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功力，其风格影响到了不同倾向的众多作家。在柯罗连科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综合。他曾在创作理论上倡导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他对大自然的艺术处理，往往带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尤其重要的是，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抨击，同时也有对人民力量和民族未来的热烈信念。这一切，使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高尔基就曾将柯罗连科尊称为自己的“老师”。柯罗连科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伯罗斯文学之间一位重要的桥梁，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家所意识到。
与上述三位大师一同坚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还有许多作家，他们之中最为出众的，是蒲宁、库普林、扎伊采夫、魏烈萨耶夫、纳德松、迦尔洵等人。这一批作家创作的主题和艺术风格都不尽相同。蒲宁和扎伊采夫多以俄罗斯的乡村生活为对象，展现出诗意的、同时又让人悲哀的生活现实；纳德松和迦尔洵分别以诗和小说为体裁，体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迷茫、悲观的真实心态；魏烈萨耶夫和库普林则在对现实的客观描写中发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力量。能将这些作家统一起来的，是对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社会态度上，他们都程度不同地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他们各自在创作中作出了新的探索。他们的创作，不仅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在新世纪中的延续，而且也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身。
第三节 象征主义文学
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形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它是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而出现的，同时，这一现代文学潮流的出现，又是俄国社会当时内部的和外部的、社会的与文学的等各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在经历了始自彼得大帝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后，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地道的欧洲国家。俄国的知识阶层和文化阶层，大都受过欧式、主要是法式的教育。在文化、精神生活领域，俄罗斯与整个欧洲是相通的。惯于向欧洲出口精神产品的法国文化，在两世纪之交时分把象征主义输出至欧洲各国，俄国自然也要受其影响。后来成为俄国象征主义主将的许多人，都曾在法国受过艺术熏陶。因此，当象征主义文学兴起之后，俄国文学家便有意于把这朵奇葩嫁接到俄国文学的躯干上。
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风云变幻，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继爆发，使人震惊，也叫人迷茫。当时的思想界、艺术界弥漫着一种浓烈的世纪末情绪，从哲学到文学，从宗教到艺术，都在为寻求命运药方而努力。探索的道路不同，最后的答案也不相同，但那种迷惘的心态和情境，却构成了象征主义文学最佳的生长土壤。这是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产生的时代氛围，也是其赖以发展的社会条件。
俄罗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持续了约二十年，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象征派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象征派的理论家们纷纷介绍西欧的象征派理论，同时大量阐发自己的见解，建构象征主义的理论体系；同时，一些象征主义作家、诗人，也开始了创作实践。许多象征主义刊物创刊，还出现了数个象征主义小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小组”和“彼得堡小组”。参加“莫斯科小组”的有勃留索夫、巴里蒙特、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和波里亚科夫等人，“彼得堡小组”则由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明斯基础和罗扎诺夫等人组成。
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是俄国象征派的全盛时期。象征主义的诗集和小说纷纷问世，各领风骚。尤为醒目的是，以别雷、谢·索洛维约夫、勃洛克等为代表的所谓“青年象征派”步入文坛，形成声势浩大的俄国象征主义的“第二浪潮”。他们的介入，既壮大了俄国象征主义的声势，扩大了其影响，也加深了其内部的分歧，加重了其危机。
