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赶忙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前年，平原县中心房价一千六百元一平方，稍偏一点一千四百元一平方，因为平原还是属于纯粹意义的农业生产县，配属的工厂也是以农业初级加工为主的工业，经过这几年折腾，十有破产倒闭或改制转产，因此平原不属于劳动力和资本输入性城市，可现在同样的地段为三千到三千五百元一平方，稍偏一点的为二千八百元一平方，而德高花园直接定价在四千元一平方起。”李政看了齐天翔微笑的脸，接着说：“前年，平原在岗职工人均工资年收入达到13573元，月均1131元；今年的7月份，县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经济动态，平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4万元，月均2000元。姑且认可县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也忽略工资‘被增长’的可能，但工资增长了不到一倍，房价增长了一倍多却是不争的事实。抛开货币超发和通胀因素，抛开医疗、教育等生活成本，只看基本事实，房价在居民生活中的涨幅就清晰可见，而房价的高低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房子作为商品早已为百姓认知，而且也早已认可房子的商品属性，但房子是用来住的，安居乐业是城市生活的体现和基本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也是政府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做的。奇怪的是，我们平原的决策者不但忘却了这些基本责任，反而像商人一样卖起了土地，成了和地产商上下联动的利益共同体。另外房价的高低有基尼系数在衡量，这也许太深奥，老百姓不易衡量，但老百姓的收入却是衡量房价的最好标准，几个月的收入买一平米房子，这样的房价是高是低，不是很明确的标准吗？但就是这样的事实，彭书记还认为房价低，房价丢人，意欲何为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在如今中央和省市政府调控房地产政策，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彭书记的言论就有些不合时宜，甚至与上级精神背道而驰了。地方政府要投资拉动，要gdp数字，要政绩，或者还有卖地增加财政收入，这可以理解，但如果还牵扯到个人利益，就另当别论了。”
“房价多少算好，这似乎不是一句话就能涵盖的。房价上天或入地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与丢人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联系。”齐天翔看到李政又有一点激动了，于是就接过话题，淡然地说：“关键看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应该首先搞清楚的问题，老百姓的收入不是用来买房子的，起码不是全部用来买房子，要生活，要教育、要医疗、要养老，都用来买房子，然后住在豪宅里喝西北风？”齐天翔硒笑着，不屑一顾地说：“收入和社会保障是相辅相成的整体，而且是重要的有机部分，老百姓要清醒，领导干部更要清醒。”
“这还不算雷人的，彭书记与土豪交朋友的言论才叫雷人呢！”李政转换了话题，笑着说。
“土豪是时下时髦的词汇，怎么咱们的彭书记也赶起了这样的时髦？”齐天翔不相信地问。老彭的水平能这么快与网络接轨，还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哪里啊！与‘土豪交朋友’，以及蜂拥而至的‘土豪金’、‘土豪宴’等等眼晕的字眼，不过是网络的调侃”，李政呵呵笑着说：“土豪本意是指地方上有钱有势的家族或个人，或指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有别于城市有文化、有一定修养的富裕群体，一般是指乡村中起家的富裕群体，特点是文化层次低、生活质量不高的土地拥有者。无一例外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与恶霸、劣绅处在一个层面，都是不值得现在人追捧的一个群体。网络的追捧有调侃的意思，也是一种新的仇富和表达不满的方式。改革开放几十年共同富裕却变成了土豪遍地，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对‘花园’、‘华府’、‘豪庭’的无奈，也是对‘饕餮盛宴’，‘奢靡聚会’，‘极尽奢华’，以及‘皇家享受’，‘帝王风范’，‘贵族体验’的嘲讽和奚落，而我们彭书记的‘与土豪交朋友’却是实指的，还是工作部署。具体要求就是让各职能局委，特别是一把手要主动与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服务。”
“这屁股到底坐到了哪里？”齐天翔愤愤地说着，与李政轻轻碰了一下酒杯，忧虑地说：“屁股决定路线，这绝对不是司机们的调侃，而是值得警惕的苗头了。都与土豪交朋友，老百姓怎么办？谁拿他们当亲人？”
