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主题的变奏、摆动和倾斜”。可见，基督形象应是理解全诗的钥匙。不过，作者也没有什么肯定的答案。结尾的形象，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提问。据当时听过勃洛克亲自朗诵《十二个》的人回忆，勃洛克总是以稍许的疑问语调朗诵结尾的两句。
叶赛宁（1895—1925）的处女诗集《悼亡节》发表于革命前的1916年，但他的诗名在革命前就已很大，甚至连皇后也召他进宫，亲自听他朗诵，还对年轻的诗人说他的诗太伤感。皇后的感觉是正确的，叶赛宁早期的诗充满哀伤的情调，在这片哀伤中，俄罗斯乡村的景色变得朦胧了，因而也就更神秘、更美妙了。革命后，叶赛宁感受到了革命对自由的释放，对不合理现实的破坏，因而感到欢欣，写下了短诗《宇宙的鼓手》、诗集《苏维埃俄罗斯》、长诗《安娜·斯涅金娜》等一批作品，歌坛新的现实和新生活的建设者。但另一方面，和大多数农民派诗人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矛盾，革命与个性的矛盾，艺术和现实的矛盾，在叶赛宁的内心中并未得以调和。他写出了以《酒馆莫斯科》为总题的一组诗歌，这些诗因其坦诚的表白、对放纵情感的歌颂而被视为“颓废诗”，而叶赛宁的这种心态也曾被贬为“叶赛宁气质”而受到批判。其实，从那些诗篇中我们同样能感觉出一个同样真实的叶赛宁，当他呼喊：“我像一个外国人，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可以交出一切，就是不能交出我的竖琴。”思想上、创作上的矛盾，真正的诗人天性，加上爱情上的挫折，使叶赛宁于1925年12月28日夜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中自尽。最近有的材料披露，有法医和有关人士据当时的照片和有关材料断定，叶赛宁系他杀，后伪造为自杀现场。不过，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证实。
叶赛宁临终前写过一首绝命诗（但愿不是伪笔！），其结尾两句为：
我们生活中死亡不算新奇，然而活着当然更不是奇迹。
读了叶赛宁的这两句诗后，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首《致叶赛宁》的诗，马雅可夫斯基针对上引两行诗写道：
死亡并不困难，难得是创建生活。
然而，写这两行诗时的马雅可夫斯基，也许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自己在五年之后，也和叶赛宁一样，采取了那种“并不困难”的死亡方式。1930年4月14日上午，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但在这之前，精力旺盛的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甚丰，给后人留下了大宗的诗歌遗产，使他得以与高尔基并肩，被视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二十年代中、后期，是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丰收期，也是其诗歌风格定型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列宁》、《好！》、《放声歌唱》等长诗，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同样鲜明的艺术风格。《列宁》直接对革命的领袖进行白描和歌颂，将概括性的描写和细节刻画结合起来，把叙事和抒情综合一体，后被推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诗歌领域的第一部代表作。 《好！》是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而创作的，被卢那察尔斯基称为“十月革命的青铜塑像”。《放声歌唱》未及完成，只是一个长诗的序篇，但诗人在其中一面歌颂现实，一面总结自己的创作历程。此诗与前作一样充满乐观、豪迈的激情，但已开始带有沉思的色彩。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在内容上旗帜鲜明，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唱赞歌；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通过这些长诗的写作而最终定型的“楼梯式”排列方式，在世界诗歌史中自成一家，其所能营造出的磅礴气势、所能传导出的强烈节奏感和动感，为后人所乐道，这一形式也一直为无数的后来者所模仿。
由于勃洛克的早逝、叶赛尔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自尽，新的苏维埃诗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小说等体裁的文学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从二十年代开始，诗歌在文坛的主导地位就开始让位于小说等，到二十年代末，这一过程已经完成。
第四节 同路人的文学“同路人文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曾是不同批评阵营相互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上面提到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对“同路人”作了这样的定义：“我们在文学中和在政治中一样，将这样的人称为 ‘同路人’：他正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个已知的点，沿着我们大家已在其上走出老远的那同一条路。” “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不是整体地把握革命的，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的他们也感到陌生。”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在革命和内战的枪炮轰鸣时，缪斯几乎完全沉寂，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复活的，复活之后它又立即被涂上一层同路人的色彩，同路人作家是革命后几年中文学创作的主力。