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为党和政府有力的“武器”。
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新生的俄罗斯文学经历了一条从幼稚到成熟、从繁杂到统一的道路。革命后，最为繁荣的首先是新诗歌，无产阶级诗歌和农民诗歌相互呼应，由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和叶赛宁构成的新诗的三驾马车辉煌地驰骋。稍后，苏维埃俄罗斯的小说创作也开始显露出其个性，它塑造出的独特的英雄形象群为世界文学所罕见。在这类小说中，又以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和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最为著名。它们为苏维埃时代的俄罗斯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革命后，文学与革命的问题成为文学界一个争论不止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过许多论战，如托洛茨基与“岗位派”的论争，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的论争，等等。与此同时，众多的文学团体也很活跃，它们彼此间的争吵，也使得当时的文坛一时热闹非凡。
一种崭新的文学，毕竟在十月革命后短短的几年中建立了起来。在创建新文学的工作中，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与其他一些革命作家一同，为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大厦垒下了最初的基石，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也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可以留赠后代的传世之作。
第二节 文学团体及其论争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余波仍在继续扩散，稍后，新经济政策时期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氛围，又为思想文化提供了较为自由的领地。在这种形势下，众多的私人出版社纷纷成立，各种报刊纷纷创办，在文学界，则涌现出了许多文学团体，它们与一些留存下来的文学流派一同，彼此间或激烈争论，或友好竞争，把当时的文坛装点得异常繁荣、精采。在这些团体中，活动比较经常、影响比较大的有：“未来派”、“意象派”、“列夫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拉普派”、“锻冶场派”、“谢拉皮翁兄弟”，等等。“意象派”成立于1919年2月，这个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因著名诗人叶赛宁的加盟而名声大振。这个主要由诗人组成的团体，把对形象、尤其是奇特形象的追求，当成他们创作的唯一目的，同时也将此列为艺术的唯一使命。他们在宣言中宣誓，要作“真正的艺术匠师”，像擦皮鞋一样“从形式上擦除内容的灰尘”。对形象的极端崇拜，无疑是一种错误，但这种崇拜在叶赛宁诗歌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却是新鲜、诱人的。
团结在《锻冶场》杂志周围的一些工人诗人，是所谓的“锻冶场派”，和该团体的称谓一样，该团体成员及其创作体现着浓烈的工业味，他们强调诗歌的“机器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和“非无产阶级的”同时代作品抱敌视态度。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宽容措施曾让这一批作家感到茫然，因而在创作中表达过一些消极、失望的情绪。后来，曾加入该团体的革拉特科夫、里亚什科等人，创作出了《水泥》、《熔铁炉》等反映大工业生活的长篇小说，才使得该团体具有了与其他文学团体相抗衡的艺术实力。“谢拉皮翁兄弟”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团体，是一个与别的流派争论最少、其成员最潜心于文学创作的团体，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也是一个文学成就最大的团体。加入“兄弟行列”的有左琴科、楚科夫斯基、费定、吉洪诺夫、符·伊万诺夫、卡维林等人。他们没有发表过共同的宣言，但他们有一个大致相同的创作倾向，即主张文学超然于政治和革命之外，“排斥任何倾向”。这一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显得落后于时代的，且有形式主义之嫌，但这一主张却使其成员能够安坐于书斋之中，修养其文学技巧，从而在后来成长为俄罗斯文学的大家。“列夫派”实际上是“未来派”的继续。未来主义的文学主张在上一章中已作了介绍。十月革命并未阻止未来派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继续发展。这一派迅速站到了革命的一边，它一面继续坚持反传统的立场和革新语言的尝试，一面标榜自己为最革命的、纯无产阶级的艺术，宣称“未来主义就是国家艺术”。二十年代，未来派在没有得到官方支持而逐渐衰落之后，“列夫派”作为其替身出现了。“列夫”系俄文“左翼艺术阵线”的缩写。该派的主要活动家大都系原未来派的成员，如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特列嘉科夫、阿谢耶夫、克鲁乔内赫等。除仍旧主张反传统、新形式外，列夫派还提出了“生产技术”、“社会订货”等庸俗化的口号，试图消灭艺术的特性。