1905年革命以及之后的若干年，是俄国象征派的危机时期。作为当时此起彼伏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象征派的诗人和作家们难以无动于衷；但由于观照社会的角度不同，象征派迅速分野，旧有的分歧深化为难以调和的矛盾。“勃留索夫派”继续主张独立的“自由艺术”，“青年象征派”倡导象征主义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新路派”则仍奉行“新宗教启蒙说”，把象征主义当作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三派互相对立，争论十分激烈，象征主义在争论中逐渐走向消亡。象征主义文学杂志陆续停刊，许多象征派人士声言放弃“主义”。时至二十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时，象征主义便为后起的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所取代了。
与西欧象征派一样，俄国象征派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唯心主义。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是梅烈日科夫斯基和弗·索洛维约夫。
梅烈日科夫斯基 （1866—1941）是一位知识渊博、著述甚丰的俄国思想家，他毕生治学的目标，就在于用新宗教意识启蒙人类。他在1893年发表的《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之原因并论其新流派》一书，被认为是俄国象征主义的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将象征主义这一新艺术的三个主要成份规定为“神
．秘的内容，象征和艺术感染力的扩大”。梅烈日科夫斯基将象征主义视为一
．．．．种世界观，一种宗教观，他的理论，使俄国象征主义理论具有了一层浓重的、有别于西欧象征主义理论的哲学意味和宗教色彩。对俄国象征派、尤其是青年象征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 （1853—1900）。他的唯心主义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位哲人认为，文明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宗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寻求从时间世界至永恒世界的出路，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根本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人、支撑着人的，就是所谓的“永恒温柔”。他的两个世界的对立、对应说，他的“永恒女友”的形象，都给了象征派人士以极大的启发。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成就，集中地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短短的几十年，涌现出大批的优秀诗人和大批的诗作，世纪初的俄国诗界，刹时成了一个星汉灿烂的文学宇宙。在俄国象征诗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位姓氏恰巧都以字母ъ起首的大诗人，这所谓的“ъ氏四杰”。就是巴里蒙特、勃留索夫、勃洛克和别雷。
巴里蒙特（1867—1942）是早期俄国象征诗派最杰出的代表。勃留索夫曾说，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十余年间，正是巴里蒙特在“牢牢地统治着俄国诗歌”。到他在1942年客死巴黎郊外时止，他共写出了二十余部诗集，还有大量的散文、批评和翻译著作。在巴里蒙特的诗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太阳、个性和音乐。在他那本被称为“象征之书”的诗集《我们将像太阳一样》的扉页上，诗人引用了古希腊哲学家阿拉克萨奇拉的一句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巴里蒙特将太阳视为美和力的象征，视为自我、个性的象征。除太阳外，宇宙、自然界的一切，都被巴里蒙特赋予了个性色彩，都成了泄扬个性的对应器官。巴里蒙特又是一位“音乐诗人”。他在诗歌技巧方面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为整个俄语诗歌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和后来都得到了公认，其中，又以他在诗歌音乐化方面的尝试最为人们所称道。他在诗中细致地采用多种修辞方式，营造出一种一咏三叹、余音不尽的语词氛围。如这段诗：“我幻想捉住离去的阴影，／流逝了的白天之离去的阴影；／我向塔上攀去，／阶梯抖个不停，／阶梯在我的脚下抖个不停。”（《我幻想捉住离去的阴影》）当然，巴里蒙特诗歌的音乐感，也来自其诗整体的谋篇布局，更来自于其诗中朦胧的情绪和飘忽的意象。
勃洛克 （1880—1921）是俄国象征派的主将之一，也是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最杰出的大师之一。他自幼被寄养在外祖父家中，而外祖父就是彼得堡大学的校长。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家族中女性们的文学活动，给勃洛克以极大的影响，使他成长为一个天性敏感、才华横溢的抒情歌手。他于 1904年出版了处女诗集《美女郎诗草》，他自称这本诗集是一部“诗体的恋爱自传”，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他新婚燕尔的妻子、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烈夫的女儿柳鲍芙的。勃洛克曾将诗人称为“和谐之子”，并说这种和谐，首先就是“世上各种力量的和谐”。勃洛克的抒情诗，也是这种和谐体，但它决不是一种活泼、一种平静，而是一种“复调抒情诗”。勃洛克的诗，充满形象的对比、色彩的对映、感觉的对立，充满一种燥动和难耐。十月革命后，他将现实的革命内容和象征主义的诗歌手法相结合，创作出了长诗名篇 《十二个》。勃洛克的创作，使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获得了最高体现；同时，随着勃洛克与象征主义的决裂，随着勃洛克有早逝，俄国象征派也失去了自我。
