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立场，而他对人类的忧患则是俄罗斯那些集思想家、艺术家为一体的文化大师们传统的个性特征。
六十年代中期起，社会的自由度有所收缩，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面世较少，但他继续写作，陆续写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癌病房》 （196）、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岛》（1973—1976），七十年代末完成了长篇三部曲《1914年8月》、《l9l6年10月》和《1917年3月》。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直接介入政治。在1967年5月，他曾致信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要求“取消对文学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当他作为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而扬名西方时，其作品也在西方大量出版，这招致了苏联国内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协。次年，他却因“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他向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未能出国领奖。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定居美国，并获“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78年，他在接受哈佛大学的学位时发表讲话，激烈地批评美国和西方的功利主义生活方式，又引来一场骚动。如今，他被视为俄罗斯流亡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同时，他也被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崇拜者当成了具有传统斯拉夫派气质的精神和文化领袖。
第四节 战壕真实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灾难，也是俄罗斯人的骄傲。战后，卫国战争的主题长久地持续在俄罗斯文学中，成了一个贯穿二十世纪后半期俄罗斯文学的主线之一。据不完全统计，自战后算起，在苏联出现的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平均每年多达五百部。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卫国战争题材文学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趋向，一些作家不再对战争作概括性的浅面描写，如战时和战后几年里那样，或是控诉敌人的罪行，或是塑造英雄的形象，或是歌颂苏联人民和军队的胜利。他们转而侧重表现某个具体的战斗场面或某一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注重揭示战争中“残酷的真实”，将战争作为人、人的幸福和人道主义的对立面来加以声讨。这一倾向，被有的评论家概括为“战争文学的第二浪潮”；具有这类倾向性的作家，被称之为“战壕真实派”。“战壕”，说明描写面之小；“真实”是该派最高的美学追求。
战壕真实派的出现，与社会和文学中“说真话”、“写真实”、“非英雄化”等总的倾向是相呼应的，但它也不是在几日之内突然出现的。其实，在战时和战后几年中的文学里，早已有以小场面、真实性的描写著称的作品，其中最典型的是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1946）、卡扎凯维奇的《星》（1947）等。《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是其作者的处女作，它于发表的次年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小说写的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但选取的场景只是一条狭窄的战壕，描写对象也只是一些下级指战员及其修工事、运弹药与普通事。然而，就是在这些平凡的一举一动中，作者发现了、并且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勇敢。这部开战壕真实派之先河的中篇小说的作者，是维·涅克拉索夫（1911—1987）。五十年代，涅克拉索夫继续进行战争题材的创作；六十年代，他开始发表一系列捍卫艺术自由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章，并参与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为此，他于1972年被开除出苏共，1974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1975年侨居法国，在巴黎主编综合性的俄罗斯侨民杂志《大陆》。