与“列夫派”同样自我标榜为新的革命艺术之代表的，还有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个成立于十月革命前夕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在革命后迅速发展，拥有几十种报刊和几十万会员。其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对新文化的建设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该派的领导人鲍格丹诺夫等人却在理论上对他们的追随者作了错误的引导。根据所谓的“组织经验说”，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化，都是反动的、落后的，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可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这一“庸俗社会学”的文学观，虽然在当时就受到了来自官方和其他方面的激烈抨击，但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这一思想却时隐时现，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创建进程。
未来派和无产阶级文化派都自封为最革命的艺术，因而，它们之间的争论就在所难免了。两派虽然在反对文化遗产这一问题上态度一致，但在如何建立新文学的问题上却争论不休。同样的论争，还发生在托洛茨基和“拉普”中的岗位派”之间。“拉普”系俄文“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它是二十一三十年代俄罗斯最大的文学团体，它在基层拥有分支组织，会员达万余，办有杂志多种。二十年代后期，“拉普”主要的阵地是《在岗位上》杂志以及后来的《在文学岗位上》这两份理论刊物，因而“拉普”后期的代表人物又被人们称之为“岗位派”。“拉普”的领导人是阿维尔巴赫，他在领导“拉普”的工作中表现出了杰出的组织才能，但是，“拉普”所奉行的某些错误路线，也大都与他的偏狭认识相关。“拉普”将文学等同于政治，将文学创作等同于必须按时完成进度的生产任务；他们大搞宗派主义，无情打击文艺战线上一切“阶级敌人”。二十年代中期，“岗位派”与当时身居要职的托洛茨基展开了一场争论，论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能不能建立本阶级的文艺，以及靠谁建设和为何建设？
1923年，托洛茨基（187—1940）发表了一本题为《文学与革命》的书，其中收入的是他在革命前后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几十篇论文。论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取消”。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来不及创建无产阶级文学，一俟其创立起来，已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了；过渡时期的斗争十分激烈，无产阶级忙于夺取、巩固政权的大业，根本无暇顾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立；无产阶级在文化上也是一无所有的，它没有创建新文学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个“取消主义”的文学理论，是不符合当时的文学现实的。但是，与其争论的“岗位派”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否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艺术，企图创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艺。其结果，争论的双方都既没有战胜对手，也没有赢得官方的支持。这场争论以及其他文学团体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导致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1925）的出笼。这一决议强调：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中间派作家；在思想上既反’左”也反“右”，即对托洛茨基派和“岗位派”各打五十板；提倡各文学团体间的“自由竞赛”，反对对文艺的“行政干涉”。这一决议，对于创造一个宽松的艺术环境、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一决议的本身，却开创了一个“行政干涉”的先例，尽管与之后无数的“决议”相比，此原为最宽容的一个。
第三节 新的诗歌高潮
诗歌是十月革命后新俄罗斯文学绽开的第一枝花。诗歌因其形式的灵活，可以更快捷地反映现实中伟大的变革；革命胜利后的热情与乐观，也最宜于用抒情的诗歌体裁来表达。另一方面，在革命后的艰难时期里，旧有的出版社和印刷厂纷纷被封闭；纸张的匮乏，实际上限制了小说等大篇幅作品的出现。许多诗作同样无法出版，但它们或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或由诗人在广场、街头和咖啡馆中直接向读者朗诵。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诗歌赢得了第一个繁荣时期。在当时，无产阶级诗歌和农民诗歌互相媲美，诗坛上回响着马雅可夫斯基、勃洛克、勃留索夫、别德内依、叶赛宁等众多杰出诗人抒情的声音。诗歌犹如一辆金碧辉煌的三驾马车，在革命后一时出现的文学废墟间奔驰，而驾驭这驾马车的，就是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三位最杰出的大师——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勃洛克。
