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平衡政策实际上把更多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政府。1631年7月，
④
间或支持东林运动的大学士钱象坤（1559—1640年）在与周延儒争吵后去
④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 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 页；
和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 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 页；刘香的传
记，见 《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 页。
①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 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 （巴
黎，1960 年），第148—160 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
1493—1803 年》＇8＇ （克利夫兰，1903—1909 年），23，第29—92 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 《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 页。
③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
革命，1501—1650 年》＇196＇ （坎布里奇，1934 年），第34 和42 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
《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 年），第193—194 页。
④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 年》＇10＇ （里斯本，1959
年），第115—144 页。
… Page 387…
⑤
职。两个月后，大学士何如宠 （1598年进士，死于1641年）也辞职回家，
他在1625年时因同坚定的东林成员左光斗的友谊而被罢官。他辞职是因为同
⑥
周延儒和温体仁合不来。1631年12月，坐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因东北新近的
军事失利在朝廷受到猛烈批评而引退，他是东林的英雄，也是内阁成员。
1631年，发生了另一个政治上的不祥之兆。10月初，中官再次被派往北
部边境监视军队，这种做法在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本已取消。皇帝的改变
主意反映出他对文武官员愈来愈不满意，并想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廷里
经常不断的勾心斗角，可能使他感到太监更有用，因为他们直接对他负责。
这并不是说皇帝想回到前朝的黑暗日子，那时太监控制了皇宫和政府。
相反，他似乎下决心独自对政策作最后决定。不过，1631年以后，太监的影
响继续增长，尤其是充当皇帝的特别侦探，当时皇帝在北京和外地有一个庞
①
大的侦察网，对那些怀着义愤和恐惧回想东林在 1625—1626年的溃败的
人，这种事态发展是很不愉快的。
大学士温体仁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他在17世纪30年代初的政治动
荡中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增加了对皇帝的影响，他让皇帝相信他在政治上是
中立的，对党派斗争不感兴趣，只为皇帝的利益服务。尽管在现存资料中有
反对他的意见，尽管他建立了自己的党派，但他在将近10年中保持了一个聪
明、多疑、勤勉的皇帝的信任，其中四年担任首辅。但是，温体仁从来也没
有像张居正在1572—1582年支配万历皇帝那样支配过他的统治者。这表明，
通常都归咎于温体仁的明朝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许多失败，其实应
归咎于那个维护他的权力并向他下命令的人：崇祯皇帝本人。②
温体仁在1630年7月入阁后，利用他政治上的敏锐，整掉一个又一个反
对者而未引起皇帝的怀疑。正如他以前对钱谦益的攻击所表明的，他最喜爱
的靶子是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在17世纪3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他们
之中有几十人离开或被赶出了政府。其中著名的有大学士文震孟（1574—1636
年）、何吾驺（1619年进士）、钱士升（1575—1652年）、工部左侍郎刘宗
周、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少詹事姚希孟 （1579—1636年）。①
温体仁在看准时机时，也反对那些通常被视为东林运动的敌人的人，决
不犹豫，特别是当他们妨碍了他的时侯。1633年上半年，曾在钱谦益一案中
支持过他的首辅周延儒，被控犯了种种罪行，包括一条荒谬的指控，说他接
受陕西一个造反领袖的贿赂。当周延儒向温体仁求援时，温体仁不理。他在
那年7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温体仁。
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干旱、饥荒和叛乱，1632—1636年
虽然杨鹤在1631年10月罢官后陕西的军事形势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
基本上是一个假象。造反者不过是涌进别的省份以逃避官军或陕西恶劣的经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 （图森，1970 年），第1 章。也见李
文治：《晚明民变》＇334＇ （上海，1948 年），第15—51 页。
⑥ 《国榷》＇498＇，6，第5469 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 页。
① 杨鹤传见 《明史》＇41＇，260，第6725—6728 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 — 3页。
① 满桂传见 《明史》＇41＇，271，第6957—6960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 页。
… Page 388…
济情况，因为那里的许多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劫掠了。到1632年底，造反
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山西东南、北直隶西南和河南北部，那里的一些造反者得
到相当大的成功。他们占领了山西和河南边界的城镇，杀掉官员和许多地方
名流，很少遇上官军。从政府角度看，最可怕的情况是，造反者不仅证明他
们有能力在山西中部汾河沿岸相对富庶的地区有效地作战，而且他们已经转
向中国北部平原，能够进犯北京了。②
朝廷迅速行动起来应付这个威胁。1633年初，官军在山西和河南边境对
造反者取得一连串胜利。尽管他们在山西南部不时受到挫折，但到12月，他
们已经迫使许多造反队伍退过黄河，进入河南中部、湖广北部和陕西南部。
③
这些地区由于受到 1633年的干旱与饥荒的影响， 当造反军不去他们的老
