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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指挥艺术
邓小平依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实施正确的作战指挥。一是对总前委成员进行了科学分工：刘伯承同志由张际春、李达协助，直接指挥西突击集团（含四野一部）
，由棕阳镇至望江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桐城的一所中学里。粟裕同志由张震协助，直接指挥东突击集团，由张黄港至三江营段实施渡江，前指设于泰州东南之白马庙；同时，为了便于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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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粟裕统一指挥和协调东、中突击集团的行动。谭震林同志直接指挥中突击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邓小平和陈毅两同志位于安徽肥东县之瑶岗，主持全局，使用华东局电台，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二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的总前委，依据敌军的江防部署——马垱至贵池地区是东线汤恩伯、西线白崇禧的结合部，指挥不统一，战斗力薄弱，因此决定由谭震林直接指挥的中突击集团先于东、西两突击集团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军的注意力于南京以西，掩护直捣沪宁线的东突击集团主力渡江，并便于中突击集团渡江后迅速东进，尽快与东突击集团会合。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总前委还特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宜昌、沙市方向突击，引诱白崇禧集团西顾；接着指挥二野第四兵团占领麻城，吸引武汉、九江之敌；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直取信阳，威逼武汉，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如此虚虚实实，造敌错觉，使敌军处处被动挨打，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是抓住战机，歼灭敌军重兵集团。我军顺利突破长江天险后，敌军慌忙撤退，企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紧紧抓住有利战机，及时调整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先后筹划了两个歼敌重心，形成了两个大包围圈。
四是敌变我变，灵活用兵。五是以大无畏气慨和严密组织，与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军渡江后三日，就解放了南京。面对此情此景，同邓小平坐镇总前委指挥全局的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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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成功后，我军逼进上海，蒋介石下达命令一方面要死守上海，另一方面又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志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杀害所谓政治犯。同时对部队内部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蒋介石发布了“十杀”令，使得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向守志回忆道：“小平同志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十分紧迫而又艰难的现实，与陈毅、粟裕及华东局领导同志深刻理解党中央关于保全上海，保护爱国民主人士，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管上海的一系列指示。同时，总前委确定了上海战役的指导方针：既要歼灭防守上海的国民党军，又要保全上海市，免遭战火的破坏，以利日后建设。正如陈毅所作的形象比喻那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因此，他们对我军攻城作战的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并从军事上、政治上、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使上海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向守志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总前委书记、华东局书记的岗位上，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以其精通马列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伟大胸怀，同自己的亲密战友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通观全局，精心策划，继淮海战役之后，又导演了渡江战役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永载于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武装斗争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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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
邓小平的功勋永远刻在世界屋脊上
阴法唐，山东肥城人。
１９３８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指导员，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冀鲁豫八分区濮阳县大队政委、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
１９４０年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五十九团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了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１９５０年率部进驻西藏。
１９５２年后，任西藏江孜工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
１９７１年后，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
１９８０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１９８５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是中共十二大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１９８８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阴法唐多年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特别是部队进驻西藏后，阴留藏，邓又特别关心西藏工作，阴多次受到邓的直接教诲，对邓小平有很深刻的印象。
１９８３年夏天，阴法唐携带着雪域高原的尘土，去北戴河，想看望邓小平，并向他汇报西藏的工作。但中央办公厅有通知，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疗养期间，不要打扰他们。
后来因为阴法唐来自西藏，而中央领导又很关心西藏工作，破例接待了他。一天上午小平同志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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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游泳的时候，在秘书的引领下，阴法唐见到了这位老首长。作为一个３０多年前在他麾下战斗过的老兵，阴法唐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对一些问题问得很细，一些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
邓小平和阴法唐交谈完之后，就径直游向大海。
他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
阴法唐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几经沉浮的大政治家，他一生都在奋力搏浪前行，一直都在关注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３０多年前阴法唐作为入藏部队的指挥员之，曾在邓小平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解放西藏的任务，并一直留在西藏工作。对此，他还记忆犹新。
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