“您忧虑的是啊，现在整个社会取向都发生了偏移，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舆论导向也在推波助澜。朝代更替尽管有其必然性，兴亡变换也有相同的路径，比如官僚、阶层矛盾、民不聊生等等，但社会形态或理念的变化却是相同的，而每一次的改朝换代给民生、民族带来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往往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的修复。历史毕竟不是游戏，可以从头再来，也不是电脑程序，可以刷新复制，还是需要认真反思。”李政叹了一口气说：“不说各级媒体的为钱是取的导向，没钱什么也干不成的无奈谁都躲不过，就说央视吧，央视应该不缺钱吧，可除了央视的新闻部门，还代表着党和政府喉舌的那一部分，其他部门都在干什么，财经频道紧盯着企业家和富豪，娱乐频道变着花样领着大家玩，电视剧频道不是婆媳争端，就是男女情爱波折，要么就是不讲道德的竞争和个人奋斗，好容易有了一个《百家讲坛》，上来忽悠的不是帝王将相，就是争斗权谋。看不到他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思想体系中承担的使命和作用，尤其是在抵制社会腐朽文化和拜金主义思潮方面应该发挥的表率作用，反而看到其打擦边球和钻政策空子的精妙，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是啊！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抵制不良文化和思潮的侵蚀，电视媒体首当其冲，应该有一条红线约束才行。”齐天翔思索着说：“应该在净化社会空气、弘扬主流文化思潮方面作出些牺牲，不能都给人一种‘穷疯了’的感觉，毕竟媒体应该这样做，而且也必须这样做。”
“有点沉重了，咱哥俩这是怎么了？”李政呵呵笑着端起杯子给齐天翔敬酒，“说点轻松的，你对民间融资了解多少？”
“不是太了解。”齐天翔意识到这一大圈绕下来，终于要进入主题了，所以老老实实地说：“只是知道类似过去说的‘老鼠会’那样的东西，怎么了？”
“民间融资也就是除了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资金运作行为，具有灵活、高效、简单、方便的特点，有点类似于过去的互助会，不同的现在是有偿服务，以前的民间融资多出现在应急、救苦的性质，现在却大多出现在经营者和企业主之间，短期的资金需求以解决燃眉之急，与单纯的集资和老鼠会还有一定的区别。”李政简单地解释着，“但高息是民间融资的基本特点和形式，尽管银监会有规定，超过国家利率三倍的民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可现在的民间借贷何止是三倍，因此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听你的意思，平原县现在有高息民间融资的现象。”齐天翔立即警觉起来。
“何止是现象，现在已经呈燎原之势，怕难以控制了。”李政伸手扶了一下滑落到鼻尖的眼镜，急切地说：“也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家逐步收紧信贷以后，县里边就出现了民间融资的苗头，开始规模并不大，而且都是在企业和商业行业悄悄地进行，但下半年以来，开始大规模蔓延，很多人都拿出自家的积蓄投入到里面，因为高出银行储蓄近十倍的利息收入还是很吸引人的，机关也有很多干部也参与到了其中。保守的估计，怕是有几亿元之多。”
“多少？几亿？”齐天翔有些吃惊了，这么大数量的资金来自于并不富裕的平原，一旦出现闪失，后果他不敢往下想了，急急地问：“是谁在操纵这件事，难道县委和县政府都不知道吗？”
“是高山的德隆投资公司在做这件事，县委政府都知道，但愿不愿管就是另一回事了，郝县长专门跟彭书记说过这件事，彭书记不客气地让政府管好自己的手，市场的事情让市场自己解决。”李政忧心忡忡地说：“这么大的资金集聚，而且很多都是老百姓生活和养老的钱，还有一般机关干部辛辛苦苦的积蓄，我实在有些担心，什么行业能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利润，来支撑这每年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怕就怕资金链一旦断裂，或者有些人就不是以融资为目的，那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了。”
“真的会这么严重？”齐天翔瞪大了眼睛问，其实他已经想到了这样的结局，只是不敢想下去，“还能有什么措施弥补吗？”
李政迎着齐天翔的目光，缓缓地摇摇头，“看来很难了，银行储蓄有国家托底，起码还能保证存款的安全，可民间融资或恶性集资就不好说了，收新还旧加上利息支出本就所剩不多，能够投入项目的就更少了，何况还不一定为了投资。听说清河那边也有资金过来，怕是都难以幸免了。”
“这是饮鸩止渴，这是作死啊！”齐天翔咬着牙恨恨地说：“应该做些什么，起码应该有些防范，有些准备吧！”
李政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应，也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防范，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气氛有些沉默，一时陷入了僵局，也就没有了兴致，草草又喝了一杯，两人都散了，而齐天翔却怎么也难以放松下来，一直到回到宾馆也还是闷闷不乐。
