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7部分

　　　　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过，毛把他看作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他后来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前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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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拉吉夫·甘地：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拉吉夫·甘地是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印度国大党政府总理。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拉·甘地应中国政府总理李鹏的邀请访问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

　　　　８４岁的邓小平握着４４岁的拉·甘地的手说：“欢迎你，我年轻的朋友。”邓说：“从你的访问开始，我们能够恢复朋友关系。两国领导人将成为朋友，两国将成为朋友，两国人民将成为朋友。”随后，邓小平问拉·甘地说：“你同意这样看吧。”甘地回答说：“我同意这样看。”在甘地看来，他同邓小平的友好会见标志着他的访问达到了高潮，这显然是他期待的一种象征。美联社记者当日报道说：印度年轻的总理２１日会见了中国年迈的政治家。

　　　　新德里同北京麻烦的关系突然间似乎成了过去的事情。政治僵局已经打破。

　　　　邓小平与拉·甘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谈话，谈话的一部分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为题，发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

　　　　下面是拉吉夫·甘地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谈及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

　　　　我发现，他谈到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我们过去４０年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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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努力的事。那就是努力争取建立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把对抗作为解决办法的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努力争取建立一种比较公平合理的新经济秩序。

　　　　我们一致同意，我们能够也应该向前走。我们已经奠定了两国建立和平、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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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撒切尔：

　　　　邓小平非常执着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１９８２年９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２２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来到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２４６３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１６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义之邦——中国。”

　　　　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依然有效。”她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

　　　　２４日上午，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身穿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她先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交谈片刻，随后前往福建厅，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撒切尔夫人一见到邓小平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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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弦外有音地回答说：“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对中英最高级会谈，卫星进行了现场直播，全世界许多人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会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

　　　　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一再强调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仍然有效。

　　　　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和威信的问题，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３点原则性意见，即：第一，主权不容讨论。

　　　　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外电评述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英国前首相、政界元老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脸色凝重的女首相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步下人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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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北门石阶，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最短时间合力将铁娘子扶起。自然，这很快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

　　　　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

　　　　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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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

　　　　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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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汇价大跌。

　　　　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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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施密特：

　　　　邓小平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原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总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４年秋，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并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第二次访华时，邓小平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纵论了天下大势。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记述了他再次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以及参加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阅兵式的感想。

　　　　施密特两次访华，两次印象绝然不同。初次访华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破坏。”

　　　　他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古老的大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腾飞。

　　　　他在谈判第二次访华时的印象时说：“１９８４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３５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

　　　　施密特重访中国时，邓小平已满８０岁，但在施密特看来，邓给他的印象却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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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密特当了８年联邦总理后，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演说家和评论家，他的政治判断，尤其是他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全世界深受重视。

　　　　下野后的施密特喜欢办报，搞新闻工作。当有人问他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回答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１０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完成了这一杰作，而没有某个人被枪决，或者像在莫斯科那样，某个人通过自然死亡让开了路，“邓通过自己的示范使老一代自愿退下来”。原联邦德国著名的报纸《世界报》以“施密特谈谁最伟大”为题发表了他的这一谈话。

　　　　下面是从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摘录出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４年以后，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１０年以后，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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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１９６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

　　　　１９７１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

　　　　１９７２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１９７５年秋这次访问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花夹。

　　　　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７０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