但是，真正完成了战争文学之转折的，是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又译《人的命运》， 1956）。小说的主人公索科洛夫是一位普通的汽车司机，在战争中，他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受伤被俘遭迫害、战后被怀疑等遭遇，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但是他没有垮掉，仍在默默地奉献自己的劳动，而且还收养了一个孤儿男孩，以全副的心血去抚养他。这个不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通过一个普通人的遭遇，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同时表现了俄罗斯人丰富的感情和坚定的道德。整个作品洋溢着浓烈的悲剧气氛，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在小说的结尾，与作者交谈完毕的索科洛夫，牵着养子的手离去了，作者深情地目送着他俩：“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两颗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沙粒……是什么在前方等待他们呢？”《一个人的遭遇》的意义，一在于它道出了战争的真实，战争不是一幅胜利的图画，而是左右个人命运的恶魔；二在于它对普通人命运深切的同情，对“相信人、尊重人”的新思想的鼓吹。这篇小说手法上的现实主义和思想上的人道主义，不仅为战壕真实派奠定了基调，同时也为五十年代中后期、乃至六十年代的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一个路标。
后来被称之为“战壕真实派”的作家，大都是卫国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在年轻时穿过枪林弹雨，在人到中年时操笔对记忆中的战争场面作描绘。他们常用的体载是中篇，所描写的场面通常是一个高地、一条战壕、甚至是“一寸土”，所描写的对象也多为普通士兵和下级指挥员。因为他们大都具有过战斗经验，所以他们的描写非常细致，对战争残酷的渲染十分有效果。“前线诗人”之一的德鲁尼娜（1924—1992）在一首《无题》上曾写道：
我只见过一次白刃战，一次在白天，千次在梦中。
谁若说身临战场并不可怕，那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战争。
全诗仅四行，却记叙了一次战斗及关于这次战斗永久的记忆；这首诗没有空洞的描写和浪漫的歌颂，只是暴露了战争残酷的真实，让人窥见了战神严峻的面容。贯穿在战壕真实派创作中的，正是这种“残酷的记忆”。
战壕真实派中较为突出的俄罗斯作家，有邦达列夫和巴克兰诺夫等。邦达列夫 （1924—）在十八岁走上前线，先后在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中受训。他的两部成名作《营请求炮火支援》（1957）和《最后的炮轰》（1959）都是以卫国战争中某一小部队的战斗为描写对象的。《营请求炮火支援》写的是强渡第聂泊河占领对岸桥头阵地的两个营因未得到炮火支援而全军覆没的故事，炮火未能及时支援，一是由于作战部署有变，二也因为个别高级指挥人员不珍重士兵的生命。由此，在反映战争残酷的同时也突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吁。《最后的炮轰》写的是苏军一炮兵连在波、捷两国交界处布防以阻德军突围的故事，炮兵连长诺维科夫在组织、指挥战斗的同时，也在思考战争中的善与恶的问题。他在炮火中与卫生员列娜相爱，后在护送负伤的列娜、返回阵地的途中，在己方给敌人歼灭性打击的“最后的炮轰”中被自己部队的“卡秋莎”排炮所击中。这样的结局，更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性。邦达列夫的这两部小说，也被视为战壕真实派的奠基之作。六十年代，邦达列夫继续以战争为题，创作出了战壕真实与战争全景相结合的优秀作品《热的雪》（1969）和电影脚本《解放》 （1970）。七十、八十年代，邦达列夫作为文坛上最显赫的大师之一，陆续发表了《岸》（1974—1975）、《选择》（1980）、《演戏》（1985）等重要的长篇小说，开始对新老两代间、东西世界间、艺术和现实间的关系进行哲理性的思考。近年来，除了文学创作外，他还对政治现实不断提出批评，捍卫他视为正确的俄罗斯的道德和生活方式，已成为新的俄罗斯社会中又一类型的“持不同政见者”。
巴克兰诺夫（1923—）同样参加过卫国战争，他的代表作是 《一寸土》（1959）和《永远十九岁》（1979）。《一寸土》描写的是离国境不远的德涅斯特河岸上一小块土地上的守卫战。炮兵连长莫托维洛夫作战勇敢，但对战争也感到厌恶和恐惧，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在战斗中生存下去。在一天的战斗中，他没有死，可他身边的人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了，“牺牲了三十六个人，换到的却是德国兵丢下的一个小笔记本”。这部小说宣扬的“战争恐怖”、甚至是“牺牲无谓”的论点，引起过十分激烈的争论。而作者只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战争之前这句话说起来多么轻松。可是要保卫这一寸土地得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
老是停留于战壕真实，也许会使人感到有些英雄气不足。于是，从六十年代末起，一种将战壕真实与司令部真实联系起来写的倾向开始占上风，出现了战争文学中所谓的“全景文学”。
第五节 高声派和细语派
社会和文学的解冻，波及到诗歌。于是，一批年轻的诗人，大声疾呼地登上诗坛，他们用诗清算历史的陈帐，抒发人们淤积在心底的呼声，抨击现实，回答人们所关切的重大问题。在形式上，该派诗人也大多采用朗诵诗、政治抒情诗等诗歌类型，诗句铿锵，气势昂扬。这一批诗人自认为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是社会的代言人。这一批诗人后被人称之为“高声派”（又译“大声疾呼派”或“响派”）。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琳娜、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卡扎科娃等。