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茨基以勃洛克、叶赛宁、皮里尼亚克、克柳耶夫、符·伊万诺夫、莎吉娘、阿赫马托娃和“谢拉皮翁兄弟”等人为对象，分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艺术创作，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给予较多论述的这些作家，后来都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大家，在文学史上都留有或深或浅的足迹。同路人作家不仅充实了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文学，而且也为整个苏联文学的奠基、发展乃至若干年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路人文学”的概念，在当时被运用得很广泛，也很笼统。除了托洛茨基所列的作家外，还包括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列昂诺夫等等，“拉普”中的有些人甚至还曾把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也列入“同路人”之列。比较合理的理解是，“同路人”是指那些既没有投入革命也不反对革命的人，“同路人文学”是指那些虽没有正面歌颂革命却也未刻意攻击革命和革命后现实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却往往是现实最准确的反映，因而也更具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初编译的两本俄罗斯小说集中，有一本就是专门介绍同路人作家的，题为《竖琴》，其中收有扎米亚金的《洞穴》、左琴科的《老耗子》、费定的《果园》、卡达耶夫的《物事》等十篇小说。鲁迅先生编译的另一部小说集，是收集无产阶级作家之作品的《一天的工作》。鲁迅先生评论到：无产阶级作家写的东西，“无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但他们的作品，“内容和技术，杰出的都很少”；而同路人作家，却由于“自己究竟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所以见诸于笔墨，便只能偏于洗炼的技术战胜了”。也就是说，同路人文学具有更胜一筹的文学价值。
扎米亚金（1884—1937）是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坛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作为“谢拉皮翁兄弟”们的“家庭教师”，他是文学同路人的领袖之一。他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两个小说，因其对现实怪诞而又准确的反映、因其夸张而又精细的艺术手法而轰动一时。《洞穴》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以寓言的手法将革命后困难的生活比作原始人的穴居生活，作品体现出的浓郁的阴冷情绪，叫人感到可怖、绝望。长篇小说《我们》写于1921—1922年间，写成后未能公开发表，但手稿却流传很广。这同样是一个政治寓言小说，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将来，一个理想中的国家建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只有代码而没有姓氏，一切行动绝对地步调一致。小说主角是一位数学家，他建造了“积分号”飞船，有一天他突然病了，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灵魂复活症。小说中还有一位女造反者，她为I—330号，她为夺回情感、夺回爱的权利而率众造反，但后来却失败身亡。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理想中的社会也许会是过于枯燥的；人们在为追求理想而斗争时，也许会同时失去许多十分珍贵的东西。扎米亚金的小说在当时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而后来，则被指控为“反苏”、“反共”作品，一直被禁。最近，他的作品被解禁，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承认。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中，扎米亚金继承并发扬了讽刺文学的传统；在世界范围内，扎米亚金则成了政治讽喻小说和所谓的“新乌托邦文学”的先驱。
1923年，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旧贵族作家阿·托尔斯泰（1883—1945）回到了俄罗斯。二十年代，他创作出了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前两部——《两姐妹》（1921）和《一九一八》（1928）（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完成于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天）。这部史诗性的巨著，描写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剧烈的历史变革时期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艺术地再现了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和两次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国内战争）间多彩的历史画面。小说的主人公是四位知识分子——卡嘉和达莎姐妹以及她俩的爱人罗欣和捷列金。他们起伏跌宕的命运线索、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承载着作者对个人与社会、知识分子与人民所作的思考。知识分子在革命和战争中失去祖国又找到祖国的精神探索过程，实际上也是作家本人经历的写照。这部巨著因其深刻的内涵和纯熟的艺术技巧，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它也为曾是同路人的托尔斯泰赢得了俄罗斯文坛领袖之一的地位，高尔基逝世后，阿·托尔斯泰曾接任他出任苏联作协主席。