除诗歌外，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也推出了一些说佳作。在象征主义小说创作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安德列耶夫和索洛古勃等人。安德列耶夫 （187—1919）在他著名的《七个死刑犯的故事》、《红笑》等作品中，对当时的现实作了变形的描写，营造出一种阴冷恐怖、神秘悲观的氛围。其中，《七个死刑犯的故事》是安德列耶夫最著名的作品，它以革命失败后七个被判绞刑的死囚在法庭上、监狱里和绞架前的心理状态为对象，将人的心态与社会现实相对应，写出一幕神秘的悲剧。他的艺术手法中，不仅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还融汇进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艺术成份。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有过一段精辟的议论：安德列耶夫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
俄国象征主义是唯一一个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西欧象征主义是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界线，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总的源头。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也同样具有这种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就文学内容而言，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革命性的转折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就艺术形式而言，二十世纪俄语文学中实质性的变化则发生在俄国象征派出现之时。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受其影响而出现的其他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妍，不仅形成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的“白银世纪”，同时也宣告了俄语文学史上一个“后普希金时期”的开始。
第四节 象征主义之后的现代主义文学
在象征主义衰落之后，俄国文坛又出现过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克梅派和未来派。
1913年，俄罗斯诗人古米廖夫在《阿波罗》杂志上发表了《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一文，在文章的一开头，作者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象征主义结束了自己发展的全过程，如今正在衰落……前来接替象征主义的是一个新的流派，怎么称呼它都行，——叫阿克梅主义 （源于希腊文，意即“事物的高级层次”，“花朵”，“繁荣期”），或叫亚当主义 （对生活勇敢坚定的、明确的看法），——不管怎样，这一流派追求较象征主义更多的力的均衡、更准确的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这段话，概括了阿克梅主义的性质，古米廖夫的这篇文章，后也被公认为阿克梅派的文学宣言。在这篇宣言中，古米廖夫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纲领归纳为：反对象征主义对世界神秘、朦胧的暗示，提倡对具体、客观的现象的把握；承认象征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但不愿因此牺牲其他一切诗歌表现手法；寻求一切手法间充分的协调，要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有力的诗律体系；并不放弃对不可知、乌有、瞬间等的表现，“新流派的原则之一，就是永远沿着阻力最大的路线前进”。综合地看，阿克梅主义强调的是具体和力度，是技巧和个性。
参加过阿克梅派的有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曼德里施塔姆、戈罗杰茨基、库兹明等人，这些当时就很有名的诗人，后来都成了二十世纪俄语诗史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创作，不仅充实了象征主义危机之后的俄国诗坛，也为俄罗斯文学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古米廖夫 （1886—1921）生于一军医家庭，他很早开始写诗，中学时就出版过诗集，后留学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志愿上前线。1910年，他与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结婚。他一直是诗坛的活跃人物，创办过文学杂志，还担任过彼得格勒诗人协会的主席。1921年，他在彼得格勒被捕，二十天后以“反革命阴谋罪”被处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古米廖夫共创作了八部诗集，即
《征服者之路》、《浪漫的花朵》、《珍珠》、《异乡的天空》、《箭囊》、《篝火》、《帐篷》和《火柱》。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诗剧、长诗和一些散文作品以及诗歌译作。古米廖夫曾将自己诗的灵感称作“远游的缪斯”，因为其大半诗作都是以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为灵感源泉的。非洲的沙漠，北欧的雪景，罗马的名胜古迹，东方的宫廷秘史，纷纷成了古米廖夫诗作的对象或主题。他还翻译过一本中国诗集，其中收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此外，古米廖夫的诗作多具有某种“史诗风格”。他的长诗虽然大都不长，但场面阔大，情绪激昂，如描写哥伦布的《发现美洲》。他的抒情诗中也常有内容的叙述和细节的描写，抒情主人公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