叶夫图申科（1933—）是高声派诗歌最突出的代表。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诗作，早年创作多为一些短小的抒情诗。五十年代中期起，他一反先前的诗风，走出“抒情诗的避难所”，他在诗中赞扬对个人崇拜的否定，赞成对人和人性的肯定。他的诗题材广泛，既写国际上的意识形态对垒，也于涉国内政治的进程，他的诗以诗风的雄辨和言论的大胆在当时的俄罗斯诗坛上独树一帜。在1956年的《致一代精英》一诗中，诗人写道：
一代人中的精英啊，请把我当作一名号手！
我将吹起进攻的号角，一个音符也不会走调，如果我的气不够，我会用钢枪替代军号。
这就是叶夫图申科的诗歌创作纲领。诗人的诗大多能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因为他敢于触及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还因为他有一颗真诚的心。他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曾说他的诗之所以为诗，他本人之所以为诗人，原因全在于他有着一颗“孩子般的心灵”。从登上诗坛至今，叶夫图申科领诗坛风骚长达三十余年，他不断地发表新作，不断地出席诗歌朗诵会和各种诗歌的和社会的活动，同时还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国（已到过八十余个国家），自命为“诗歌大使”，并不断地尝试各种体载的文学艺术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浆果处处》 （1981）、他的电影《幼儿园》（1982，作者自编自导）都曾获得广泛的好评。八十年代，他的长诗《妈妈和中子弹》（1982）、《禁忌》（1985）等先后获奖。
沃兹涅先斯基（1933—）是近三十年俄罗斯诗坛的又一株常青树。沃兹涅先斯基说过一句话：“天才是成群诞生的”。他是与众多“高声派”诗人一同登上诗坛的，并从此霸占着庞大的诗歌舞台。但诗人又说过一句话：“诗人们主要的共同点，却在于他们彼此都不相似。”在高声派诗人中，沃兹涅先斯基确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他同样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同样倾诉民众的呼声，但他诗歌的突出之处，却在于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作为诗歌形式大师帕斯捷尔纳克的学生，沃兹涅先斯基早就掌握了驾驭语言的技巧，在他的成名作《戈雅》一诗中，诗人运用俄语中“г”（音“格”）这一辅音的反复，制造出一种紧张、急促的氛围，既传神地表达出了戈雅绘画的神韵，又独自营造了一幅表现主义式的诗歌画面。之后，在他的每一首诗中，几乎都有大胆的联想、奇异的隐喻，他甚至在排列、字形等细部上也要下一番苦心。他称骑摩托车的人为“坐夜壶”，称海欧为“上帝的三角裤头”，称女人为“反男人”，等等。他的组诗《长诗＜三角梨＞中的三十首离题抒情诗》曾因形式的新奇和荒诞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表态说啃不动这只“三角梨”。但是，诗人在诗歌形式方面的探索总地来说是富有成效的，它拓展了诗歌读者的想象天地，扩大了俄罗斯诗歌的表现手法，同时也缩小了俄罗斯诗歌与同时代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间形式上的距离。沃兹涅克斯基在诗歌的形式构造方面体现出来的天赋，也许部分地来自他作为一个画家和建筑设计家的思维模式。他后期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反世界》（1964）、《声音的影子》（1970）、《彩绘玻璃镶嵌大师》（1976）、《精神工长》（1982）、《公理·自寻》（1990）等。
高声派之后，另一诗歌流派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悄然而至，却又充满自信，这就是细语派诗歌。其实，这一流派、或曰这一风格倾向出现得并不比高声派晚，当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在舞台、广场和体育馆等处慷慨朗诵时，另有一批诗人却在客厅、沙龙或密林中怨诉衷曲。自然，较之高声派，这派诗人是默默无闻的，只是在高声派慢慢放低声音之后，他们的轻歌也开始被人们所倾听。六十年代初期，当社会大动荡以及由此引起的情绪波澜渐渐平息下来时，人们在注重大主题的同时也开始留心诗的“小主题”，人们在关注身外的社会之后也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到兴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和人们的心理背景下，细语派诗歌开始走红。
细语派诗人很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作直接的反映，他们涉猎更多的是爱情、历史、自然、死亡等“永恒主题”。他们的诗，抒情多于议论，意境清新，语言淡雅。该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科洛夫、鲁勃佐夫、日古林、库尼亚耶夫等。
索科洛夫（1928—）被推为细语派的鼻祖，他的主要诗集有 《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