同路人文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组成十分宠杂，成就也高低不同。当时众多活跃的作家、众多优秀的作品，均可归入此列。他们在当时人多势众，如鲁迅在《一天的工作》的《后记》中所言，革命之后的“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 ‘同路人’所独占”。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有着良好的文学修养，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通过他们得以继续，他们也以自己的努力，在为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作着奠基性的工作。
俄共（布）中央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专门谈到同路人作家的问题，决议指出：必须注意到同路人作家队伍的分化；必须注意到这些作家作为文学创作技巧方面的专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必须注意到这些作家动摇不定的态度。决议一方面指出“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一方面又主张“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二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不断巩固，社会的阶级构成的不断变化，同时，也随着文学界各派别间界限的模糊和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学队伍的形成，同路人文学逐渐失去了其特定的外延和内涵。1934年，苏联作协成立后，几乎所有的同路人作家都加入了作协，于是，同路人作家连同同路人文学，便成了一个文学史中的词汇。
第五节 英雄的诞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史中出现了以《恰巴耶夫》、《铁流》、《毁灭》等为代表的世界文学中第一批成功塑造出社会主义正面形象的经典作品，它们继承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进步的现实主义和高尔基创作中新型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为俄罗斯文学之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恰巴耶夫》塑造了一个在革命中成长的人民英雄的典型，《铁流》描写了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人民群众的觉醒，《毁灭》则表现了内战中人材的精选、革命中人的改造，这三部作品，创造出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新人的英雄形象。革命和战争中的英雄，在文学中的诞生，是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主要收获之一。
从二十年代初起，便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如皮里尼亚克的《荒年》、符·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扎祖勃林的《两个世界》、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李别进斯基的《一周间》、巴别尔的《骑兵军》、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个》等等。这些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绘了国内战争的激烈场面，刻画了各式各样的英雄。其中显得较为独特的，是《骑兵军》（1923）和《第四十一个）（1926）。巴别尔（1894—1941）的《骑兵军》是一个短篇集，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既塑造了为革命而战的勇士的形象，也暴露了这些革命捍卫者身上的残忍和放纵，作者的描写因此曾被指责为“自然主义”。这些小说在结构上很有特色，悲哀的场面常常突然被诗意的插曲所打断，英雄主义的壮举之前却是放荡的举动，一幕幕不协调的对比创造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境。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9）的《第四十一个》，将一位女革命者和一位白军军官置于一特殊场景（一座海岛）中，让他们相爱，但在白军军官呼唤白军轮船的关键时刻，渔夫之女马柳特卡却向自己的恋人扣动了扳机，这是她消灭的“第四十一个”“敌人”。
在二十年代内战题材的小说中，最为成功的作品还要数《恰巴耶夫》、《铁流》和《毁灭》，因为它们真正地实现了革命中的英雄向文学中的英雄的转移。
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恰巴耶夫》（又译《夏伯阳》）（1923）是内战题材小说中的第一部成功之作，小说描写的场面之广阔，情节延续的时间之长，人物的活动之多，都是这以前同类题材创作中所罕见的。但这些并不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决定因素，它的突出之处首先在于其人物形象的丰满。内战中传奇式的英雄、神勇和红军师长恰巴耶夫，是这部以其姓氏命名的小说当然的主人公。作者循着恰巴耶夫迈进的脚印，探明了英雄在内战烈火中不断成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写恰巴耶夫的成长，还不是作者的全部目的，作者想通过这一性格的发展史，表现出千万群众的觉醒和成长。恰巴耶夫是一个典型，他所走过的路，是内战中无数个红军指挥员斗争经历的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