第二十章 伯乐与马
挂职结束前夕，省委组织部领导约谈，建议齐天翔继续留任河海省纪委，准备接任纪委书记一职，并通知他到中央党校，进行职前培训。由此也使齐天翔想到了前一次的约谈。
那是两年前，当时是首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的齐天翔第一次进中央党校，而此时的谈话却是通报他去河海省纪委挂职锻炼。
此前在河海省任省长的岳父曾明确向省委表示，希望退休后留在河海，不去全国人大或政协任职，也希望小女儿和女婿能来河海工作，他很为难，既不想放弃自己的专业，也对从政没有过多兴趣，但面对老人的请求他又不好拒绝，只是希望考虑成熟再说。
但而今，组织部门的谈话是拒绝不了的，只好同意并在结业后挂职省纪委调研室主任，直到两年后再次进党校进修。
在到河海省纪委报道之前，齐天翔与妻子阎丽一起回家看岳父，尽管多年来与岳父的交往并不少，但这样的交往却很有些不同。
岳父明显老了许多，也许是行将退休的缘故，老人的矜持和稳健少了许多，更多的是父亲的温情。
想当年岳父与齐天翔的邂逅还真有些机缘的成分，一个政法学院的研究生，一个中原强省的副省长，因为一个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法理问题展开了争论，其实也就是城管的性质和法理问题。
那是城市学会举办的一个论坛，中心议题就是城市管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矛盾。
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副省长，是主讲嘉宾，而坐在讲台下面的齐天翔，只不过是首都政法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说白了只是捧场的角色。但在闫博年的讲演中，齐天翔却越发觉得政府管理和制度设计的不足和问题，尤其是集中执法权以后的管理和监督，以及一个庞大管理队伍的管理和法理问题。在自由提问阶段，齐天翔率先提问，将自己的疑问一一抛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相对集中执法权只是众多职能部门城市管理的部分，这是不是意味着职能部门剥离了没有实际利益和权利的部分职能，在关键管理和职能交叉上，是不是会存在多头执法和执法打架的现象；二，执法权限的获得必需经由国家法律授权，城管执法部门只是个别地方和省成立的部门，大多没有归属管理，有些归地方政府办公室管理，有些归城建管理，有些干脆由政府法制办代管，这种混乱的管理模式势必产生短期和急功近利的弊端，而且容易滋长自身难以管理和护短的问题；三，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从成立之初起，名称就五花八门，有城市管理执法局，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有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可见各地的思路和用意都不相同，相对执法和集中执法的权限极不清晰，那么长期发展之后怎么定性也是问题；四，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建立之初，所面对的任务庞杂，卫生、秩序、交通、道理、噪音、粉尘，等等与城市相关的都在管理，但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管理，比如乱贴乱画问题，门面匾额规格不一问题，这处理起来相对简单，只要加强管理就可以解决，但随之而来的占道经营问题，城市拆迁和维护问题，市场管理问题，这些都需要于法有据，而且都需要刚性的执法和强制措施，这些都没有，即没有规范城管执法的监督管理法，也没有支撑其执法的法律依据，请问出现纠纷或暴力执法或暴力抗法，怎样保护各方的利益和安全。
洋洋洒洒的提问不但有的放矢，而且针对要害，完全打乱了论坛的部署，结果自然是副省长竭力解释，可面对绕不过去的问题省长也无法解释，用省长的话，很多问题我们也在探讨，可矛盾似乎无法调和，而且省长词穷后也只能是语重心长地忠告：“年轻人，你没有在基层工作过，不知道基层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具体问题，很多事情站在理论的角度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但尽管省长对年轻学者采取的是简单敷衍的态度，可实际上还是欣赏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真诚的年轻人的。
对于多年以后老人弃学从政的建议，齐天翔还是很矛盾，为此在谭平山到北京开会之际，还专门征求过他的意见。
由于与阎勇有着过命的交情，谭平山与这一家也有着重于血缘的亲情，而且每回上北京去，不管是路过，还是办事，都不忘到家里看看，而且每次都能拿些让阎丽惊喜的东西，而阎丽对老哥的感情非常的深，有些亲昵的口吻和动作都让他嫉妒。
对于齐天翔弃学从政，老哥是不同意的，但碍于老头的面子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