巢，而向西部和南部推进时，就给他们提供了补充兵源。12月27日，河南
西北的渑池陷落；四天后，渑池西南的卢氏受到攻击；到1634年，一些造反
队伍在湖广北部的汉水沿岸自由来去。1634年3月和4月，造反军对长江沿
岸展开袭击，他们在那里穿过湖广和四川之间的巫山峡谷。
政府再次逐渐控制了局势。1634年初，任命曾在陕西北部大胜造反军的
①
陈奇瑜（1616年进士，1648年去世）总督河南山陕川湖五省军务，专办“流
贼”。不出数月，陈奇瑜设计在河南西部靠近陕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峡谷中，
诱陷数千名造反军。然后，他在一个引起争论的行动中断送了自己前程。他
②
接受李自成 （1605？—1645年）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的投降，派人将他们
及其部下遣送回陕北。但是造反者的投降是假的，他们杀掉护送的人，在陕
西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水流域开始了一连串成功的袭击。这次灾难后，陈奇瑜
③
继续留任了几个月，随后被逮捕，由洪承畴（1593—1695年）和卢象昇（1600
④
—1639年）代替，他们有以前在西北作战的经验。
洪承畴和卢象昇用了两年时间同流动的造反者作战，同时努力驾驭他们
⑤
手下难以驾驭的人员。1635—1636年，造反活动扩大，对朝廷幸运的是，
1635年初造反领袖们在河南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像它的策划者期望的那
⑥
样，达到目的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不过，在1635年的2月和3月，仍有两
股造反军在发动一次深入北直隶北部的战役中，设法尽量做到互相配合，他
们蹂躏了汾阳，掠夺属于皇室的财产。但他们没有在那里站住脚，第二年，
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西北。1636年他们第二次窜犯南直隶，
被卢象昇击退。
尽管造反者未能在帝国的经济腹地获得一个坚强立足点，但他们的人数
却大大增加了，常常对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造成重大损失。1635年8月，名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 （纽约，1974
年），第342 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 页。
① 祖大寿传见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 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 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 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 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 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 页。
… Page 389…
①
望很高的总兵官曹文诏 （死于1635年）和他的两千多人在甘肃东部遭到伏
击，全部战死。下个月，已经成为重要的造反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占领陕西
中部的两座州城，杀了两地的州官。李自成因陕西缺食，欲渡河去邻省山西，
②
被山西巡抚吴。�1589—1644年） 击退，被迫重新回到他的家乡陕西。虽
然李自成继续逃避，但1636年8月，陕西的官员们设法在咸阳西南的周至县
附近捉住了富有经验的造反领袖高迎祥（死于1636年）。高迎祥被送到北京，
在当年晚些时候被处死。
即使有这些胜利，政府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的工作仍有不少缺点。它
的工作由于外地不断出现的军事紧急情况而大为复杂化。西北地区令人震惊
的经济形势为造反领袖不断地提供补充兵源。此外，各地官军的素质一直在
下降。中国的军事理论认为，恢复和保持民心对镇压造反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个时期生活在陕西、河南和湖广许多地区的人民，认为某些政府将领
和他们的不受约束的军队跟他们要去镇压的匪徒一样危险。北京当局深知这
种局势内在的危险，但他们或者无能为力，或者不愿尽力。的确，朝廷很可
能感到它需要一切它能调动的军事支援，而过多地讲求方法和忠诚会起反作
用。
东南部的经济停滞和社会不稳定，约1634—1638年
明朝辽阔的国土，使得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另一个地区的影响很难作
出估计。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634年初秋在南直隶的桐城县发生的一次武
③
装起义。一种资料说，桐城的谋反者计划在一支造反军从西边到来时举行起
义。这支造反军始终没有来，谋反者就潜伏下来等待时机。9月14日晚时机
来了，一伙“暴民”攻破桐城，大肆焚掠。一个当时的人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乱民斩关、焚掠、结寨、扬旗、举火之夜，大姓俱走，此桐未有之变也。桐固鼎盛，而浇
漓怨毒风俗久变，讵知遂变而刀兵哉？④
另外一些观察家对暴力不太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富人自找的，因为他
们蛮横地和经常非法地对待社会和经济的下层人。尽管桐城起义很快就平息
了，但那里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于17世纪30年代中国东南
的其他地方，紧张关系的造成，除了别的原因外，是由于地方官、腐败的衙
门和地主豪绅的勾结。许多地主豪绅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⑤
由于中央政府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愈来愈重的负担就转嫁到小土地所有
者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
这类小土地所有者中的许多人最后面临两个不得己的选择。他们可以把
土地送给有势力的豪绅，作为佃农耕种它，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他们
的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的情况会好一点。不论他们作何选择，他们的土
地或者荒芜，或者落入那些有能力逃避赋税的人之手。应交的赋税就压在剩
下来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① 钱龙锡传见 《明史》＇451＇，251，第6484—6486 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 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 《明史》＇41＇，251，第6492—6493 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 页。
… Page 390…
许多纳税人的处境由于军费的增加而更加恶化，北京政府不得不减少不
必要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增加赋税，在1618至1637年间估计增加了六倍。