当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解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注大陆上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期望。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号召。毛泽东曾经希望由西北局去经营西藏，但彭德怀同志认为从北路入藏困难较大，而且短期内难以克服。毛泽东反复权衡后，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在莫斯科致电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确定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南局担任。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于是，这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就落到了二野肩上。刘邓首长研究后，决定由十八军完成进驻西藏的任务。同时报告中央，并请求“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经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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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措一切。”
１月８日，西南局即向中央报告了进藏工作计划和西藏工委组成名单。
当时阴法唐是十八军中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说：“从此，十八军的数万官兵以及他们的后代永远与西藏这片古老神圣的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邓政委“是一位非常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考虑问题的人，这种一代大政治家的胸襟和风范，在跃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等战役中就充分显示出来”。
“兵马未动，粮秣先行。”
为了搞好进驻西藏的后勤供应，西南局专门成立了支援司令部。但在邓小平同志心中，进军西藏，不仅要粮秣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先行。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召见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和师以上的主要领导。
刘伯承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
邓小平则接着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由于西藏的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有政治方面的，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所以，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政策问题极为重要。在宗教问题上，达赖是其中有力量的，但其力量不会很大，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他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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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阴法唐十分感慨：“这种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在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上得到了高超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
“在当时西藏这块情况复杂，矛盾纵横交错，压迫剥削残酷，僧侣贵族统治黑暗，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任务，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第一线指挥员，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
为活佛献花圈
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这一电报具体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指示西南局、西北局拟定与西藏当局谈判的条件。
阴法唐回忆道：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西南局为了坚决执行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紧紧扭住和平这个根本问题，向中央报告了解放西藏的４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基础。
后来，小平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和宽宏的气魄，纵览古今，放眼未来，紧贴西藏社会的现实，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上，深谋远虑地亲自起草了十项政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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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解决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这十条既是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依据和必须遵守的准则。我党后来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签定的和平解放西藏的１７条就是在这十条基础上发展的。
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曾先后派了两批人去拉萨劝和。
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离境，一批遭扣押。西南局在物色赴藏代表人选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总司令长征时路过藏区结识的好朋友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去拉萨劝和，小平同志感到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可佳，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缺乏和平诚意，拉萨形势复杂，因而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暂不要前去拉萨，并将此意见报告朱总司令。总司令也专门电告西南局，对格达活佛深明大义，以西藏民族的利益为重，舍身劝和的精神表示钦佩，但劝他暂不去拉萨。无奈格达活佛决心已定，他要在劝和成功后再进京拜见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西南局只有尊重他的意愿。小平同志专门修书，请格达活佛转送达赖喇嘛，表明毛主席、党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英明决策和一片诚意。但是格达活佛壮志未酬，和平使命未竟，便在昌都惨遭暗害。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的噩耗传出，藏汉各族人民都悲痛不已。
在追悼会上，首长们都送了挽联和花圈，贺龙、邓小平同志的挽词是：“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分子所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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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法唐说，尽管我党做了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北局都为表示我们和平的诚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我十八军指战员也始终站在和平的大门前，等待西藏地方政府的醒悟和远见。
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怂恿支持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关闭了和平大门。他们调集大量藏军，布防于昌都附近，企图阻止我军和平进藏。
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６日，我党我军不得已拉开了著名的昌都战役的序幕。昌都战役的全面胜利为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和平谈判的基础。在我党我军的继续争取和影响下，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的其他官员也两次上书达赖喇嘛力主和谈的情况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派出了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政府和谈代表团，最后签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
既要平叛，也要防“左”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６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和贺龙司令员等西南党政军领导于１９日接见并宴请了他们。
邓小平向他们讲述了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坦诚而又坚定地表示我们是要认真执行的，还说了争取达赖从亚东回来于和平进军的好处，希望他们消除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