十月革命后，各现代主义流派的诗人仍在继续写作，巴里蒙特、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沃洛申等人在这一时期，由于内心受到了深刻的震撼，写下了许多不逊于他们前期代表作的诗篇。但对于新的诗歌而言，更为新鲜的现象，则是无产阶级诗歌和农民诗歌的登台及其冲击力。
所谓无产阶级诗歌，即出身工人的诗人的创作，这些工人诗人大多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成员。在这些诗人中，较为著名的有加斯捷夫、格拉西莫夫、基里洛夫、卡津、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等。无产阶级诗人的创作主调是歌颂十月革命、赞美无产阶级的劳动。他们的诗情绪乐观，热情奔放，且想象奇特，富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他们常爱用工厂、钢铁、熔炉、汽笛、车床等形象，来表达一个新生阶级的豪情和力量。请看加斯捷夫一些诗作的题名：《铁之歌》、《铁的花朵》、《在铁的花园中》、 《在铁的圣怀中》等等。因此，人们又称无产阶级诗歌为“铁诗歌”，称无产阶级诗人为“铁诗人”。除此之外，无产阶级诗歌的又一特色即所谓的“宇宙主义”，该派诗人以宇宙间的形象来壮大本阶级的气势，烘托革命的雄伟场面。格拉西莫夫曾写道：“我们举起月亮的铲子，铲下天空制服上的勋章。”这样的比喻，在无产阶级诗人的诗作中俯拾皆是。无论是写“钢铁”，还是写“宇宙”，无产阶级诗人写出了集体却忽略了个性。这是无产阶级诗歌的一个缺陷。
与无产阶级诗歌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另一股力量，是农民诗歌。农民诗歌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存在，而且，农民诗歌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早就存在于传统的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所以，十月革命后的农民诗歌又被称为“新农民诗派”。该派诗人与无产阶级诗人的初出茅庐不同，他们大都早已在诗坛享有盛名，如克柳耶夫、克雷奇科夫、奥列申、叶赛宁等。这些诗人欢迎革命，但按叶赛宁的说法，是“带着农民的偏向”走向革命的。他们欢呼革命的风暴，却又眷念乡村的美景和宁静；他们走进城市，与无产阶级合作，却又担心工业文明的可怕后果以及城、乡的进一步对立；他们时而希望投入革命的洪流，却又怕失去宝贵的自我。在农民诗歌中，这些矛盾有充分的体现。而矛盾的纠缠，却加深了诗的深度。除了农民诗歌的强大传统、农民诗人的独特天赋等因素之外，这也是农民诗歌赢得极高美学水准的因素之一。
在十月革命后出现的诗歌高潮中，最引人注目的诗人是勃洛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们曾分别是象征诗派、农民诗派和未来诗派的主要代表，但他们在继承各自流派之精华的同时，又超越了流派的限制，创作出了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诗篇。
勃洛克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创作出的长诗《十二个》，被公认为苏维埃俄罗斯诗歌的第一部经典之作。《十二个》写的是十二个赤卫队员于风雪之夜在彼得格勒街头巡逻的场面，黑的夜，白的雪，赤卫队员手持红的旗，走在大街上。巡逻期间，他们嘲笑了资产者，释放了革命豪情。他们中的一员，还开枪开死了曾是其情人的一位妓女。赤卫队员是革命者，同时，他们身上又勃发着野性的自发力。诗人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本质，对社会的代表力量作出了准确的描写。在诗的结尾，十二个赤卫队员继续前进，但在他们的前方，是头戴白色玫瑰花环的基督在指引道路。
对长诗结尾处的这个“基督形象”，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有人为之惋惜，认为是长诗中的败笔，说明诗人不理解革命的本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比喻，用基督借指列宁。勃洛克对革命自然没有政治家那样的洞察，对革命，勃洛克是赞成的，但也担心其巨大的破坏力量。在“破”与“立”这间，诗人在竭力寻找某种“第三力量”。基督形象，也许就是诗人找到的这种力，它作为残忍的补偿，作为未来的替代，体现着革命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净化力量，一种烈火后再生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附加形象，它构成了全诗象征主义式的对应：杂乱的尘世与净化的理想，漆黑的夜与白色的雪和白色的基督，自发势力与精神升华……在诗的开头，有“什么在前方行？”的问题，结尾两句为：“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是基督在前方行。”首尾呼应，构成一个整体。也有学者指出过这一点，迪尼亚诺夫曾言，整部长诗，“几乎均为结局主题的变奏、摆动和倾斜”。可见，基督形象应是理解全诗的钥匙。不过，作者也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结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