理解得更深刻更透彻。张香山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小平同志作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三年冬季，太行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转入了抢救运动。这时我才亲自看到了错误的政策会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并使许多干部经受多大的痛苦，不过抢救运动毕竟还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某项工作的政策性错误，所以它是比较容易被纠正的。使我真正地体会到错误路线给党造成的危害是如何巨大，深刻地认识到在错误路线下，党员干部是无法为党为人民做出像在正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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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所能做出的那样的成绩的，并且深深地感到错误路线下，一个正直党员的内心是如何痛苦，毕竟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了。这已是后话。不过，在‘文革’这段痛苦的生活中，我就会常常地想起小平同志的那次讲话，并且怀着一种热烈的期望，企盼着错误路线被纠正的这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又能享受到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那种幸福。“
早就反对个人崇拜
邓小平早在５０年代就对反对个人崇拜进行了尝试。
那是１９５６年，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意味深长地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这个报告中，他讲了下面一些话：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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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与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和执行。
张香山由于长期与邓小平同志接触较多，因此对这些论述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虽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实际上并未彻底地解决苏共的个人崇拜问题。
中共八大，小平同志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但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并未被纠正，相反的，却是更加滋长起来，以至发展到了极点。这个事实从反面证明了小平同志在八大当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真正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也证明了任何正确的理论，只有被群众所掌握，才能形成为物质的力量，否则是无济于事的；同时还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带有封建性的社会和国家中诞生出来的共产党，要防止和克服个人崇拜，是如何艰巨而且是要经历长期过程的。“
出国不带秘书
由于解放后张香山在中联部工作，此间邓小平也分管中联部工作，他曾先后７次跟随邓小平赴苏。因此，他除了对邓小平的讲话、论断深有体会外，对邓小平的领导作风也极为赞赏。
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出国讲究的是免除繁文缛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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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出访。张香山对此回忆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的场合，他从来不向主持组织代表团出访的单位，提出礼宾上的或生活上的要求。同时对主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安排，也无意计较。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政治会谈，关于代表团的团员和随行人员，总是力求做到很精干。
小平同志自己一般不带秘书。这方面的工作，依靠代表团的工作班子来做。也不带随身医生或护士，最多带上一个警卫员，但这也仅仅是为了照护一下日常生活而不是名符其实的警卫。因为到了外国，警卫工作只能由邀请方面来负责。作为团长的小平同志是如此安排，其他团员也就随着从简了。
这样代表团就减少了很多冗员，同时也就减少了代表团内部事务，而整个代表团集中注意力于对外工作。当然，小平同志率领的都是党的代表团，而不是政府代表团，这样也就易于做到免于官气或少些官气。但是党的代表团要摆官气，也未尝不能摆一摆的，我是见到过这样的事的。总之，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小平同志率领的党的代表团那样轻装出国，我认为是一个好的风气。如果能保留下来，该是多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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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守志：
邓小平在渡江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
向守志，四川宣汉人，１９３２年参加红军，曾任区游击队长、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支队副队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五纵队二十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
１９６０年后任炮兵技术学院院长，炮兵副司令员，第二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１９８２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向守志多年在刘邓大军中担任一般指挥员，对刘伯承、邓小平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有较多了解。
临战受命快刀斩乱麻
１９４８年底，淮海前线捷报频传。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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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委统一指挥下，继１１月２２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之后，１２月１５日又全歼黄维兵团。紧接着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再全歼社聿明兵团。淮海战役硝烟未散，党中央毛主席又做出了举行渡江战役的最后战略决策。邓小平为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用中央的指示在指战员中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出了渡江战役的总设想和总要求。经过在商丘召开的总前委会议讨论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这个关于渡江战役的总设想总要求。同时明确规定：为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决定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５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中央还指定刘、邓、张（际春）
、陈（赓）
４同志参加由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向守志是渡江战役的参加者，他回忆道，“在大战前夜，党中央、中央军委对邓小平同志的两项命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连同已经任命的中原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以及二野前委书记，集五大职务于一身，赋予他领导华东和中原党、政、军、民的大权，表明了中央对邓小平同志的高度信任和器重，也是对邓小平同志赫赫战功和不凡才华的褒奖。小平同志临战受命，其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他快刀斩乱麻，首先抓的就是让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部队中迅速地贯彻落实。以中央的精神来统一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以求步调一致。
随即两大野战军圆满完成了整编任务，改编为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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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军，从组织上保证了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
３月底，小平同志在充分听取了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渡江作战的部署，他请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张震同志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作战命令。善于从宏观全局上观察和思考问题的邓小平同志，在审阅了张震起草的作战命令初稿后说：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项即可。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作战纲要，即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与有关同志逐段研讨后上报中央军委。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向守志同志说：这个“纲要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在纷乱的形势中化繁为简，把握事态，是坚定性、科学性、周密性、灵活性和可行性的有机结合”
，它“是宏观决策的典范”。
在渡江战役中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把握渡江的时机
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总前委及第二、三野战军首长都十分关注并且多次慎重研究和磋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什么时间发起渡江战役最适宜。
向守志回忆说：“小平同志身为主帅，更是为此操心尽力。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央军委提出了于１９４９年秋举行渡江作战的最初构想，１２月中央军委又根据当时的战况，提出大约在１９４９年五、六月举行渡江作战的构想。
１９４９年１月由于淮海、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我军的急剧变化。这时国民党军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我军却正是士气高涨，装备改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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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之时。而且国民党军政内部矛盾重重，中央军委认为实施渡江战役的基本条件已经接近成熟，因此要求两大野战军准备在三月、四月渡江南进。邓小平接到指示后，于２月８日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讨论渡江作战问题。
总前委认为以３月半出动，３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
因为这时敌人内部在政治上的矛盾尚未解决；在军事上是守江岸、守京沪要点，还是退守浙赣线，犹豫不决；在季节上４月初之前雨水少江水小，有利于我军作战。中央军委迅速同意这一方案。
３月８日，邓小平、陈毅同志正在党中央西柏坡开会，他们得知我党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我军渡江作战必须推迟到４月１０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一起研究后，认为４月１０日正是阴历十五，月圆通宵，不利我军求得突破江防的突然性，主张推迟到４月１５日黄昏渡江。
获得了中央军委的赞同。他们立即致电第二、三野首长，阐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军事行动要严格受到和谈进程的制约，决不允许有独立于政治斗争全局之外的任何军事行动，一定要达到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高度统一。
４月１４日，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又致电总前委：国共和谈截至４月２０日最终期限，因此军委决定４月２５日后渡江。
邓小平同志接电后，立刻听取侦察报告，查阅了近１０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５月初江水开始上涨，且水势之大胜过七、八月份，两岸湖区多被水淹，江面增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增加许多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草均渐紧，如果过久推迟渡江时间，势必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
于是，小平同志与陈毅同志商量，将渡江时间限定在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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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日夜。这样，一来我政治上主动，战斗渡江是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二来气候条件有利，４月２０日夜是阴历２３日，月出于后半夜，且为下弦月，有利于我军渡江的突然性。
于是总前委４月１７日呈报了我军全线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中央军委、毛主席于１８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部署。
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２０日开始攻击，２２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当日，邓小平签发了总前委给野战军的电示：”整个战役从２０日晚开始后，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的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广大指战员和民兵都抱定一个信念，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向守志深有感触地说：“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对渡江战役全过程的指挥，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役主动权，把握关节，有主有从，点面结合，灵活用兵，表现出了战场指挥的果断、巧妙和艺术的高超，使渡江战役获得了迅速、彻底的成功。”
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